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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恶的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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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可恶,因为事实摆在那里,很多富人确实是罪大恶极的。
古人说,大财后面必有大恶,这话似乎打击面太广,我们不妨改成温和一点的句式:很多大财后面往往都有罪恶,以免掉入逻辑的陷阱。
这些富人的可恶,首先是对社会财富的疯狂掠夺。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厦门远华案,涉及的走私金额高达400多亿人民币,走私范围包括化工、油品、汽车、百货,应有尽有。据官方资料,1997年赖昌星走私高峰期间,走私的成品油竟占了中国三分之一的市场,单是漏税,就达200亿元人民币,仅仅就这一个赖昌星,对国家税收造成的损失,用“巨大”来形容,一点也不过份,何况中国还有多少个李昌星、王昌星,挖出来的和没有挖出来的,造成的损失只能说是“无法估量”。
出身于农民家庭的赖昌星,据说早年还捡过破烂,我们可以推测,是怎样的雄心壮志,支持他一步一步走上了中国第一大走私犯的位置。他的内心,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出人头地的追求,他确实也做到了,有消息说,赖昌星在厦门、香港和海外所拥有的资产总值,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前有100亿港元以上,单在香港的房产就值30多亿港元。 以他这样身家来算,当个超级富豪是绰绰有余了。然而他永远不可能像张瑞敏那样,登上讲坛宣讲他的财富观念,历年来任何一次财富排行榜,也没有把他列入其中。黑钱终究是黑钱,建筑在罪恶之上的财富大厦,就像一座庞大的冰雕,太阳一出,就化为乌有。
100个亿,这是个怎样的数字,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大富和大恶的关系!
据说在远华疯狂走私败露之后,远华集团的重要建筑红楼被辟为《查处厦门特大走私案展览》,作为打击走私和反腐教育基地对公众开放,参观者非常踊跃,开展首日,逾千厦门和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民众争睹红楼“风采”,使得门票暴涨20倍,原价5元的门票,被“黄牛”炒至一百多元。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表现了强烈的义愤。负面效果还是相当多的,以至于开放不久就关闭了,这倒有点出人意外。
一个人如果在街头被小偷偷去几十元钱,可能会感到极大的愤怒,因为你不仅是损失了钱财,还人格受辱,小偷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擅自拿走了你的财物,对你的不尊重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被偷的耻辱,会让你刻骨铭心。
但是如果偷的是大家的钱,你就可能麻木。老百姓对走私犯的痛恨可能远不如对一个小偷,虽然前者偷的是400亿,后者偷的是几十元。这不仅是一种麻木,更是一种愚昧。
国家税收的损失,实际上是每个人的损失。看看走私犯和腐败分子的奢侈生活,再看看遵纪守法的普通百姓,仅以2001年我国个人所得税缴纳情况为例,城市每人平均年税费约为37元,而农村每人约为90元。
农民过的是什么日子?走私犯过的又是什么日子?连农民都要为国家的正常运转纳税,那些花天酒地的走私犯却把该交的税揣进了自己腰包!
如果说全社会的财富,因为我们在其中所占份额很小,被掠去还不足以有切肤之痛,那么当这种掠夺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时,就更加让人深恶痛绝。
比如庄家吕梁,这个中国股市上的风云人物,曾经只用了一年时间,便打造出30余人的核心队伍,通过66家证券公司125个营业部签订数百份融资协议,前后融资54亿元,指挥遍布全国的70名以上操盘手,利用1565个账户,将0048“中科创业”股价炒成当年中国最大牛股之一。
后来吕梁栽了,很多人以为吕梁输了,而且输得很惨,在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败局中,他所融来的数十亿资金,在股价的暴跌中灰飞烟灭。其实这很可能是个误解!只是因为人们不熟悉庄家的操作。
事实上,股票在吕梁手上不过是一种名义而已。庄家为什么要拉抬股价?并非完全为了高位出货,很多情况下是为了将股票质押出去,获得新的资金。庄家其实是玩别人的钱,就算高位来上几个跌停,他的股票早已顺利脱手――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出货,卖给市场其他投资者,而是通过抵押贷款,卖给了银行。
庄家就算输了,还是赢家。而受害者,远不止银行一家,“中科创业”的崩盘,引起了2001年股市的大跳水,实际是519行情以来的转折点,两年的牛市宣告结束,多少人被套,多少人流血,损失无法估量。
曾经有股民说,“我想违规,可是办不到。我想巨额融资,但是没有丰厚的财产做抵押。我想操纵股价,但是没有那么多钱……”一句话,散户是永远的弱者,受伤的永远是穷人。
赖昌星跑了,吕良也下落不明。善良的人或许以为他们会忏悔,这只是一厢情愿。赖昌星在国外仍然过着奢靡的生活,据加拿大移民局官员的形容,赖昌星是一个狂赌之徒,在汇丰银行的一个户头存有15亿加元,他在温哥华和安大略省尼亚加拉瀑布城的赌场里,输个几百万元也不算什么。
钱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这就是这类富人的另一大罪恶!他们从社会非法掠夺来的财富,不是正常的回报社会,往往是畸形的消耗,最后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这和企业家赚了钱又投资,钱始终在社会上循环是两回事。
其实赖昌星只是冰山一角, 2001年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追逃专项大行动,新华社播发的消息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其中,有的已潜逃出境,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使一些国有公司、企业难以为继,社会危害十分严重。”
一方面是平民大量下岗,一方面是特权分子大量卷逃,还有很多没有暴露的蛀虫,在那里勤勤恳恳的挖社会主义墙角,很多人靠非法鲸吞社会的财富而迅速致富。许多人或许事发之前都有一副廉洁的面孔,让人不敢相信他们平凡的外表下,竟然隐藏着那样巨大的财富和那样巨大的罪恶。有关部门早就注意到,现在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胃口已经越来越大,十万八万简直不过瘾了,动辙就是上百万,上千万。而且退路早就想好,捞了就跑,跑了就了。在美国有不少新华人,一去美国就有能力买上百万美元的豪宅,而且是现款,出手之豪阔,让财大气粗的美国人都目瞪口呆。
这些人的钱和他们的身份一样,往往都深究不得。如果一个处长,不需要奖学金,就可以轻松的送自己的孩子读国外名牌大学,谁都清楚,不是因为处长的工资高,而是他手里的权力值钱。
而这和真正的大贪比起来,很可能只是小巫见大巫。
发生在金融领域的贪官外逃事件,涉案金额动辙就是上亿。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的三任负责人许国俊、余振东、许超凡盗用4·83亿元后,分别远遁海外,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国有企业在很多人眼里也是一块肥肉,2001年被北京市检察机关立案的120余名在逃犯罪嫌疑人中,有70%为国有企业总经理、副总经理以及财会人员。武汉长动集团原董事长于志安神不知鬼不觉地卷走巨额美元,在菲律宾开了私人电厂。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非法向国外转移资金达1亿元之多,然后携带一家8口逃到国外,而公司财务上竟没有这笔账。
“国家的钱实在太多,没有谁数得清楚,也没有谁看守得天衣无缝,我只是取大海之一粟矣。”一位腐败分子竟这样振振有辞地为自己开脱。所以才有那样多人趋之若鹜,甚至连高官潜逃的例子也不胜枚举。
这些人对社会的危害,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严重的是文化上的。过去的人虽然穷,但看到要饭的乞丐,还要舀一碗米给他,现在的人有钱了,反而没了同情心,遇到乞丐连正眼也懒得瞧一瞧。不是人心不古了,是因为假乞丐太多。假乞丐的可恶,就在于它谋杀良心,谋杀信任,让社会冷膜,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不到帮助。
因为有了这些贪官,有了这些蛀虫,有了这些巧取豪夺的“富人”,就使得富人的整体形像败坏,就使得社会有了一种仇富的心理,也使得所有的富人生存状态恶化。这是一种毒素,深入肌理,慢慢发作,当它形成一种共识,成为集体的潜意识时,所谓勤劳致富,反而成了另类,那么这个社会还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
法不制众,一个社会如果从文化上烂掉了,再想让它健康,恐怕很难。
这也是那些富人最万恶的地方!
因为有了这些贪官,有了这些蛀虫,有了这些巧取豪夺的“富人”,就使得富人的整体形像败坏,就使得社会有了一种仇富的心理,也使得所有的富人生存状态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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