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宏斌并没有理解老板的警告，反而因为扫除了贾绪福这个障碍而得意起来。企业部里那些年轻人，还有13个分公司的总经理，现在更加紧密地聚集在他周围，百般拥戴，就像找到一个英明领袖一样。
年轻人的能量很快从企业部里涌出，在整个公司串来串去，把柳传志左右那些得力干将也卷在其中。有一天5个年轻人来到“达园”，一边吃饭一边指天骂地，都说计算所的那些元老占据了公司所有重要岗位，年轻人总想做一点什么，却总被指责。照这样下去，公司长远大计从何而来？这些人倒真是为公司的前途着急，可就是不明白元老们开创这家公司时的艰辛，只觉得他们个个都是明日黄花，柳传志英雄寂寞，身边缺少有才干的人。大家喊着“就是靠我们这一代”，都是一副“天降大任，舍我其谁”的样子。
柳传志不断得到属下报告，对这些动向全都了如指掌，元老们也在给他写信，说孙在公司里面如何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更令人担心的是孙还得寸进尺，以“蚕食的方式”，侵入本来属于公司总裁室的人事权力，自行其是地任命下属经理，由先斩后奏而至斩而不奏，私自调进三人作为他的心腹。这些人还模仿柳传志的干部培训计划，召开会议培训新人，其要旨是对孙宏斌本人表达忠心。大家都说孙是“领袖型的人物”，不仅聪明而且英明，别人对他的话要苦思冥想，才能悟出真谛。说到得意的地方，不由得把孙和万润南、柳传志并列在一起，后面两人都是中关村的成名人物。现在孙的属下经过一番分析，结论是：“孙绝对第一，万第二，柳第三。”因为“孙用能人，给大家一个能成事的舞台。而柳传志身边都是庸人，把住权力不放手”。
这话说到最后，就形成一个规矩：企业部的员工对孙一人负责。比如所有新员工都要回答“自己的直接老板和公司大老板是什么关系”这样的问题。“假如你一天生产200个部件，直接老板向大老板汇报一天生产300个，当问到你们的时候怎么回答？”正确答案是：“应该异口同声地说是300个。”再比如大家一起领悟公司的“大船结构”，悟来悟去，最后终于悟出：联想公司是一座大船，企业部是一只小船。联想的大船沉下去了，企业部的小船就漂起来，变成大船。
孙是一个坦荡之人，并不隐瞒所有这些行为，甚至还邀请李勤来参加他们的会议。在柳传志忙于香港事务的时候，李勤是北京联想的主持者，后来公司上下很多人认定，孙能如此嚣张，都是因为李的纵容，孙本人也在有意无意间把他当做“靠山”。其实这些看法只是一面，而不是全部。从纯粹业务的立场上说，李勤的确需要年轻人去攻占全国市场，所以在孙与贾的分歧中明显袒护孙宏斌，可是他却不能允许孙的胡作非为。
柳传志现在认定孙宏斌在另一条道路上越走越远，听之任之必会后患无穷。他再次从香港赶回北京，与李勤“对表”（这是公司员工常用的一个词，直到今天都在流行，意思是要统一步调）。他的这位搭档尽管拥有强悍的管理风格，但却是个识时务的人，每逢关键时刻总能洞悉大局利害所在，所以没有犹豫就表示赞成他的判断。于是两人决定将孙调出企业部，到业务部去接替老贾空出来的位置。柳传志勒令孙“低姿态进入”，“不许成立新的单位或带人进去”。柳仍在期待他曾欣赏的年轻人悬崖勒马，进而发挥自己的才干。但是站在孙的立场来看，这无疑是一次重大打击。他将远离年轻人的圈子，时刻处在元老们的包围和监督之下，而企业部的年轻人也将群龙无首。当柳传志在4月4日宣布这一决定时，冲突立刻爆发。
事情发生在北京大学芍园召开的企业部会议上，所以在公司历史上被叫做“芍园发难”。柳传志后来多次表明，这是整个事件的“分水岭”，从此“就开始了一环扣一环的斗争”。这就表明，他是这一天开始，认定孙和他的“小集团”已无可挽救。
根据当时会议的记录，孙宏斌表示他的属下不能理解公司决定。接着一个名叫白泉的员工发言。白是那份遭致批评的《联想企业报》的编辑，现在质问：“企业报到底有什么问题？”薛琳娜接着发言，其实是火上浇油：“公司的《联想报》办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不能办更好的报？”
柳传志一直在听。但是当孙宏斌插进来说“《联想报》简直就是下流小报”时，他觉得再也不能抑制内心的愤怒。他严厉斥责年轻人的狂妄，以为凭借自己的威望能够力挽狂澜，却不料他的听众“处于一种假睡状态。假睡的人，你怎样叫他都叫不醒的。那时我就知道对他们已经不是讲道理的问题了”。
柳传志后来对公司全体员工如此报告当时情形：“就一个接一个地，一句接一句地向我们发难，仿佛非要把我们问倒不可的架势。”另外一个柳传志的随行者，应旗，在很多年后还能记得：“他们当时叫‘盘道’，有一点像‘华山论剑’那种感觉。按时下流行的话说，要盘盘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