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建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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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4月9日,蒙牛与和林格尔县签订合同,决定在盛乐经济园区投资兴建蒙牛生产基地。
6月10日,蒙牛第一个自建生产基地——和林生产基地破土动工。
和林是著名的国贫县,1999年之前,各项经济指标在呼和浩特市各旗县区中名列倒数第一。为了扭转颓势,和林县做出了建立盛乐经济园区的决定。
这里有一个政府可以借鉴、企业也可以借鉴的“点式效应”(或者说“聚焦效应”),2004年,牛根生在“2004·中国西部论坛”中的演讲是这样开头的:
虽然这个世界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但“纸上谈兵”是社会实践的必要演练。我相信,穷尽十个好的说法,才能挑出一个好的做法。结合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西部大开发要做好“三篇文章”:一是“点式效应”,二是“人本经济”,三是“边界淡化”。
众所周知,一个普通人集中心智于最有效的一点,将比一个在无数处分心的天才,更容易获得成功。一个只追一只兔子的人,将比同时追十只兔子的人,更有希望获得猎物。这就是“点式效应”。
西部大开发也是这样。金木水火土,农林牧副渔,官产学研金,科教技工贸,千条线,万条线,究竟从哪条线抓起?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里,任何一个地方的“可调度资源”都是有限的。资源有限,然而机会无限。这时候就有个策略问题。究竟是把资源平均分布到一个面上,还是集中到一个点上?不同的策略往往会有不同的结果。
蒙牛的出生地和林格尔县,过去是个有名的国贫县。历史上,国家曾无数次帮扶这里(每年的扶贫资金不低于2000万元——编者注),然而,只有1999年北京市对口帮扶的100万,彻底改写了这个县的历史。为什么?因为当时这100万没再四处“撒胡椒面”,而是集中到了一点:建立盛乐经济园区。
正是这个盛乐经济园区,成为和林格尔县工业化、城镇化的突破口。使这个昔日的国贫县,一跃成为内蒙古100多个县级行政区中发展速度最快的“明星县”。
当然,“点”有活点,也有死点。要不然,全国那么多的开发区,为什么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所以,光有“点”还不行,“点”要做活,还得踩准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所谓“盛乐经济园区”,当时其实就是介于市区与和林县之间的一个荒滩。
这里几乎荒无人烟。所以,划定建厂范围的时候,用了两个特定的词:“109国道东侧”、“××号高压线杆往北200米”的低洼处。
因为是“低洼处”,所以,建厂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平地”。
这是一个“勒紧裤带干革命”的工程,一切都打着“节衣缩食”的烙印。起初,全工地只有一台推土机。指挥整个工地的,是一个事无巨细大包大揽自称“全能警察”的中年汉子。为了赶工程,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中年汉子便准时来到一个搭建不久的小屋,敲着窗棂轻声喊:“云大哥,起吧,该下工地了。”里面的“大哥”便吭哧吭哧地起来,边吃焙子,边下工地。傍晚收工的时候,中年汉子掏出50元,塞给大哥:“你补补身子。明早我再来叫你。”这50元不是工资,是他自己掏腰包给云大哥的辛苦费,为的是加快进度——天天如此,大哥感动了,这个后生了不起,是个干大事的料。
这个“全能警察”,这个“干大事的料”,就是蒙牛董事长牛根生。
第一个生产基地建设,牛亲自督战。
在全面开工的动员大会上,老牛大声对一千多名基建人员说:“我是工地上的负责人,有事情就直接找我来解决。”
当时的施工条件特别差,一没电、二没水、三没路。路没有就用人工铺,水没有就用罐车拉,电没有就用柴油发电机发电。
“基建工人的活我都干过,天天都和工人们呆在一块儿,”牛根生说,“晚上用几块木板拼成床,大衣一裹就睡。”
这边工地热火朝天,那边办公室也在招兵买马。
10月份,牛根生又将公司已经培训了3个月的80多人调入工地,组成一支“青年突击队”,每人一套迷彩服,由他直接指挥。外地来的员工不习惯内蒙古的严寒,牛根生就用个人的钱给他们每人买了一件羊毛衫。
液态奶事业部的王浩杰是“青年突击队员”之一。回想起当年的情形,他顿生豪气:“那年冬天,雪大,天冷,我们住在离工地有半小时路的村子里,走着上班。牛总天天和我们滚在一起,他一直背着一小口袋干饼子,饿了就掰一口吃。大家都玩命干,没有一个人叫苦,就盼着工厂早日投产。”
但1999年的天空不会因为一个企业团队的艰辛、高尚而不降风雨。9月,正当整个工地大干快上、热火朝天的时候,大难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