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小学时到一个朋友家里去，那里的气氛与我自己的家相比真有天壤之别。我们放学后，兴致勃勃地走进家门，可他妈妈一见面总是这么几句话：
“我让你带同学回家了吗？”
“你在学校又惹事了吗？”
“你可别考砸了！”
也许她有时这样说是有道理的，但是使我吃惊的是，他妈妈一出口总是这些消极的话。我的另一名同学每天回家都会在床头看到一张手写的条子，写着“你必须改进态度”之类的话。这种气氛实在不温暖，而我习惯于回到家里，听这样的话：
“今天学上得怎样？”
“今天下午你想干什么？”
“你愿让我看看今天的作业吗？”
“今天体育课上你和同学们打篮球（我们最喜欢的运动）了吗？”
起初，我以为这些朋友的家庭一定不正常。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发现这很平常。回想起来，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我小时候的朋友老到我家来。在我家，积极的支持和鼓励不断把我们的水桶加满。我家就像某种“基地”，用积极情感给我们加满油，帮助我们应对充满消极情感的现实世界。
应对一次严峻的挑战
我的生活就这样积极而乐观地继续着－直到我16岁。到了那时，我的左眼视力突然下降，继而遇到了一生第一个大障碍。
医生们在我眼中发现了好几个肿瘤，随即对我实施了数次大手术。一年后，我的左眼完全失明－而且是永久性的。不仅如此，我的病情表明，我患有一种“基因异常”，会阶段性地导致全身出现肿瘤。经过一次DNA测试，医生们确定，我患有一种罕见的疾病：von Hippel-Lindau 病。结果，我的胰脏、肾脏、耳膜、肾上腺、大脑和脊柱都可能无缘无故地长肿瘤。
我听到这一结果时，既吃惊又紧张。但是，在某个层面上，使我吃惊的倒是，我并没有因此而沮丧。从那一天起，我的家人帮助我专注于为战胜疾病而能采取的行动，而不是屈服于疾病无法控制的消极面。尽管我很恐惧，但我从未陷入抑郁。在一个关键时刻，亲人真诚的关爱和鼓励对我产生了神奇的影响。
在我的疾病确诊一周内，我就开始四处了解如何控制和应对它。当朋友们问到我的左眼失明时，我会立即回答，我的右眼视力是20/10，远远超过一般人。
回想起来，关键在于不把我的确诊看成某种诅咒或死刑。相反，我把它看成一种机会，使我能行动起来，保持最佳健康状态。
通过不断了解这一罕见的疾病，我发现大部分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肿瘤是可以通过早期发现和治疗来控制的。我决定，通过定期检查来衡量我的进步。
与此同时，我的生活一切照常。无论社交、运动还是学习，我的日常生活都没有改变。在后来的几年里，只有到了6－12月一次的检查时，我才会想到自己的病情。无庸讳言，我在等待每次检查结果时，都会坐立不安。但是，我设法把这些感觉保持在可控范围内。在许多方面，我的信心和精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
我的诀窍是正面对待这些挑战。我不敢说，当时的态度是完全自觉的，但是我从不让这些问题压倒我。十年后，我的好朋友承认，他们当时是多么恐惧和担心。但是，他们也会回忆，我的积极态度使他们大惑不解。他们虽然知道我没有惊惶失措，但是不相信我没有对自己的病情忧心忡忡。现在看来，我好像获得了某种外人无法理解的神奇的精神免疫力。
但是这并没有什么神奇或费解的。朋友和亲人每天为我的水桶注入的水滴帮助我储存了足够的水，足以用来度过艰难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