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元庆在北京发布“E系列”的那一天，倪光南来到上海，加紧追求他的新理想。
他的上海之行让公司的很多人兴奋不已。至少香港联想的吕谭平、吴礼益，还有副总裁张祖祥是这样的。他们与倪光南一起在上海待了三天，与复旦大学和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合资建立“联海微电子设计中心”的意向。
“设计中心”的目标是“集成电路”，也就是开发制造计算机的专用芯片。毫无疑问，它在计算机产业的“微笑曲线”上属于高端产品，所以倪光南一说起来就会两眼放光。好几个月来，他一直在这件事上倾注着自己的热情，想到仅仅依靠北京和香港的技术人员还不足以担此重任，所以指示香港联想至少再招聘15个研究人员，还试图在美国寻找芯片设计专家。这两件事情经数月努力进展不利，于是他便来到上海开辟新的舞台，果然三方一拍即合。
有证据表明，倪光南曾在4月23日的总裁室会议上将“上海计划”向柳传志和曾茂朝报告，当日的会议记录写有“柳传志等同志表示赞同”一句。但是也有证据表明，柳传志当时仍在权衡此事利弊，所以总裁室的会议并未形成决议。
从倪光南的立场上说，他急于将自己的全部热情和智慧投入“集成电路”，是有理由的。当日“联想汉卡”的颓势已无可挽回，而微机事业部的诞生以及杨元庆的大权独揽，又决定了倪光南不能像在昔日主导“联想汉卡”那样来主导“联想微机”的未来。在公司最重要的产品中不能拥有一席之地，这和一个总工程师的身份无论如何不能相符。假如一个技术领袖不能在公司的技术方向上发挥主导作用，那么他的威望乃至在公司的地位都会发生动摇。但是我们更愿意以广大而积极的眼光来看待倪光南的选择。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举拆除贸易壁垒，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呼声响彻四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开放的进程反而刺激了国内“民族主义”的潮流。外国公司大举进入，让潜伏着的社会分歧涌到表面，成为1994年国内舆论的一个焦点。有三个人，杨桃源、垄和安、何君臣，联合起来在《国际电子报》发表文章，题目叫做《中国计算机产业何去何从》，里面开列两种意见，都有代表性：
—我们缺少强有力的集成电路和工业基础，又不掌握技术制高点。现实的选择是“一退到底”，去选择那些外国人不愿意做、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产品。
—不能再退了，搞一个丢一个，我们还能退到什么地方去？政府不能再作壁上观，应当加强扶持力度，保住“民族的”这一块。
我们只要稍微一想就能明白，联想公司杨元庆和倪光南主张的两种技术方向，正是中国社会潮流的反照。用纯粹技术的眼光来看，1994年联想同时发生的两件事—杨元庆发布“E系列”和倪光南渴望“中国芯”，都是在试图发起对于外国微机的阻击战。不过，战斗却是指向两个相反的方向，杨元庆走向低端，而倪光南则是向高端前进。假如振兴民族计算机产业真的可以被当做一场战争，那么杨元庆是在采用避其锋芒攻其不备的战术，这有点像毛泽东当年的游击战，而倪光南则是在敌人最强大的地方展开攻坚战。
主张抢占“技术制高点”的舆论显然占有道义上的优势，其中又以研制“中国芯”的呼声特别时髦。“芯片”本是集成电路的俗称，只具有纯粹技术和经济的含义，但是“中国芯”偶然地与“中国心”谐音，于是立即就被赋予强烈的民族情感。这一年3月比尔·盖茨来到中国，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布产品信息，会晤政府高官，在千人大会上演讲，还成了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座上客。本来这些活动并无恶意，可却刺激了中国社会那根最敏感的神经。有个媒体的记者请王选发表评论。这位北大方正集团的开创者、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最重要的奠基人，现在利用中国文字中的一对同音字阐述自己的看法：“计算机领域的国际竞争，是斗智。决定成败的因素固然涉及方方面面，但我认为，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是斗志，那就是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心的竞争。”用这话来对照当日的联想，那么很显然，杨元庆是在“斗智”，而倪光南是在“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