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新宁波模式
在《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宁波的结构竞争力排名全国第一。宁波地处东南沿海，南毗温州、北邻苏南。在兼容“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同时，利用计划单列和副省级的行政优势，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宁波模式”——混合经济发展之路。
未来，宁波应当专注于建立自己的城市经济体系。
2004年2月4日这天，宁波大企业的老总们要去宁波市人民大会堂。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宁波十二届人大、政协会议的代表、委员。在为“两会”谏言献策发挥政治影响的同时，他们领导的企业也在当地经济运行中发挥着愈来愈大的影响力。
如同往年一样，民营经济发展是“两会”代表们热衷的话题。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了“着力优化投资和发展环境”的工作重点。“这个环境是民资和外资共同的投资环境。”一位人大代表向记者分析说。
被当地学者定义为混合经济发展的“宁波模式”如今又站在新的起点上,这不仅仅是因为杭州湾跨海大桥的飞架南北和北仑港重量级货轮的风光出航，此外，当外资悄悄驶入这片民营经济的海洋时，新一轮的产权变革正在暗中酝酿。
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其历程，以展望未来。
1．
“死企活人”的产权变革
太平鸟投资集团的常务副总裁车小方在下海之前是宁波市体制改革委员会的主任，他说，“在展望宁波模式的未来之前，有必要回顾宁波经济在过去二十多年所走的独特路径。”
这其中有一条产权制度变迁的主线，“更值得注意的是：与浙江的其他城市相比，政府的‘无为而治’在宁波并不完全适用。”
从1979年6月宁波港正式对外开放始，这座港口之城在长三角南翼的经济中心地位就逐步确立。1979年至1983年，全市乡镇企业产值以年均29.07％的速度递增。“乡镇企业的较早起步，极大地释放了农村生产力，成为以后乡镇工业异军突起的前奏。”宁波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巡视员储嘉康评价道。
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宁波的乡镇企业开始转制。“这比苏南起码早了五年。”但由于当时的乡镇企业效益都很好，所以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不少老干部打报告到中央反对改制：“说白了其实就是全面私有化，让乡镇企业的领导把厂子买下来。”储嘉康回忆说，“当时转让的价格是很低的，但我记得曾经有个领导说，苹果再好不吃还是会烂掉。”
与此同时，宁波的个私经济也在迅猛跟进，“只是名声不如温州的响亮罢了”。摘掉“红帽子”的宁波乡镇企业成为宁波民营经济的主力部队。“与温州家庭作坊起步的个私经济相比，宁波民营经济因为乡镇企业的底子厚，发展质量上不可同日而语。”车小方说。尽管宁波民企的前身党政工团俱全，有一定制约，但还是形成了早期的企业管理基础，可以说比较规范，与温州民企的“丐帮”出身大相径庭。
从1996年开始，宁波城市中的大型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开始转制。当时全国都在说“搞活”，宁波政府却提“死企活人”，即“不是搞活，而是先搞死，置之死地而后生”。作为抓大放小工作中的“放小”组组长车小方，当年受到很多人举报。“说我任由国有资产流失。”1996年体改委和财政局谈判，强调国有资产不流动就是流失，为此：“与其等死不如先搞死，这个搞死的意思是进行彻底的产权改造，完成职工身份的转换。”
而集体和国有企业资产转让所得全部用于职工下岗的补偿，财政方面分文不取，多余的钱留给企业。结果，“各个局变公司，局长变老板。一般竞争性行业全部民营化。”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宁波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安置容易得多。其原因：一方面是安置补偿费很高；另一方面，早在转制以前，很多职工都有第二职业。当年下岗职工“拿着手机、开着轿车”来领钱的比比皆是。“这得益于宁波当地民营经济的发达。下岗职工找舅舅叔叔的企业，再就业容易得很。”总之，转制的阻力比想象中要小得多。
但改制并不是在所有时候都一帆风顺的。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界人士透露，1996年浙江省委、省政府专门针对宁波发了文件，对改制表示质疑，有的县里很慌，改革推行受阻，“但当年县区一级分管企业的县（区）长是坚定的支持者”。他们对上面的答复是“文件精神不容易理解，需要反复学习领会”，以此顶住压力继续进行集体大企业的产权转让。当经济指标节节攀升和国家相关政策出台以后，省里的态度才渐渐明朗。
1996年改革之初，宁波民营经济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只有20％左右，集体和国有占80％；到1999年时，这个比例换了个位置。“在宁波，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实际上是政府环境支持的结果，其中政策引导是非常有效的手段。”从事民营经济研究的宁波市发展计划委员会研究员鲁慧君对记者说。
2．“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混合兼容
来自宁波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全市2000年GDP贡献率达56％的工业经济中，单纯的公有制经济在规模以上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中占17.2％，单纯的私营经济占17.4％，而各种产权相互融合的股份制经济和中外合资经济则占大头，为65.4％。
在车小方的记忆里，1999年宁波市委、市政府的19号文《关于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决定》对宁波民营经济的进一步成长和混合经济模式的形成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实质上这个文件对于政府改革也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该干什么和不该干什么规定得很清楚。”文件对民营经济的扶持在浙江前所未有。当年甚至有一些国有企业叫苦不迭，说民企捡了大便宜，对公有制经济不平等。“市里领导对那些国企老总说，‘想公平也容易，你进行股份制改造啊，别不让民资外资进来。’”由此，还产生了一个意料不到的好结果——扶持民企发展的决定让公有制企业加快了自身改制的步伐，向多元化靠拢。
目前宁波14家上市公司当中，只有海运集团和港务局下属的企业还算国企。“宁波所剩不多的国企中，除了电力、电信等要害部门，还未转制的企业也在悄悄进行多元化改造。”车小方说。
2003年由中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曾在杭州、温州引起不小争议，其中宁波的结构竞争力排名全国第一。“宁波的这种混合经济发展模式，符合十六大的文件精神，值得在全国推广。”宁波市计委研究员鲁慧君说。
储嘉康就此分析，“在多元投资主体构成的混合经济形成过程中，不但投资总量上大幅上升，推动了宁波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各种投资主体为实现其效益最大化，在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的不同领域里起着作用，从而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社会事业的进步。”
宁波在乡镇企业发展的高峰期果断转制，避免了苏南乡镇企业向“小国企”形式的回流；又在“温州模式”增长乏力的关口，进行多元化投资主体的转型。“而嫁接外资，将成为宁波模式变迁之路的新起点。”
3．民资嫁接外资
在浙江民企普遍面临发展用地紧张、技术水平落后、人才匮乏的制约瓶颈时，宁波同样在所难免。而鄞州区招商引资的实践在寻求解决之道的同时，为当地民企的“二次创业”提供了借鉴。
2003年宁波市鄞州区的合同利用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是浙江省的双料冠军。据该区对外招商局局长张时光介绍，“2004年的招商工作，将贯穿‘以民引外’的新思路。”
与苏南相比，宁波吸引外资的先发优势已经丧失。但独特的禀赋在于块状经济的分布使得部分产业的基础十分厚实。“利用已有相当积累的民营企业吸引外资前来收购兼并，就是以民引外。”张时光告诉记者，“在浙江，只有我们鄞州有这个提法，但具体政策还在制定当中。”
一个现实中的例证便是位于鄞州的浙江开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该集团的办公室主任王景行向记者介绍，来自比利时的全球第三大啤酒生产商——英特布鲁公司用现金3500万美元收购了该集团啤酒业务的70％股权。开开集团“为谋求企业的更大发展，有效借助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及管理”，在政府的牵线搭桥下，实现宁波首例外资兼并民资的婚事。
“这次购并请毕马威作财务审计，光是前期的审计咨询费用就花了1200万。”王景行说，“以前宁波比较多的是和外资企业合资建厂，而开开与国际接轨的股权转让在浙江都是第一例。”
“宁波的地价已经相当高，单纯依靠优惠政策难以吸引外资进入。我们区在以业引商、加强产业链建设方面要做足功夫。”张时光局长告诉记者，鄞州区服装加工、汽车零部件、机械制造产业已经形成规模产业群的优势。在招商策略上，将通过深入挖掘部分内外资大企业的上下游关联企业，对其进行重点招商，吸引其对本地民企的收购兼并。
从已进驻鄞州区的外资企业看，位列全球500强的有日本服装业的伊藤忠、德国从事汽车零配业生产的博格华纳等。
宁波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巡视员储嘉康指出，宁波民营经济存在产业链带动不足的问题，并且产品多数属于初加工产品，处于价值链的末端。因此，“民资嫁接外资，实现新一轮的产权转移，将对吸引技术管理经验、促进整个产业升级影响深远。”
（记者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