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公用房间里休息，我那几位一年级室友谈论着她们是从哪里学会自己的学习习惯和规矩的。
“我父母有很强烈的新教徒的工作习惯。”桑德丽娜说道。
“我父母很重视严格的学习习惯。”詹妮附和进来说。
“我父母让我和姐姐一放学就做功课。”阿本娜说，“没有讨价还价。”
我有些慌神，回想起我经常在上午十点钟还在打最后一页报告，上学迟到，而妈妈在一边匆忙地帮我把图片贴到报告封面上。我记得有很多回我在凌晨两三点钟醒来，做生物实验报告。我恐怕自己没有学习习惯，没有严格的规矩可言。
在我试着把自己的想法和计划安排得有条不紊时，我感觉我的脑海就像我长大的家那样乱糟糟的。我喜欢零敲碎打地积累知识，根据一些天生的感觉来粘贴建构知识。如同妈妈那无休无止的一堆堆剪报文章那样，我的知识除了自己可能对别人毫无意义。我咽了一下喉咙。在哈佛，自然后果法则会把我引向何处呢？这里所有的学生都是那样自信和能干。
我在大学一年级学到了DISCIPLINE这个词的新含义。哈佛的一门discipline指一门学问或学科，诸如历史学、心理学或社会学等。每门学科都有其自身的规则和工具。在那些课程里，我们读关于如何界定、组织和确立知识的书。
我试图按照那些学科规定的方式去处理学业，可感觉不自然。在哈佛，我被要求从一个客观的距离去对话题进行分类、列举、评价。每一门学科的规则刺痛着我，包围着我，就像妈妈有次曾经徒劳地在我们公寓里追逐我时手里拿着的那根皮带。
我记得在小学时，大雨如注，巨大的水滴落在黑色天篷上。阿斯托利亚经常下雨，一张很大的塑料天篷遮住了半个操场。在潮湿天里，所有的学生都挤在盖着篷的区域，打四人制篮球，跳绳。可我的朋友唐娜和我喜欢不理睬四人篮球的规则。我们站在露天，站在紫色和灰色的棉花球般的云朵下。我们轮流站在天篷边沿上的落水管下。水管中的水急流下来直冲到我们半干的衣服上，而我们毫不退缩。我站在水管下，我的头发立刻被冲到脸上。我的衣服变成了深色，像水里打了褶的大袍沾在身上，鞋子里浸满了水，而且——突然——我整个人被改造了。唐娜和我转着跳着，让自己晕眩起来，把水像螺旋一样地溅射出去。终于有位老师走过来，责备了我们，把我们像二年级的囚犯而不是超级英雄赶回了学校。我们的运动鞋嘎吱嘎吱地响着，在我们身后的学校又大又空旷的过道里留下了肮脏的水痕。
Discipline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里的dis-(表示“分开”)和capere(“抓住”)——“分开抓住”——在哈佛，在一门学科下学习意味着不管某人自己去抓住知识。它表示从远处观看从落水管里流下的水，数有多少水滴，而不被那潮湿浸泡到。我记得还是个小姑娘时，曾经有天夜里在一个卧谈聚会上跟我朋友洛兰一起吃掉了三百二十颗胶姆糖。我们不是守纪律的孩子。于我，在一门学科的要求下学习意味着在一台显微镜下一粒一粒地观察那些胶姆糖，但不去碰它们，不去吃它们。
我吃不准自己想学什么专业。大学一年级我最喜欢的课是写作课。此外，我时刻面对着那个令人困惑的有关自己身份的问题——我身边都是阶层背景跟我不同的学生和教授。我感到我和他们的差别甚至体现在思考和处理生活及学习的方式上。研究这些差异让我感兴趣，我想过自己可能选社会学专业。我选了一门叫“贫困、公共政策和争论”的课。
这门课教会了我很多有关福利改革的知识，可是我却感到被社会学的规则束缚住了——它搜寻知识的方法（分类、列举、观察）以及它发现有用的那类知识（割裂的、概念上的）。
许多哈佛课程教导我说，知识是我身体以外的一个箱子。我可以围着知识走，去拨弄它，从所有不同的角度去睨视它，不过我一定不可以走进去。
我回想起三岁时在里面玩过的那个大纸板箱。那时候，我的邻居朗达和我爬了进去。我们在箱子里过家家，妈妈给我们在箱子上开了个可以打开合上的纸板窗户。蓝绿色的光线透过盖在箱子上面的毯子照进来。知识是一个暗淡的蓝色梦。如果知识是只箱子，我想钻进去。我寻找着我自己知识的起始：我是怎样知道我现在知道的东西的，我是如何经常去了解和学习的。
学习——对于我来说——必须是个人的，实际的。我需要带着学问行动，带着新知识去经历长长的障碍，如同一包包洗好的衣服或者杂货食品。要在我的身体和大脑里感觉到它的重量和运动。要把知识吃下去，像一下子吞下三百二十颗胶姆糖并痛苦地把它们消化掉。我希望知识像从落水管流下的水一样浇在我身上。我想感受它那种冰冷的潮湿尖叫着穿过我的皮肤。我的知识在身体和混沌一边。
这就是为何我坐在“贫困、公共政策和争论”课堂里时会变得目瞪口呆的缘故。课堂上讨论用表格列出的单身母亲和她们的孩子的问题。我想要联系我自己的经历来思考贫困，然而这门课的语境没有创造出一个提供给个人知识的舒适空间。当我发言——讲到我母亲和她的生活，讲到我们一年的生活费用不到五千元——我的话语自内心喷涌而出，涌入到一个令人沮丧的空间里，在这个空间里我的话语如泥牛入海，如倒下成一条线的多米诺骨牌。其他学生一片沉默。
我想起了四处流浪的时光。上无片瓦，周无堵墙，在敞开着的露天，生活是痛苦的，可它给了我一个观察这世界的场所，生活在编织的世界之毯的边沿，挣扎着，系在边缘。那样的观点就像被楔子钉在地板和墙脚之间，像房间角落里隐藏着的灰尘，被扫出了视线。我生活在书页边白上那空洞的空间里。我生活在天头上，地脚上，还有两侧上，在那些文字的周边。那些权力的文字写在书页的中间，那些《宪法》里的文字，学校里教的文字，福利法的文字。我变老了，我学会了爬进那一行行笔直的文字里。我已经在文字里了，在我可以写文字的大学里。可那跟一直在里面并不相同。
我在哈佛选课程的经验引导我去创建自己的主题研究（专业），我称之为“儿童研究”。大二那年，我申请上专题研究系，提出我想研究“贫穷对于孩子成长的影响”，希望上包括心理学、社会学、非洲裔美国人和妇女研究、教育学、文学以及创造性写作等在内的课程。在传统学科范围外挑选一门研究课程时，我选择拒绝大学内那些占主导地位的思考和谈论的方式。穷人们和孩子们那令人窒息的声音从一排排的图表后喊出来，从那些长长的多音节文字里喊出来。我想要用可以被我最想与之说话的那些人们阅读的语言写作：穷人们、单身妈妈、游民家庭——也被更有学问的人阅读。
我把研究计划整理好，去找一名导师。我给所有那些教或研究“贫困或儿童问题”课的教授打电话，跟他们见面。很多教授都感兴趣，但大多数都已经有了自己系分配给他们的学生要指导。他们没有时间再去指导另一名学生了。每位教授都给了我其他教授的名字。然后我会去跟他们每一个见面。
我去拜访了萨拉·劳伦斯·莱特富特教授。我曾在教育学院上过她开的一门课。她是名高大的黑人妇女，穿着漂亮的非洲袍子。她的长发用装饰梳子挽成一个发髻。我为她的存在而惊呆而感到敬畏，还没有开口跟她说话我的眼泪就夺眶而出。她很和善，有着一双富于同情心的眼睛。跟其他教授一样，她无法再指导其他学生，并给了我其他教授的名字。
我拜访了不同学科的四十几名教授，包括约翰·肯尼迪公共事务学院和法学院、教育学院的教授们。详细说明我完全想学的东西，把它解释给别人听教会了我锲而不舍。我清晰表述我的想法和计划的能力与日俱增。到我去见第四十位教授时，我完全知道了如何跟人说明我希望学和做什么、怎样学和做以及为什么要学和做。我终于在文学系找到了优秀的导师。
妈妈在我还是孩子时对我的独特的无管束教养方式、麦克先生的“文化遗产课程项目”及其对个性的强调给了我信心和勇气去从事一项特殊的专题研究，在一种约束之外从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