拱形天花板上雕刻着真理格言，枝形吊灯跟巨大的麋鹿角一起悬挂在那儿。很壮观的情景，然而那天花板似乎离四十英尺下面在餐桌旁用餐的哈佛新生很远。这里是新生联合楼，就在哈佛园旁边，所有的一年级学生都在这里享用一日三餐。
联合楼跟哈佛校园里的大多数建筑一样雄伟、简朴。墙壁上贴着装饰华丽的深色木板，上面挂着巨大的画像。画像里的人都是尊贵的殖民时期男性，他们身着燕尾服，不苟言笑。那些在谈笑着的十八岁学子似乎跟这个氛围格格不入。按照有关哈佛的知识，一年级学生最困难的挑战是把一块白脱粘上联合楼的天花板。这很不容易，然而天花板上早已粘上了许多片白脱了。抬头往上，你可以看见它们，一块块小小的黄黄的，沾在有乌木黑点的木头上。人们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从弹皮弓到把调羹当作弹射器用。多数努力付诸乌有，因而要是突然看见一块黄色的白脱斑点掉在你的食物上或者在你头发里摸到，那是毫不让人吃惊的。
联合楼里供应的食品非常丰富：一个满满的色拉吧，素食或者肉食的主菜，不同的甜品，包括每天的冰淇淋，花生酱果冻三明治的配料，以及你想要喝的任何饮料，从咖啡到苏打汽水，或者任何种类的果汁。我们甚至任何一餐都可以吃麦片——那里至少有二十种不同的麦片。
几乎每个人都抱怨食物不好，也许仅仅是为了有点什么东西可谈论，或者也许因为他们厌烦了每天相同的食物选择，或者那儿的饭菜没有他们妈妈做得好。但对我来说，这么丰盛的食品令我惊讶不已。别人抱怨时，我会回想起我朋友戴夫那年早些时候对我说的话。戴夫是我在昆西高中时的一个滑板朋友。他穿着像袋子一样的衣服，把他因吃素而骨瘦如柴的身体藏了起来。他穿肥大的裤子，裤管那儿张开着，使他看上去像个三角形。他留着脏兮兮的绿色莫霍克印第安人头，穿着鼻环，戴着用胶布粘起来的宽边眼镜。他不是那种我高中的老师希望我交朋友的人，但他是值得我一点信赖的人。
我们刚刚从他家滑了三英里路到我家，我提出请他吃点什么，告诉他我们只有百吉饼可吃，而且只有花生酱蘸。“听起来不错。”他边说道，边意味深长地一口咬了下去。
他品尝着满口的花生酱，边想着什么。他说：“你去上了哈佛后不会忘了我吧？”
“我当然不会，戴夫。”我微笑着说道，有点好笑，因为他是那样的诚恳。而且我确实没有忘记他。
他朝我摇摇头，针对哈佛学生，说道：“他们像是花花公子，‘我的第二辆劳斯莱斯坏了，真不爽。’那怎么能跟这样的话比呢：‘除了花生酱和百吉饼，我家里已经两个星期没有别的东西吃了。’”我明白他在说些什么，因为我们都是来自情况相似的家，那种我觉得最舒适的家。在那样的家里，没有一样家具是般配的，窗帘跟沙发碰撞着，每一样东西都显得有点脏和破，但很舒适。那种昏暗拥挤的地方，天花板不高，窗户也不大。那种厨房里除了花生酱和百吉饼什么吃的都没有的地方。那种我总是感到像家的地方。
我坐在联合楼里，听着别人对食物的抱怨，我的脑子里会闪出这些思绪。
一天在联合楼里，我坐在那儿，身边围着朋友们，玛吉从口袋里拿出一罐蜂蜜来。“尝一点，”她对我说，“这是很特别的蜂蜜。我老爸寄来的。”标签上说这是蓝莓蜂蜜。它来自那些只从蓝莓花上采蜜的蜜蜂。特别的蜜蜂，选择花采蜜，而且不是那种普通的田野三叶草。很纯很甜可能很贵的蜂蜜。我从没听说这种蜂蜜。“它吃起来真的更好吗？”我好奇地问。我朋友解释说有一个农场，农场里有蓝莓林子。我开了一个关于精英蜂蜜的玩笑，可是只得到了朋友的白眼。我的话里有一丝嘲讽的意味，但我稍微带有一点而已。
沉默被对即将来临的行为生理学问题、噩梦般的化学7课实验报告、英语10a课不断堆积起来的阅读材料的抱怨转移开了。
我是吃花生酱和蜂蜜三明治长大的。花生酱和蜂蜜是免费供应的。它们来自食物银行，上面的白色标签上用普通黑体字印着：“美国政府剩余物资”。那些浑浊的蜂蜜装在十磅容量的塑料瓶子里。没有人能够很快把这一瓶吃完。蜂蜜变干，变成一层层发硬的糖粒，在瓶底形成一层棕色硬块。五年级时，我住在蓝岭公寓——“村子”——卡西和詹妮的妈妈给街区的所有孩子做三明治吃。她把神奇牌面包排成一排，给一半面包片抹上花生酱，另一半淋上蜂蜜。她把三明治合在一起，然后递给我们，我们拿着跑开去。我们边玩边吃，我们粘着蜂蜜的手指混杂着脏污变成了黑色。
孩提时我并没有真正知道我很穷。我以为所有的孩子都吃装在贴着白色政府标签的塑料瓶子里的蜂蜜。
如果说我不知道有那些吃蓝莓蜂蜜的孩子以及他们的世界的话，那么我肯定他们不会知道有我这样的孩子以及我的花生酱蜂蜜三明治（而且他们也不会知道我每晚在收容所用付费电话给妈妈打电话以确定她没事）。
蓝莓蜂蜜似乎是个开端。社会和经济背景的差异甚至影响了我在哈佛的朋友间细小的无足轻重的交流。直截了当地谈论阶层差别是很困难的。随意地说点什么——也许只是提到同母异父姐姐或者某件曾经发生在收容所的事——都会引发出无数关于“那是什么样的”之类的问题，那些我不会跟家里的朋友谈论的事情。我渴望着跟他们没有区别，但我不想跟这些学生一样。我羡慕他们跟他们一类的人一起时的自在，而我则想念我家里的朋友们。
我和朋友们在一起时，总会出现谈论阶层或者谈论我们不同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如何塑造了我们这样话题的机会。我不知道如何去处理这个主题，并且要听起来显得没有痛苦和愤怒。我害怕把自己的一部分向别人袒露出来可能会引起他们的怜悯。
玛吉知道她的特权。她清楚她可以指望她父亲每月给她的津贴。对我而言，甚至连父亲这个词都是痛苦的。我的父亲有钱，但他没有脸。我从没有见过他。我不曾见过他的照片。我从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或看到过他的笔迹。（而且我也从没有见到过他的钱。）
玛吉父亲每个月寄来的支票保证了她在读大学期间用不着打工。她可以自由自在地专心读书，打橄榄球。我的津贴要从每天清扫两小时的宿舍卫生间、每周清扫五天中来。我去干活时，看见玛吉在桌前学习或者去游泳池或者橄榄球场，有几个下午我非常嫉妒她的自由。
然而，在我用力刮下淋浴间瓷砖上最后一层棕色的污垢时，我的思绪可以自由驰骋。
不过玛吉不是个精英主义者，也不势利，也不是守财奴。她经常在谈到钱这个话题时感到不自在。她担心自己花钱的地方。她跟我谈到她觉得有负罪感，因为她会一个周末去滑雪花掉四十五块钱，而我却不能。有时她见到一名无家可归者讨点零钱，她会畏缩，感觉自己不应该享有这么多的有利条件。我对她讲，她生来就有钱是她无法改变的，就如同我无法改变我生来就贫穷一样。我告诉她享受自己的机会。在开始意识到阶层差异后，她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一个比那些无法享受阶层地位的妇女的声音更容易为社会听到的声音——去帮助启发人们对阶层差异的认识。
像那些只采蓝莓花蜜的蜜蜂一样，许多哈佛学生只品尝过一种花。我在哈佛是要带着他们朝那些他们从未造访过的果园舞动——那些果园里普通的三叶草在蓝莓旁边一起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