不幸的是，克罗门和菲普斯很快就因生意上的问题与米勒产生了分歧，并且迫使米勒离开了厂子。我意识到米勒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与他联手建立了新的工厂，这就是1864年“独眼巨人”厂。在他们投入运营后，把老的和新的工厂联合起来就成为了可能的也是明智的事情。1867年，由于它们的合并，便形成了联合钢铁公司。米勒先生不愿意再和他以前的合作者菲普斯和克罗门打交道，但我并不认为他们之间的嫌隙无法克服，因为他们不会控制联合钢铁公司。米勒先生、我和我弟弟将持有控股权。但是米勒先生依然不肯改变主意，他请求我买下他的股份。我劝他摒弃前嫌，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最后我只好买下了他的股份。他拒绝了我真诚的请求，或来他曾向我表示了悔意。他是我们这些人的先锋，本来是能够得到他应得的回报的——他和他的追随者都成了百万富翁。　　 在制造业方面，我们是新手，没有经验，我们为“独眼巨人”厂找了一块在当时被认为巨大的土地——共有七英亩。有几年，我们把这块地租给了别人。我们是否还应该在如此小的一个地方继续我们的制造业？这很快就成了我们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克罗门先生成功地制造出了铁梁，在这方面，于其他竞争对手相比，我们厂长期保持着很大的优势。新公司开始的时候我们按照客户要求生产各种规格的产品，尤其是其他公司接不了的活儿。我们还依靠那些在最开始需求很少，而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其需求量也快速增长的东西。凡是别人不能做或是不愿做的东西，我们都愿意尝试，这是我们厂严格遵守的一条法则。另外，我们要么不做，既然做了，就要绝对保证质量。即使牺牲一点自己的利益，也要替客户着想。而一旦有了纠纷，我们尽量不把过错往对方身上推。这些都是我们的原则。从来没有人向我们提起过诉讼。　　当我熟悉了钢铁制造业的业务之后，我惊讶的发现每一个不同环节的成本应该是多少，谁也说不清楚。对匹兹堡几家制造业主要工厂的调查就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一笔糊里糊涂的生意，不到年底统一结算，厂主们对经营结果就一无所知。我听说有人本以为他这一年的生意是亏损的，结果却发现赢利了，反之亦然。我感觉我们就像是在黑暗中挖洞的鼹鼠，而这对我来说是不可忍受的。我坚持一种权重和计算的系统被运用到我们的工厂中来，这样使得我们可以知道每一道程序中的成本是多少，尤其是我们可以知道每个人都做了些什么，谁节约了材料，水在浪费，谁产生了最好的结果。　　要达到这个目标，其困难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工厂中的每个经理都自然地抵制这一体系。要想使这个制度达到完美、精确，需要好几年的时间。但由于许多员工的支持，我们引入了对工厂中不同的生产点进行称量的方法，最终，我们不仅知道每个部门的工作情况，而且能知道在高炉旁工作的人员中，每个人都干了点什么，这样就可以相互比较了。制造业的成功有一个重要的源泉，那就是在制造业中必须引入并且严格执行一套完美的会计体系，使每个人都意识到他们对成本应负有责任。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老板们，对员工花了五块钱也要审查一番，但对于每天消耗掉的成吨的原料却大大咧咧，从没想过称一称制成品的重量。　　为了煅烧钢铁，西门子煤气熔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使用，但这却过于昂贵。我记得很清楚，匹兹堡制造业的几位巨头对于我们在这种新型高炉上的巨额开支颇有微词。但是，在大批量地煅烧原料时，用这种新高炉有时候可以节省大约一半的浪费，即使在贵一倍，这笔开支也是值得的。好多年以后，才有人像我们一样采用这种新方法，而就是在这些年中，我们的大部分利润都是靠采用了这种改良高炉，节约了成本而取得的。　　我们严格的会计体系是我们得以发现在大批量煅烧钢铁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浪费。这一改进使得我们发现了员工里面一个很可贵的员工，他是克鲁曼的远亲，来自德国的威廉?波恩特莱格。有一天，他向我们递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列举了一段时期内实行严格会计制度的成效，虽然觉得似乎难以置信，但这让我们着实惊讶了一番。为准备这份报告需要的所有工作，他都是在夜间加班加点完成的，我们既没有让他这么做，事先也毫不知情。报告采用的形式独特而新颖。不用说，这个年轻人很快成了公司的一名主管，或来又成为我们的合伙人。这个穷小伙在死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百万富翁，他是应该得到这些财富的。　　1862年，宾夕法尼亚的大油井引起了世人的关注。我的朋友威廉?克鲁曼——他的妹妹后来成了我的弟妹——对这一发现有着深厚的兴趣，可是，除了和我一起到油井地区考察了一番之外，什么也做不了。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旅行，大量的人涌人油田，甚至很多人找不到栖身之所。尽管人们成群的涌入，但还只有极少部分的人退回。只需几个小时，简陋的小木屋内都挤满了人。仔细盘算一下，你会为之感到惊叹，在他们一生中，被舒适的生活所包围的时间竟然如此短暂。他们都是经济实力在中等之上的人，有了可观的资产，却依然为了需求财富而甘愿冒险。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四处都洋溢着幽默和欢笑，仿佛是一次巨型的野餐，充满着有趣的事情。每个人都欢天喜地，以为财富唾手可得，到处都呈繁盛之像。在钻塔的顶端飘扬着旗帜，上面写着古怪的标语。我记得看见两个人在河岸边操作着踏板掘地取油，他们的旗帜上写着，“要么下地狱，要么发大财”(hell or china)。他们只要向下，而不管有多远。　　在这一地区，美国人的适应性得到了最好的体现。秩序很快就在混乱中产生了，我们达到之后不久，沿河居住的人们便组成了一支铜管乐队，开始为我们演奏小夜曲。我可以信心满怀的打赌，如果有一千个美国人到了一个新的大陆，他们一定可以把自己很好地组织起来，建立起学校、教堂、报社还有铜管乐队——简而言之，为他们自己提供文明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不断努力发展自己的国家。而同样多的英国人出于同样的环境下，估计他们会首先找出一个具有最高贵的血统，在他们之中世袭爵位最高的人，这个人便因为他的祖父而成为理所当然的领导者。美国人之中只有一条准则，那就是：有用，便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