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是说，韦力杰领导下的柯达电子所生产的照相机产品有什么问题。
柯达电子执行柯达全球统一的高质量标准，柯达电子的管理在柯达旗下的工厂中可称为佼佼者，是柯达全球所有工厂中第一家达到以六西格玛生产柯达KB-10相机的工厂（六西格玛，表示不良品率低于3.4/100万）。
这也并不是说柯达电子这个企业有什么问题。在为“内销”谈判的阶段，在为出口而进行生产的过程中，韦力杰培养了本地精锐的管理队伍和熟练的本地员工，以至于柯达电子在很短的时间内，变成中国经理人成长显著的跨国公司。在韦力杰的人才梯队计划中，很多本土经理人都是年轻有为的人物，又先后在公司的完全赞助下，在中欧工商管理学院、复旦大学这些名校攻读MBA。这样的人才团队，让柯达电子很快跨入上海500强企业。
但即使这样的成就，都无法让它突破一个小小的“标贴”。韦力杰的烦恼和痛苦可想而知。整整3年的时间，韦力杰与上海市政府、北京有关部委交涉，怎么解决这个政策带来的问题。
这位美国人才真正搞明白，在中国行业由许多不同的部委管理，而这个部与另一个部制定的政策可能完全不同。对管理照相机的部门，他个人的感觉是，由它决定企业的产品怎么发布，决定企业的产量，方法比较老。
韦力杰很快就在接触中感到，与政府官员谈到行业，只有一个定义：国企。官员们有一种本能的保护国企的心态。他忍不住私下抱怨，在那些官员眼里，行业的利益就是国企的利益。
当时，如果说有什么受保护的国企的话，实际就是刘立喜当领导的上海海鸥照相机厂。后来，大家也心知肚明，在机械工业部限制柯达在国内销售传统照相机的背后，有海鸥的影子。但年已50多岁的刘立喜有他的苦衷。以前，中国照相机业43家企业风风光光的，比如丹东、北京、天津、广州、无锡等地的企业，本来都有一定的规模，但由于被走私冲击，加上日本照相机又打进来，结果几乎全死光了。只剩下两家，被笑称为“两只鸟”：一家是海鸥，另一家是江西的凤凰厂。海鸥自然就成了国内照相机产业里扛着民族工业大旗的企业了。据说，柯达电子一年能生产300万台普通相机，那么50%的国内销售是什么概念？150万台！如果柯达相机全卖完，海鸥早就不知到哪里去了。
当时，上海政府希望柯达照相机能进来。据说，在一次常务副市长蒋以任主持的会议上，讨论说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对柯达在上海的投资有影响。刘立喜也急了，慷慨陈词：如果柯达相机全进来，把海鸥干倒，怎么办？他手下5 000多职工怎么办？
后来发生的事情却很有戏剧性。1998年，刘立喜感到海鸥一直搞传统相机不行，感觉应该从传统相机转向数码相机，但靠海鸥的能力显然不行。在普通相机上，海鸥与日本美能达是很好的合作伙伴。但美能达经济实力有限，不想迅速切入数码相机。刘立喜找到市长蒋以任，说希望找一个数码水平高的大公司合作。上海市政府的领导人徐匡迪和蒋以任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想到当年“全行业合资”，柯达的胶卷工业没有落户上海，不如现在抢先发展数码，于是就有了与柯达在数码照相机上搞合资的想法。
韦力杰与刘立喜就这样“不是冤家不碰头”。
这回是刘立喜开始猛追韦力杰了。后来，刘立喜私下说，“三年半的时间，我与韦力杰谈判。他们一直在捉迷藏。我与他谈后不久，他跑到黑龙江谈。他们有他们的战略。”因为以前内销权的事情，韦力杰对于机械工业部和刘立喜是有些看法的。这也难怪，有一次，有关部门的人把出国的花销拿给他报销，这位美国人“不懂中国国情”，没有理睬。还有一次，柯达赞助了机械工业部的一个大型展会，花了上百万，但柯达中国区主席连上台的机会都没有。柯达方面对此也有些伤心。
韦力杰病急乱投医。在上海，柯达人在1997年找到上海仪电仪表公司，这是当时上海工业企业中有实力的公司。柯达想劝说他们一起搞合资企业，如果加上海鸥，就是三方合资。但三方合资，谁大谁小？一时摆不平。后来，韦力杰听了亚洲光学公司赖总的劝说，跑到了黑龙江。赖是台湾人，很早就来大陆做生意，上上下下有不少关系，有一套生意经。黑龙江一个副省长出面接待了韦力杰，也许诺了优厚的政策，说可以解决标贴问题。韦力杰准备在哈尔滨投资100万，与一个企业合资搞数码。上海这面，跳起来的不只是刘立喜。怎么回事？“我们上海在感光上都配合柯达的合资协议，数码就不能放在这里？”上海市政府的一些官员对柯达印象一下子很差，觉得柯达对上海数码合资的要求不是真心诚意的。
机械工业部也出面干预，说柯达没有在中国相机工业中找合作伙伴，却去找一家与照相机行业根本不相干的企业，怎么回事？韦力杰很老实，“我这100万投资只是想解决标贴问题”。的确，韦力杰是典型的柯达生产系统的经理人，在这之前，一心想赶快把上海的工厂和生产搞好，以不辜负罗切斯特的厚望。对于中国这些复杂的事务，他的确没有太多政治经验去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