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摔跤是一门完全不同的学问，在实际发生时，跟语言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在高中上的物理课看起来倒是很符合我对摔跤的想法：力量，运动，无法用言辞表达的物理诗歌。
通过摔跤，我变得更加成为我自己，把更多的自我加到了自己身上。我以某种方式伸展自己的腿，我会感觉到以前从未发现的一块肌肉。身体的运动如同没有言语可以表达的感觉——一种自我表达，用不着任何语言，但却很有必要对我自己和他人说出来。
要是我生活在一只思想的集装箱里会怎样呢？那我就不会在乎我的身体，但会觉得被禁锢，动弹不得吗？从物理学我们学到，空间会像可以伸展的斯潘德克斯弹性纤维那样弯曲——我们的运动（以及恒星和行星的运动）改变空间的形状。如果我们只是思想，那么空间对我们而言是无法理解的。我摔跤时改变了空间的形状。它延伸，弯曲，急剧地，精确地。
当我的大脑觉得内心全部停止下来时——那些想法和挫折感匆忙地聚集起来，一片混乱——我需要用身体开始思考。我通过运动来这样做，让思绪逃逸并成形，把它们释放进物理世界。每个思绪都带电，它穿过我的身体离开然后又盘旋回到我体内。要是我把我的思想关进脑子里，它们在那儿会是浅薄的，不真实的，无法跟任何固体的东西互动。
我一动不动坐得太久时，我的大脑把自己搅动成一个个圆圈，像一块过于紧张的肌肉一般疼痛。
“那么你要退出了。”第一周训练结束后文图瑞利教练说道。我浑身被汗水湿透，头发衣服乱糟糟的，身上带着淤伤，脸上还有灰痕，看上去像个打了就跑游戏的牺牲者。我盯着教练。
站在教练面前，我回忆起二年级时玩儿童足球游戏的情形。我记得站在一排孩子中间，然后只剩下我一个站着，因为别的孩子都一个个地被伙伴选走了。我的双脚在地上滑来滑去，看着凝重的柏油路面，感到很羞愧，别的孩子在争执谁要跟我“搭档”。
游戏最后终于开始了，轮到我踢球。踢球时我非常害怕，没有踢着。我站在那儿，又想到我是被最后一个选出来的，汗水从我脸上冒出来，弄得眼镜从鼻子上要滑下来。不可避免地，我把腿晃过球，踢向空中。
我等着球重新定位，脑子里只想着歪歪斜斜架在脸上的厚厚的眼镜。球朝我滚过来，我判断着脚和球之间的距离，抬脚朝它踢过去。球继续滚过我身边。那一点空荡荡的空间不断扩大、膨胀，一直变成我所能看到的一切，一遍又一遍。一块空旷的空间，我腿重如铅，朝着空气划过。就在我的脚没踢着球前那一秒钟，我抬头看到了一张张在哄笑的脸，空气变得很厚重。
站在教练面前，我也回想起六年级时在学校田径场外圈跑步，两名男生从我右边走过时说：“你跑起来像只鸡。”没错，我跑步时，我的背弯成一张弓一样，我的手指几乎在地上拖，眼睛紧盯住跑道上的黑沙地。我的双肘和膝盖跑动时有一个难看的角度，但是我在跑步。我看不见自己跑步的样子是件好事。我只是感觉我在跑，这于我便如同在飞翔一般。鸡飞吗？我思忖着。
我回想起的第三件事是七年级时在阿斯托利亚中学的B队边打篮球边咬手指甲的情形。我眼睛看到的是晃来晃去的身体，朝这儿朝那边，有什么在我周围的空间里呼呼地响动。我先朝一边再朝另一边跑动，艰难地要跟上比赛的进程，我的牙齿焦虑地咬着指甲粗糙的边缘。
后来，在回家的校车上，曾经是我最要好朋友的凯里侧身走过过道，发出嘲笑声。她的金发脏兮兮的，像有弹性的电线紧紧地卷着。她是童子军领队，一双蓝色的眼睛从扁平苍白长满雀斑的脸上突出来。她把手指尖放到嘴边，开始大笑起来。我羞愧地看着地板，一声不吭，然后默默地转过脸看着车窗外面。
我专注地看着那些人们熟知的树木和一排排房子倒退后去。凯里和我是朋友时，我们会谈论男生。凯里的第一个“男朋友”——一个聪明过头、长着一头金发非常尖刻的男生——对凯里说她的屁股像石头一样硬。
“他指望什么呢？”她说道，边摸摸穿着弹力裤的屁股。“要它软起来？”她笑起来，她的脸跟屁股一样硬。
我看着教练的脸，想着。他指望什么呢？指望我退缩？
脚准备好伸开
后退
一次外移
抢动直身冲击
侧绊腿踢出
“不。我留下来。”我对他说，边取下护膝。“我喜欢摔跤。”
“好。”他说道，把几张纸放进公文包。
“来呀，萝拉莉！你摔跤就像个女孩子！”一天训练时戴夫·博根看着我和里奇·特斯塔对摔时大声喊道。人人都觉得戴夫说的话是个滑稽的玩笑。我感激他的鼓励，他让我有可以“扑过去把他的头拧下来”的信心。我想我可以赢，并且仍然是“像个女孩子”般摔跤，因为我本来就是个女孩。
如果说摔跤的身体语言拓宽了我的心理，那么摔跤的实际语言则注定要拒绝我。“像个女孩子”这个词组意思是在摔跤运动中，女性天生就不如男性。我太怕别人说我开不起玩笑或者男人的体格天生就比女人强壮。我喜欢戴夫，他对每个队员都有强烈的感情，我不想让他们从我身边变得生疏起来，因此我什么也没说。
摔跤队的口号差不多有二十年了，一直是“昆西高中摔跤队：男人在行动”。就连我们在训练季节末拿到的蓝色灯芯绒棒球帽背后也用白字绣着这个口号。人们问我：“你难道不觉得这话冒犯你吗？它应该说‘女人在行动’。”我总是回答说那句口号并没有多少让我烦扰。更要紧的是他们允许我成为摔跤队的一部分。我认为行动应该先改变，而有关摔跤的语言文字以后会开始改变的。
我们做屈体跳跃时，助理教练会对着我们大喊大叫，说我们喊数字时声音不够响亮。“看见那口号了吗？你们应该是男人在行动！那也包括你，萝拉莉！”他高声说道，“重新来，这次叫得更响点！我们是男人在行动！”从那时起我知道在摔跤队里某种形式上我不再是个女孩子。这很让人有获得解放的感觉，同时也令人沮丧。它意味着我是一个男性空间的一部分。它也意味着我学着鄙弃女人味，我必须“做个男人”，因为女孩子是柔弱的。
他们见到我留在摔跤队，我的队友们也习惯了我的存在。他们有时把我当作另一个摔跤队员，有时则把我当成一个特别的人，区分开来。有的时候他们觉得需要关照我，跟我一起等在男子更衣室外面，直到我可以拿回我的制服；对我更温和，听到别的队里的男生尖刻的话语，还帮着维护我。
不过，一名跟我体重差不多、自鸣得意的九年级摔跤队员很粗鲁。他叫布莱恩·伍德伯里。训练时，他会一次又一次地夹住我的头，把我摔倒在地，着地的声音那么大，其他摔跤队员会转过身来说：“你肯定没伤着她？”“布莱恩，悠着点。”很难对布莱恩产生友情，因为他是那样自大，粗野。不过我尊重他很不情愿让我歇息片刻的心情。他要求我承受跟他给其他队员同样严格的待遇。等到我通过了他的考验，毫无怨言并且骄傲地带着满身的青肿后，他给予了我一点小小的尊重。身上的瘀痕褪成蓝色然后褐色然后是绿兮兮的灰色，但我要当一名羽毛丰满的摔跤队员的决心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昭然。
有一回，另一个队里的一名摔跤队员这样祝贺我说：“你有种，伙计。”实际上，不，我没有。为什么关于勇气的语言都是男性化的呢？为什么别人总是教导我说女人的勇气不是侵略性的，女人只有在耐心和忍耐的时候才是勇敢的呢？
一天训练时，我跟里奇·特斯塔对摔。我挣脱开，转入进攻而获得了反击分。我发现自己有机会用半尼尔森式把他钉死在垫子上。我犹豫了一下，仿佛下一步不知该怎么办，弄不懂为何在比赛中间处于有利位置时突然停了下来。后来我才意识到我是担心一旦我证明自己是个有实力的摔跤队员别人会怎么看我。我将不再是个可爱的小女孩，非常努力，但不是个威胁。我很害怕要是我实际打败了男生，他们会开始对我有敌意，我便提醒了他们，他们在证明自己拥有高人一等的男性力量上是那样不充分。因而我有时候满足于从几个好动作得分，有进步，但比赛最后输掉。
我觉得在摔跤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是要克服社会上的不认同。我不知道要拒绝成为某种象征甚至更困难。人们对我说我摔跤没问题，但其他女生则不被鼓励去试试。我的教练其实也不想他的摔跤队里有很多想摔跤的女孩子。其他女生被告知不要去试，因为她们太性感。她们可能会被骚扰的。很难不去为我的独特、希望一直只有我一个女生的想法而狂喜。许多身处通常给男人们保留的职位上的妇女享受着作为一名象征意义女性的荣耀和权力，她们没有认识到，允许她们自己被人视为“例外”，其实在阻止其他妇女取得成功。
我也担心另一名女摔跤队员可能会比我更出色，更有进攻性，更具竞争性。只要我仅仅是被男子打败，那没事，人们能够理解，我承认自己处于弱势。然而被一名女生，一名跟我一样“弱小”的女孩打败，还有比这更难为情的事吗？那看起来并不是个令人激动的挑战。男生跟女生摔跤的两难在于，打败一个女生不是男子气概的证明。男生至多被看起来是个欺负弱小者。而输给一个女生则完全是个更糟糕的命运，会被人称为是哭鼻子虫、失败者和懦夫。
偶尔，在被队友夹头摔倒、他们的手指用力掐住我喉咙（他们应该这么做，这是这个动作要求的）后——或者再一次受到充满好意但要人领情的话语的冲击后——我会哭泣。我因为是一名女生感到羞耻而哭泣——作为女生，弱小，从来就不够好，从来就不够强壮，天生的瑕疵，一次又一次地被推倒。我继续摔跤，指望着泪水会和汗水混在一起，我眼睛的红肿会跟因为用力而发红的脸的其他部位融为一体，任何偶然看我一眼的人会以为我的眼睛是由于脸被推向垫子时混进了灰尘而流眼泪。我害怕来一段三十秒钟的休息时间，那期间我的眼泪会继续流淌下来，别人可能会注意到。教练会走过来问我是否有问题。我会说：“没事。”眼睛不看着他，仅仅发出一点抽鼻涕声。
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地方，那里潜伏着的恐惧像在火中膨胀的药葵一样在增长，充满空气而不是现实。尽管我哭泣，要是我继续摔跤，我的害怕就缩小，变得可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