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你做什么工作，除了要有正确的心态和习惯之外，首要的是，还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
就像水泵只要能多压一下就可以抽出水来一样，成功及胜利的甜美滋味常常近在咫尺。无论你是医生、律师、学生、工人还是推销员，一旦抽出水来，只要稳定地付出一些努力，就可以使水流源源不断了。
在我的人生出现大的转变之前，我的生活一直是平静安详的，那时的我拥有我梦想的一切：
三十出头、有幸福美满的婚姻和三个可爱的孩子，而我的业务工作也处于巅峰的状态。
我的工作是替一家保险公司从事内线交易，套句大家常用的话，也就是份见不得光的工作。
先由我主动打电话去开发客户，然后再将其中有可能成交的客户资料转交给公司的业务人员，让他们出去向各行各业的客户推销产物或债务保险。我的工作没有抽取任何佣金，领的是公司固定的薪水。
的确，这不是份太高尚的工作，但谁叫我只有高中毕业?我没有什么专业技能，惟一有的只是我对人群的喜爱，因此我认为业务的工作应该能让我有所发挥。
正当我的人生一帆风顺时，我接到了我母亲的电话，带来了一个很不幸的消息：她的丈夫，也就是我继父，因被控对我十三岁的妹妹曼蒂进行性侵害而遭到逮捕。
原来曼蒂告诉一个国中同学说，继父对她进行性侵害已经有一年了，她的朋友觉得事态严重，于是马上通知学校的辅导人员，而校方则立刻报请警方与社福单位展开调查。
第二天早上——那天正好是个黑色星期五，我继父就被保释出来了，而当曼蒂放学回到家的时候，她立刻感觉有些不对劲。
曼蒂发现妈妈和继父不见了，并且留下了几封自杀的遗书，而地下室全部的枪枝也不翼而飞。我知道我继父对枪枝了若指掌，因为他是丹佛市郊亚当郡的副警长。
仔细搜查过公寓的各个角落之后，依然没有什么发现。我继父和我妈妈就这样消失了。
社工人员将曼蒂的监护权暂时交给我，而过了几天，我妈妈终于打电话来要求和曼蒂讲话。
她在电话里听起来完全像变了个人似的，那绝不是我认识了三十年的母亲，我可以听的出来她的精神状况有点问题。
我恳求她不要自杀，并告诉她说我们一定可以想出办法解决的，但她完全听不进去，我听的出来她的声音里充满了绝望。
后来我妈妈又打了几次电话来，但是我们始终无法劝服她。经过四天折磨的等待后，我们还是从警方那里获知了不幸的消息，我父母依然选择自杀这条路，而他们死亡的消息也传遍了整个镇上。
警方建议我们最好先回公寓去把贵重的物品和我父母亲的遗物拿出来，以免有歹徒趁机会闯空门，但是父母的葬礼还没举行就要去拿走他们的东西，这种举动让我们感觉非常不自在。
然而，对于像曼蒂这样才十三岁大的孩子来说，发生这样的事情也同样令她十分不好受。受害者保护单位帮我接洽了一位专门处理性侵害与自杀个案的心理治疗师，而我自己的家人也极需要接受心理辅导，来帮助他们面对祖父母的自杀事件，以及曼蒂成为这个家庭新的一份子的事实。曼蒂只比我最大的女儿克莉斯汀大一岁半而已，而克莉斯汀正值青春期，有着典型的青少年复杂情结。
突然间我成了四个孩子的母亲，每个人都需要我全心的照顾和关怀。我有些憎恨自己必须担负起曼蒂母亲的角色，而我相信曼蒂也有同样憎恨的感觉，但是总得有人站出来保护这个可怜的孩子、与遗嘱法庭交涉以及维持这个家庭成员的心理平衡发展。不过，有时候我还是会忍不住回自己的房间，向上帝宣泄所承受的压力，对他说：“我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
幸好住在附近的亲戚们都愿意主动伸出援手，那段时间里，我经常因为不知所措而只能哭个不停，非常需要他们的帮助，而他们也会常常来我家提醒我要正常吃东西、好好睡个觉。
事情发生不久后，我加入了一个自杀家属互助团体，帮助我面对“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之类的问题，然而，我还是花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才让心情平静下来并让生活逐渐恢复正常。
然而在这段时间里，曼蒂的恢复情况却不太好，每天下课后她就躲回房间把自己锁起来，也不和家人一起吃晚饭，而是把东西拿回房里去吃，因此我经常得破门而入去查看她的动静。
有一次，我发现她蜷缩在黑暗的衣柜里，两眼茫然地盯着前方看，当我打电话给精神科医师描述曼蒂的状况时，医生告诉我说她正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也就是说她想要让自己的灵魂离开身体，好逃离所承受的痛苦。
这样的痛苦终于让曼蒂无法承受。有一天下午曼蒂企图自杀，她吞下了过量的安眠药，我们必须为她灌下类似木炭的物质才能帮她催吐。这件事情发生后，医生安排她住进一家精神病院，经过诊断，医生宣布这是一种创伤后压力导致的精神异常，并开了一种名叫Prozac的药物帮助她缓解压力。
我必须试着去了解曼蒂，由于她比我年轻将近二十岁，所以我们从来不是非常亲密，更重要的是，我们两人的性格几乎是完全相反：我是个很外向的人，喜欢和人接触，所以我对孩子的教养方式也是鼓励他们要放开自己。我相信如果有困扰一定要发泄出来，所以常常告诉我的孩子：“不要把事情积在心里，这样会造成更大的伤害。”然而，我妹妹从小就被教导要把一切都放在心里，我觉得这样真的很不好。
大逆转因为家里遭遇到很大的困难，导致我在工作上的表现也大不如前。所有的同事都知道我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虽然他们都尽力想帮助我，但我每天还是无法不去想——当我父母自杀的时候，我就是待在这个办公室里工作。
于是我换了另一份业务工作，这一次是在通讯业。我到新公司上班没多久，我们经理便宣布一个消息说，公司愿意出钱让员工去参加在丹佛市举办的彼得•罗威成功研讨会，会场位于可容纳一万七千人的麦克尼可活动中心。这场研讨会的第一位演讲人是金克拉，虽然早上八点就开始，但我还是想参加，而我之所以知道金克拉这个人，是因为我是在德州长大的，在我的家乡没有人不认识他。尽管报纸上大篇幅的广告不断强调，彼得•罗威的研讨会可以让你的事业飞黄腾达，但那并不是我最想要的。我母亲和继父自杀后的这两年多以来，我虽然非常虔诚地信奉耶稣基督，但我的生活中却有太多的垃圾。我陷入了严重的沮丧，还必须要做全家人的精神支柱，为了其他人一定要坚强起来的压力又让我喘不过气来；我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我来自一个不健全的家庭，因此我希望能摆脱原来的家庭，不要让我的孩子经历我所遭遇过的不幸。
说真的，为了让我的家庭不再破碎，我几乎用尽了所有的力气。自杀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最小的儿子强纳森才三岁，虽然因为年纪尚小或许不至于对他造成太深的影响，但是对我的二女儿安珀和大女儿克莉斯汀来说就没这么幸运了，连我先生麦可也不太能适应新的家庭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