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州尤翁开三个典当铺。年底某天，忽听门外一片暄闹声，出门一看，是位邻舍。站柜台的伙计上前对尤翁说：“他将衣服压了钱，今天空手来取，不给，他就破口大骂，有这样不讲理的吗？”那人仍气势汹汹，不肯认错。
尤翁从容地对他说：“我明白你的意图，不过是为了渡年关，这种小事，值得一争吗？”于是命店员找出典物，共有衣物蚊帐四、五件。尤翁指着棉袄说：“这件衣服抗寒不能少。”又指着道袍说：“这件给你拜年用，其它东西现在不急用，可以留在这儿。”
那人拿到二件衣服，无话可说，立刻离去。当天夜里，他竟死在别人家里。他的亲属同那家人打了一年多的官司。原来此人因负债多，已服毒，知道尤家富贵，想敲笔钱，结果一无所获，就转移到另外一家。
有人问尤翁，为什么能预先知情而容忍他，尤翁回答：“凡无理来挑衅的人，一定有原因。如果在小事上不忍耐，那么灾祸立刻就会来了。”人们听了这话很佩服他的见识。
包容畜牲又何妨
看任何问题，必须要看本质。如果是为着长远的目标或国家的利益，别说包容奉承恶人，就是包容畜牲也在所不辞。如果为了自身的高洁把要实施的大计丢弃一边，这是有志为天下的人所不忍做的。
无论局势如何，宁可牺牲一切都要保证清白和谨慎的名声，这是妇女式的检点拘束和庸人的看法。
明代王振当权时，周忱奉命巡抚江南，很担心王振会阻碍他工作。
当时正遇上王振刚开始修筑自家宅第，周忱就暗地里命令人丈量王的斋阁内部大小，然后派人到松江订作一块剪绒毯赠送给他。尺寸大小正好合适，王振更是喜上加喜。
后来南方发生水灾，王振主动向捐粟米千石时，周忱旌表其门，又为其儿子纳马取得官位，以此表明：为国家多缴纳和为灾民多捐献，看做是应好事，公开地告诉人们因捐粟而旌表其门是光荣的，为此当官也不是耻辱。他想以这种风气鼓励百姓。
此后，凡是周忱向朝廷申报有利于当地建设的项目，都有王振从中赞助，江南一带至今受益于此。当各地纷纷报告灾情时，周忱奏请朝廷免去江南苛税若干万，王振也促成了这件事。
明朝倭寇蹂躏苏州，唐顺之当时住在苏州，见此非常痛心。
当时赵文华总督江南浙江诸军，他是宰相严嵩的干儿子。唐顺之挺身去拜谒他，向他陈述自己的谋略，并说非专任胡默林不可。赵文华于是将他推荐给严蒿任职方郎中，让他到浙直视察军师。接着又任胡默林做官。胡默林也送厚礼给严嵩讨好，所以才无掣肘之虞，才能顺利在崇明开展除掉倭患的战争。
正德年间，叛逆刘瑾掌权，刘健、谢迁都逐渐离去，只有李东阳独自留下来。他办事积极、沉着、谦逊，善于协调各种矛盾，很多人的祸患往往因此获免。可是儒生们说：李东阳没有离开是错误的。人们忘记了孝宗去世时，刘健、谢迁同李东阳三人守在榻前，承受皇帝的遗嘱，皇帝亲自把皇太子托村给他们。这件事假使李东阳也随刘健、谢迁离开朝廷，那么国事将难以预料，如此岂不是辜负了先帝的嘱托吗？所以李东阳不离开，这也是大行不顾细谨，可是却没有人理解，难怪李到晚年只要有人谈及此事，则痛哭不已。
世上的事本来很复杂，有很多难言的隐情。只顾保全自己声名的人，很难想到大行不顾细谨的道理。做大事者不为世人，特别是不为俗儒理解的，又那里只是一个唐顺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