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很多政府官员和专家对他拒绝涉足“中国芯”不以为然，甚至说他没有核心技术，正在沦为计算机产业最下游的组装车间，现在有机会为自己辩解，索性把心里话全说出来：
有了高科技产品，不一定就能卖得出去。只有卖得出去，才能有钱。我举个国外的例子，现在全世界大约有5 000万台个人计算机，苹果公司占的比例不到10%，其他的都是IBM。苹果机的性能远远强于IBM兼容机，但是苹果公司在全世界推广得不好，这是因为苹果公司的势能不够。也就是说，即使产品的性能价格比再好，若销售势能不够，也是不行的。
联想集团要做大规模集成电路，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做完了卖给谁。大家都清楚，芯片产量大，成本才能低。不知道能卖多少，就不敢大量做，量少，合格率就低，成本就高，即使芯片性能再好，也卖不出去，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此，不把销售渠道考虑清楚，就无法把这项工作做好。
说完这些话以后，他又去给电子工业部计算机司长张琪拜年，表达自己对政府的感谢，还说“一定要给支持我们的领导同志争脸”。张琪提醒他不要只顾自己痛快，还要照顾左邻右舍，又说联想已经“出了麻烦”，把他吓了一跳。
原来公司只顾张扬自己的业绩，却忘了“适可而止”的古训。有一天《人民日报》刊登一篇文章，署了柳传志的名字。文中点着“长城”和“浪潮”说，这些公司已不再生产自己的计算机了。柳传志的确这样说过，不过那是他在公司内部的讲话。“该说的不说也太不生动了，”他说，“可文章不是我写的，别人写了又没让我看。”可以想像，这样的话公开出去，会让当事者心里不快，但终究还算事实。下面这件事情可就实在过分了：公司的广告人员在《计算机世界》刊登一个广告，大言不惭地说“联想汉卡是金税工程惟一使用的汉字平台”。可实际上，长城公司才是政府“金税工程”最重要的参与者，而长城汉卡的声誉甚至还在联想汉卡之上。“王之同志是个老实人，”张琪再三提到长城公司的那位总裁，“可也对你们非常不满意。”柳传志听了张琪的劝告，赶紧给王之写信道歉，还说很想和他一起吃饭，接着转过身来警告属下：“做任何事都要千万小心，如果弄不好，处处都会被打。”
1995年2月16日，62岁的计算所所长曾茂朝退休。他在过去16年率领计算所获得了40多项国家级的科研成果，还带出一支优秀的计算机科学家队伍，但是他最得意的经历还是把技术变成产品。现在他要离开了，柳传志觉得公司更加需要他。过去如果没有他，也就不会有联想，今后如果没有他，联想还会有很大的麻烦。就拿眼前他与倪光南的冲突来说，如果没有曾茂朝主持公道，他就很难渡过这一关。于是柳传志试图说服中国科学院的领导者，让曾茂朝继续担任联想公司的董事长。他达到了目的，就在曾从计算所退休的第五天，中国科学院颁布决定调整联想集团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会由曾茂朝、柳传志、李致洁、李勤、倪光南、张祖祥6人组成，任期4年；曾茂朝任董事长，并且拥有“两票表决权”。
这一决定虽然让人感到意外，毕竟不算反常。最为奇特的是，中国科学院还决定让柳传志接替曾茂朝留下的位置，又让联想原来的副总裁李树怡来给他当助手，这样，联想公司的总裁和副总裁，就成了计算所的所长和副所长。当日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胡启恒解释说，这是希望把联想的管理思想引进研究所。但是有不少人不以为然，在他们的眼里，科学院是“爷爷”，计算所是“老子”，联想公司是“儿子”。现在，一个说法在科学院南路2号大院里流行起来：“爷爷发话，叫儿子管老子。”
其实“儿子”并不想管“老子”，只是怕被“老子”管。我们从这样的结局中可以悟出，无论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还是柳传志本人，都不会接受任何一个有可能给联想带来麻烦的人事安排。计算所已经开办十几家公司，到现在只有联想可以算是真正成功了。它把20万元的投资变成了13 789万元的固定资产、年销售47亿元的大公司。它给中国科学院带来的收入，比其他所有公司的收入加在一起还要多。倘若联想另生枝节，甚至遭遇不测，无论从道义还是从利益来说，都是大家不能接受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件事情的细节是否恰当已无关紧要，联想的大局高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