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陈规的潇洒自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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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
日本的一个叫和田清的史学家从我国东北拿回一张古地契,说是明末弘光年间的遗物。一次,一些史学家在一起吃饭,在座的有被称为日本史学界太阳的白鸟库吉,还有中国的蓝文征。在传阅那张地契时,大家称赞不已。等传到蓝文征手里,他判定不是明物,而是出在清光绪年间。白鸟听了很惊讶,让他再看看。蓝文征说:“不必看了,这纸是清末流行的东北双抄纸,又厚又粗,不是明纸。钱的单位,用吊而不用贯或缗,亦非明制。地契的格式为清末以来通行的格式。”白鸟点点头,又问蓝文征:“你认不认识陈教授?”蓝文征故意问他:“是哪个陈教授?”白鸟说:“陈寅恪先生。”“那是恩师。”白鸟一听,马上隔桌向蓝文征伸过手来。
原来,这位日本史学界的泰斗,在研究中亚问题的时候遇到了难题,写信请教奥地利学者,复信说,可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的复信则说应请教陈寅恪教授。白鸟说,如果没有陈寅恪教授的帮助,他可能至死不解。
陈寅恪是学术界的一位奇人。一次,苏联学者发掘到三件突厥碑文,怎么也弄不懂,而经陈寅恪翻译,各国学者没有一人提出异议。唐德宗与吐蕃的《唐蕃会盟碑》也是在世界许多学者没法翻译的情况下,由陈寅恪翻译的。
这里还有陈寅恪的一些趣谈。
1925年在哈佛大学任教的赵元任教授要回清华大学任教,哈佛大学指名要陈寅恪接替他的教职,并许以高薪,却遭到了陈的拒绝。他说,他只对波士顿醉香楼的龙虾感兴趣。
在梁启超推荐陈寅恪任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的时候,清华的校长曹云祥问:“他是哪一国的博士?”回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学士。”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说没有。曹就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生气了。他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留在国外吧。”梁无奈,只好说出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个教授对陈的推崇,这才使曹把陈寅恪请回来。
他在清华大学讲课时,所在的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风雨无阻,堂堂必到。在清华,凡遇到解不开的学术难题,人们都找他。
陈寅恪除在国内,断断续续在日本、德国、英国、挪威、瑞士、美国等学习了20年,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听说哪里有好的大学或教授,就到哪儿去,从没听说他获得过什么文凭、学衔。由此,且不说他的学问,只精通的语言,就有英、法、德、俄、日、意,还有蒙古文、满文、阿拉伯文、突厥文、暹逻文、希腊文、拉丁文、匈牙利文、土耳其文、印度的梵文、巴利文,还有许多中亚西亚现在的和已经死亡的文字。
吴宓称他是中国最博学的人。他说:“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安妮塔在小学就不是一个乖乖女,她讨厌单调刻板的授课方式,喜欢在课堂讨论中表现自己。中学时喜欢读先锋派的文学作品,尽管她不懂,但她却认为这些作品“闪烁着反传统的光辉”,魔力无比。
安妮塔经常和男孩子约会,然后用谎言来搪塞母亲。为此,她常常遭到怒骂和狠打。
1960年,18岁的安妮塔冒雨求学感动了院长,成绩不好的她才得到了进入高等专科学校学习的机会。她不注意仪表,满口粗话,完全没有女孩的妩媚娇柔。她渴望体验新事物,比如性解放、同居。为了推销自己,她刻意打扮起来参加舞会,以吸引男生的注意。工夫不负有心人,安妮塔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男性伙伴。但是这对她来说,只是一种尝试,仅此而已。
1962年秋,安妮塔自英国赴以色列进行为期三个月的研究。在一个集体农场,她每天凌晨3点起床,和农工们一起干活到中午;下午,她给孩子们上课。她觉得,这些孩子置身于犹太民族的政治意识和宗教氛围中,生活得太过严肃沉闷。为了调剂生活,安妮塔玩了一个“耶稣降临”的游戏。被戳穿后,所有的犹太人都对这个亵渎神灵的恶作剧义愤填膺,安妮塔被勒令离开农场。安妮塔在后来的两个月里进行了环以色列旅行,冒险、探奇、寻刺激。为此她受尽了苦,经常忍饥挨饿,蓬头垢面,但她乐此不疲。这期间,她曾经在投宿的人家里,获得了吸毒的体验,但是她意识到了死亡的恐惧,很快离开了。
从牛顿学院毕业了,安妮塔接到一所专科职业学校的聘书,但她不想做教师,她觉得为人师表是很累人的一件事。所以,她想出了一个任何一个自爱的女人都想象不到的办法:她给学校写了封信,声称自己怀孕了,不能胜任教学工作。她不考虑别人怎么议论,只要给她自由,什么都没关系。
理由充分,校方解除了和她的合同,安妮塔为此而沾沾自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