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奶源者得天下”，反映了乳业是资源主导型产业。
蒙牛采用了“公司＋奶站＋农户”的产业化运作模式。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日，蒙牛的自建工厂从签约奶站收取了第一车奶。但是，由于竞争对手的阻挠，蒙牛天生“缺奶吃”的婴儿，一度差点断奶。
１９９９年初，牛根生虽然隐姓埋名躲在幕后，也没有逃脱继续受打压的命运。竞争对手为了封杀蒙牛，争夺奶源，蒙牛有的牛奶车半路被截，牛奶被当场倒掉。
这些现象屡屡发生。这还不是全部，当时的报纸杂志，用《一场乳香飘飘的战争》、《草原奶战》等为标题报道，描述了其中曲折。
其中一段文字这样写道：
蒙牛和伊利目前执行的都是向生产基地所在地地税部门直接缴税的政策。伊利向呼和浩特地税局缴税，蒙牛向和林县地税局缴税。在鲜奶采集地不缴特产税。但是，蒙牛１９９９年１１月在土左旗沙尔沁乡南此老村所建的奶站，至２０００年５月，共收了价值１５万元的鲜奶，当地却列出了高达６万元的特产税金，并处罚款６万元。当时就要拿钱，３个蒙牛奶站代理人员、当地农民，拿不出这笔钱，５月１７日即被带走，以抗税为由被治安拘留１５天……
这里面，特产税到底应该怎么缴，其实已经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真正的隐情在于为“驱逐”蒙牛寻找堂而皇之的“论据”。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为了减少冲突和不必要的麻烦，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牛根生很快制定了收奶三不干政策：凡是伊利等大企业有奶站的地方蒙牛不干（不建奶站）；凡是非奶站的牛奶，蒙牛不干（不收）；凡是跟伊利收购标准、价格不一致的事，蒙牛不干。
同时，牛根生启动中国乳都的概念，通过公益广告的形式打出“我们共同的品牌——中国乳都•呼和浩特”的口号，在众多场合提到伊利时都把伊利放在自己的前边，在所有的口径上都将内蒙古所有的乳品企业打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烙印。这样做的直接结果是，蒙牛赢得了政府的支持，使自己的命运和内蒙古的经济发展大局捆绑在一起，抬高竞争对手的同时保护了自己。
牛根生又不是三头六臂，他就是一天不睡觉，顶多也只有２４个小时，他怎么能够同时操作这么多事情而又让阵脚不乱呢？
“一个人死了如果还可以重新活一次，那么第二次生命，他肯定能做成任何事情。重新做人不太可能，但是重新做企业是有可能的。我在做蒙牛之前，养牛、种草、干乳业，我已经做了２１年，公司从小到大、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我都经历过。２１年之后，我又重新从零开始做乳业，我就回过头来想过去经历的那些事情：当时，我每一年都做些什么事情，现在重新来做，做对的事情能否提高效率？那些曾经犯过的错误能否不再犯？这就是熟能生巧、厚积薄发。”老牛如是说。
２０００年初，伊利每天收奶４００吨，蒙牛每天所收的奶只有４吨。之所以“三不干”，牛根生曾经说，因为考虑到内蒙古乳业的整体利益，怕把市场搞乱了，引起不正当竞争。“我们是一个战壕的朋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为此，蒙牛加速发展自己的奶源基地。通过发放养牛贷款，扶植养牛户。到２０００年８月５日，蒙牛的日收奶量首次突破１００吨。２０００年底，日收奶量已临近２００吨。
蒙牛的诞生，也彻底改变了呼和浩特市奶业的整体竞争格局：
《蒙牛内幕》一书这样分析：
第一，蒙牛出世前，呼市奶价全国最低，而且存在卖奶难的现象，有所谓“限量收购卡”，超量部分要么不卖，要么就卖低价，有位奶农曾对媒体激动地说“要是没有蒙牛突然冒出来，就真要卖牛、杀牛了”——事实上有的奶农确曾忍痛杀牛——当然，这里面有一部分属于应该淘汰的低产牛。蒙牛出世后，呼市的牛奶供不应求，收奶价提高了，农民获利更大了。
第二，奶农养牛积极性提高了，过去每头奶牛的价格是４０００元，蒙牛诞生当年便涨到７０００元。
第三，过去奶站的建设速度很慢，蒙牛出世后，刺激同行业的企业加快了奶站建设。
第四，由于蒙牛的竞争，呼市的乳制品质量上升了，价格反而下降了。
时间到了２００５年，蒙牛已发展奶牛８０多万头，日收奶量突破６０００吨，液态奶销量全国第一，成为中国收奶量最大的农业产业化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