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夫·帕卡德的确留给孩子们一张蓝图：一张有8页纸的信，题目叫《关于帕卡德基金会的一些随想》。他是在80年代末刚刚做完背部手术时写的，之后在家庭顾问反复的请求下只是稍做了一些修改。在他的信中，他要求自己的孩子们确保基金会全力关注惠普公司的股票。他说，你们要“全然不顾”华尔街投资者的建议。股市上短期的赢利或损失不应该影响到每个人的想法，不要考虑该不该继续持有惠普的股票。他写道，基金会的理事应该考虑“对公司，对职员，对惠普所在的每一个社区的影响。”
戴夫·帕卡德还告诉他的孩子们说世界人口问题应该成为基金会首要解决的问题。他警告说，如果目前每年2％的人口增长速度持续下去的话，那么这意味着“人类将面临全面的混乱……我们基金会的首要任务必须是尽我们的所能，把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降低到适当的水平。我们必须支持堕胎和其他任何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政策。”
这封信最符合戴夫·帕卡德：坚强、理由严密、说服力强。但是，当四个孩子接受这个新任务时，他们做出了第一个最大胆的决定。人口问题仍然是基金会工作的一个重点，符合环境、人口、科学和教育这“四大”任务。但是帕卡德基金会不会成为马尔萨斯学派的工具。所以，在尽可能向其父亲表示敬意的前提下，孩子们决定开辟自己的道路。
苏珊·帕卡德·奥尔定下了新的调子，在她父亲去世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一直负责策划战略问题和筹备会议。她是帕卡德家族中惟一拥有MBA学位的孩子（1970年的斯坦福大学）。她父亲的一个朋友曾经取笑过她获得的这个学位，说道：“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机会使用这个学位，但是起码它能帮助你搞懂你丈夫在做什么。”戴夫·帕卡德的男性子嗣一度缺乏远见。不久，苏珊和她的同事们制定了一个计划，包括雇用更多的项目官员，提高拨款的平均款项，重新招募一个熟知如何经营大型公司的新总裁。基金会聘请了理查德·施洛斯贝格(《洛杉矶时报》的前发行人)担任基金会的总裁之职，接替科尔伯恩·威尔伯——一位值得尊敬的先驱，从基金会成立之初就开始为基金会服务。苏珊自己或许也有一些高见，但是她创造了一个框架，让其他人的高见能够在这个框架下萌动、发展。
不久，一个可以和戴夫·帕卡德相提并论的好主意渐渐成形。1997年，基金会的项目官员传言说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些海岸线可能要被出售给一些开发商。这些土地本来可以保留下来当作荒地，但是这需要耗费4200万美元才能做到。帕卡德基金会会介入吗？“当然会”，这是南希·帕卡德·伯内特和朱莉·帕卡德·史蒂文斯肯定的回答。帕卡德家族一直都是虔诚的环保主义者，帕卡德家族的两姐妹从小时候度假时就知道这一片海岸。两姐妹和帕卡德基金会的顾问迈克尔·曼特尔、再加上朱莉的丈夫罗伯特·史蒂文斯为基金会起草了计划，筹备了一半的资金，另外一半则从其他私人捐助者来。一年之后，事情完成了。圣克鲁兹以北的6英里海岸线又叫老海岸牛奶场被移交给加利福尼亚州，永久保持野生的状态。
后来，帕卡德两姐妹和罗伯特·史蒂文斯为了庆祝，专门到这里远足，在这块土地上吃野餐，念出植物的拉丁名字，欣赏着夕阳西下，没入太平洋时的美景。这是地球上最美丽的景色。这里再也不会是商店、住宅林立了；这里将永远成为野花野草的安静的家。
基金会的董事迪安·莫顿几年后回忆说：“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辉煌的时刻。我们在环保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可以花大价钱买下这块土地。这是我们能做的最永久的事情。”在五年间，帕卡德基金会共斥资1.75亿美元，总共在加利福尼亚州购买了250多万英亩的濒危荒野。购买的土地从太平洋海岸到塔霍湖附近的山地。历史学家称，这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一个家族所做的最大一次环保行动。这次行动让人们想起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当时洛克菲勒家族将其大部分西部的土地所有权转让给了联邦政府，创造了一些公共财产，如大特顿国家公园。
不久之后，苏珊·帕卡德·奥尔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好主意。露西尔·帕卡德儿童医院自从1991年起一直在接待病人，但是几乎是从一开始，这家医院的巨大潜力就因为院方高层的争吵不休而受到了阻碍。帕卡德家族的人认为，斯坦福大学著名的医学院对待这家医院就好像是在对待一个没人喜欢的继子。医学院并没有聘请技术高超的儿科医生专门来这家医院工作，而是依赖学院里某些治疗成人疾病的医生来处理儿科的病例。他们的确很精心，但在美国最佳儿童医院的排行榜上，帕卡德医院甚至连头十名都进不去。戴夫·帕卡德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曾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但是他的愤怒并没有产生什么用处。医学院的官员有他们自己要优先处理的事情。戴夫·帕卡德越是愤怒，他的对手们就越是希望让他知道他并不是指引他们的灯塔。有一年多的时间，医学院甚至只聘请了一名临时院长来主持儿科部门的工作。
必须有人来让基金会更加放心。90年代末，苏珊·帕卡德·奥尔发现了机会。她与医院的新人事主管、医学院的儿科主任哈维·科恩交上了朋友。她把自己名下的1000万美元捐给了医院，此外还安排帕卡德基金会向医院另捐了1亿美元，成立了一个专门让医院使用的基金。当科恩医生需要招聘好医生或者需要捐助时，她就会来到他身边帮他撑腰。在这些场合中大家记得三句神奇的话：“妈妈很关心改善儿童的护理水平。爸爸也很关心。我关心的程度丝毫不亚于他们。”苏珊·帕卡德·奥尔通过一种真诚、委婉的方式概述了帕卡德家族60多年来对患儿福祉的关心。她说：“我们希望医院能够成为美国最好的儿童医院。”她希望帕卡德儿童医院能够赶上波士顿、费城的一些世界著名的医院。
当其他有钱的捐助人和其他医院的著名医生听说了她的故事后一个个都被感动了。帮助苏珊·帕卡德·奥尔就意味着参与成就丰功伟绩的一个机会。甚至还不止，对她说“不”的人就好像是品德有问题。帕卡德家族已经做了这么多事情。现在是不是该其他人也贡献一份力量了呢？毫无疑问。一名纽约大学做组织切除手术的医生来了。一名耶鲁大学的干细胞专家也来了。一名加州大学著名的儿科心脏手术医生也来了。随着这些顶尖的医生建立起顶尖的医学中心，帕卡德儿童医院终于有机会跻身于顶级儿童医院的行列。帕卡德儿童医院基金会的会长史蒂芬·皮普斯说：“这是一种渴望。苏珊接过了她母亲的火炬。她希望倾尽自己的全力去实现这个目标。”
四个孩子中只有老大戴维·伍德利·帕卡德不知道该如何在新的帕卡德基金会里找到自己的立足点。他的脑子中经常会闪现出一些慈善活动的想法，大多数还很绝。他对经典老电影的兴趣使得他成为美国最著名的电影收藏者之一。他和国会图书馆关系密切，抢救出很多无声电影时代的珍贵资料。他对各种形式的古迹文物都很感兴趣，为土耳其海岸的重大考古发掘工作提供了资金。和父亲一样，他也拥护许多保守主义观点。他把自己的钱捐给胡佛研究所，推进基础教育方面的一些计划。计划包括发放学校代金券，建立以语音教学法而不是“全语言”教学法为基础的新课程。
所有这些爱好使得他与其妹妹以及基金会里思想更自由的人格格不入。其他人都主张别管小学的事情，转而帮助大学。虽然每个人都欣赏戴维·伍德利·帕卡德对经典电影的爱好，但没有一个人能真正有这个爱好。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就好像是一个屋檐下并列的两个基金会：大部分资金是按照苏珊·帕卡德·奥尔制定的原则来使用的，一小部分则是供戴维·伍德利·帕卡德来使用。但是，这种关系非常不合适，只有当四个兄妹从内心深处希望团结在一起时才能奏效。实际上，这四个人是不合的。在一旁瞧着他们的其他人都感觉到妹妹们觉得他们的哥哥很霸道。反过来，他也不满所有事情都要经过精心计划一层层执行的做法。他在1998年曾说：“我觉得复杂的过程很有问题。我宁愿尽我们所能去做，不要什么委员会和‘协调员’。”
1999年的夏天，四个孩子终于分道扬镳，但表面上还尽可能礼貌有加。帕卡德基金会交出了1400万股惠普公司的股票以及7500万美元，交给一个由戴维·伍德利·帕卡德控制的实体——帕卡德人类学研究所。最后，这总共15亿美元的资金使得他能够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体面的基金会。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随便经营。他在洛斯阿尔托斯的办公室就在帕卡德基金会的院子对面，苏珊·帕卡德·奥尔继续担任他的基金会的董事，这样二者之间的联系就不会中断。不过，如果戴维·伍德利·帕卡德想推动学校代金券或者翻译古代伊斯兰手稿，那么没有人能够阻止他。
对于很多了解不透的外人来说，戴维·伍德利·帕卡德仍然是帕卡德家族下一代的顶梁柱。他是惟一的儿子，也是最大的孩子——惟一经常公开露面的子女。80年代末的时候，他曾在帕洛阿尔托的市中心购买了一家老电影院，花费了500多万美元进行了精心的复原工作。周末的时候，戴维·伍德利·帕卡德可能会出现在斯坦福大学剧院的舞台上，在播放加里·格兰特的经典电影前讲讲这部电影的意义，或者甚至讲讲“我爸爸的公司”的最新情况。他既博学又感性，他的一些俏皮话可以和他播放的电影一样绝。他曾经告诉一个记者说，过去几十年他一直没有注意电影，认为电影是“一种堕落的流行文化”。但是当他在70年代中期在朱迪·加兰电影节上看过《圣路易斯的会面》之后他彻底改变了看法。作为一个狂热的电影迷，他认为一千年后的学者会认为二十世纪30和40年代的电影是美国对古希腊经典著作的回答。
走进戴维·伍德利·帕卡德剧场，在这里停留几个小时，这将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但这里不是帕卡德家族的神经中枢。财富和权力仍然高度集中在帕卡德基金会里。在那里，他的妹妹和顾问们控制着比戴维的帕卡德人类学研究所多八倍的资产。多亏克林顿政府后期的高科技股票的暴涨，帕卡德基金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富有和强大。1999年年初，基金会所有的惠普公司股票总价值高到100亿美元。每当惠普的股票慢慢涨一个美元，基金会的资产就能增加1.09亿美元。到2000年年中，基金会的资产达到了180亿美元的顶峰。点石成金的迈达斯国王来到了洛斯阿尔托斯。
所有高涨的热情都是基于一个基本的假设：即惠普公司的股价会保持强劲的势头。如果帕卡德基金会想每年发放5％的资产，那么准确的数字要取决于投资者对惠普公司的态度——通过某一时刻的股价来得到反映。新经济的狂热给惠普公司的股票带来了很多利益，但是新经济持续的时间非常短暂。随着2000年年底这种狂热慢慢消退，迪克·施洛斯博格发现自己应该踩的是刹车而不是油门。随着惠普公司的股票价格下跌，施洛斯博格收回了2001年和2002年的预算，稍稍收紧了。当惠普公司的股票进一步下跌，他第二次修改了预算。局势还没到严峻的时候，还有很多钱可以花。但是现在大家有理由担心惠普公司抵挡经济气候发生变化的能力。
和帕卡德基金会的领导人一样，休利特基金会的领导人也很担心惠普公司股价的升降，他们认为他们可以采取一个更为超然的态度。早在80年代的时候，比尔·休利特曾告诫基金会负责投资的官员说，资产的多样化是非常有用的。实际上，他也积极推进资产的多样化进程，并得到了基金会的董事阿杰·米勒的支持。休利特家族制定了长远的目标：惠普公司的股票只占基金会资产的15％到20％。他们认为这能保持与公司的联系，但同时也能降低股票的风险。他们也许错过了惠普公司最发达的岁月，但他们在高科技行业定期的衰退过程中可以不用饱受那么大的损失。
事情的发展过程正如休利特基金会所估计的——2001年1月比尔·休利特溘然长逝。突然之间，资产数额增加了一倍。新的股票资产几乎完全是惠普公司和安杰伦公司的股票。结果，休利特基金会因为持有惠普公司的股票而拥有了一大笔红利。基金会的每个人——从沃尔特·休利特开始——必须要更加关心惠普公司的前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