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有些负责人觉得她少不更事，坐直升飞机一下子就当上了老板，很想看看她空降后会怎样地摔得鼻青脸肿，有些幸灾乐祸的心理，可是，人心真奇怪得很，当看到一个年轻女孩子没有任何骄横虚荣的气息，虽然稚嫩但很实在，几句简单朴实的话居然使负责人们想发泄的一肚子怨气却不知何时就消解掉了，其实员工们只要一个尊重和信赖，有这些也就足够了。
胡仙头一天上班的情形给报社员工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大家都议论自己的新老板，认为她很有涵养，不像初出茅庐的22岁的娇小姐，而像是干大事业的人。
然而，光有一个好的初步印象是根本不够的，再好的印象也会很快淡化下去，必须要尽快掌握本领，做出成绩才能令人信服。当胡仙接手的时候，星系报业的各单位有盈有亏，经过她的一番努力之后，整个报系达到了基本平衡并略有盈余，每年几十万、上百万不等。但是，像星系报业这样大的一个摊子，光挣这点盈余简直是杯水车薪，坐吃山空。
在当时的香港，普通市民买一个中档套间就要几十万，如果把这笔钱折合为报系职员的工资，也仅够支付一年。财务报表上的数字不断告急，胡仙心里不能不七上八下，她意识到，她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必须尽快使“星岛”摆脱经济上的窘境，否则，别说把一份报纸办好办得出色，假如生存都没有保障，一不留神就可能关门，“好”和“出色”从何谈起？因此，一份报纸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生存，从这个意义来说，一份能赚钱的报纸就是好报纸。
你如果在大机构工作过，便会知道，凡是有利可图、有名可出、有权可掌的负责人的职位，一定会成为众人争夺的目标。尤其是在报社这种机构里，往往是赚钱不多麻烦成灾，人事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早在1951年，胡仙就经历过了那时发生的“林霭民事件”，当时林霭民与胡文虎二十多年的宾主关系一夜之间彻底断绝，林霭民去职时带走了编辑部十几个主要工作人员，使星岛报业的元气受到损伤，这件事也加速了胡文虎的去世。
这件事给了胡仙一个深刻的印象，企业里的争权夺利是千古不易的，“星岛”是一个大机构，自然也不例外，而且它不仅是一个商业机构，同时又是一个文化机构，在这种情况下，资深人员尤其是编辑部人员的问题，便显得特别突出。
胜者为王，各部门负责人为了巩固其本身地位，必然募集党羽形成一种势力，然后把持报纸的经营方针，直到读者不再买账时才会改弦更张，但那时候必将会给报纸造成损失。至于败者，多数为寇，很可能挟私夹怨，处处让报社难堪，加上报纸又是大众传播工具，对政治特别敏感，稍有不慎，极可能打破饭盆大家全甭吃饭。
胡仙曾经感慨地说：“我在报界一‘跳’下去，转眼间就是二十多年，当初像遇到一团乱钢丝，摸索了三四年才摸清门路……”
她的话虽是指办报之甘苦，弦外之音是人事问题难处理。
上任后，她的第一步便是从管理体制上入手，她在报系实行现代最流行的“事业部制”的管理方法，即由总公司制定一个方针和基本的业务范围、利润指标，具体事情由各事业部门承包负责，人员培训、工作协调、计划安排、绩效考评，均由各事业部负责。
这种层层负责、人人有责的管理办法立即见效。第一年，各部门的利润几乎翻了一番，职员们的口袋比以前沉实多了。
胡仙牢记父亲“以商养报，以商救报”的遗训，增发了欧美航空版，把报纸同时销往台湾。大家都佩服这位新老板的能力，说这个年纪轻轻、斯斯文文的姑娘，“比她父亲还厉害”。后来有人问她：当时你凭什么那样镇静，后来又是用什么灵丹妙药把事业搞得更加红火呢?
她讲了一些实实在在的话，她说：“我有什么特别？我只不过看准了路，凭信心走下去罢了。没有先知先觉，只能实实在在地走路，一路走过来，永远是战战兢兢的。”2．第一位获得“卡尔·范·安达奖”的中国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香港一度刮起了一股风潮，传言“共产党要对香港采取行动”，一时之间人心惶惶，二战后刚开始繁荣起来的市场，突然因此而冷却下来，使香港经济进入了萧条状态。
这时候的“星岛”，由胡仙接手后，刚有起色，便遇到这样恶劣的“大气候”。当时，《星岛日报》已增发欧洲航空版，报纸每天销往欧洲各大城市，同时销往台湾。由于这个传言，海外的代理商纷纷要求尽快中止合同，担心香港被共产党拿过去后就来不及了，于是，“星岛”报纸每天在送出去的时候，总要拉回来头天没有卖出去的许多报纸，公司当然亏损，形势十分严峻。
胡仙面对着严重危机，沉着冷静，没有惊惶失措，没有坐以待毙，而是主动出击，立即奔赴祖国大陆打探虚实。她及时将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如实转达给报社员工，知道中共不会对香港采取任何行动后，员工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从而安心专注于报社工作。她又马不停蹄地飞往台湾、美国、巴黎、澳大利亚，向各代理商、经销商阐明局势，打下保票。与此同时，她到街上做调查，对报纸的版面作了许多改革，使报纸的内容与社会生活贴得更近。
胡仙所做的这一切，不仅对《星岛日报》的生存和发展十分有效，而且对稳定投资者，恢复香港的繁荣也起了一定作用。
那一时期，胡仙为拓展业务，时常往来于英美等国家，由于她生性谦虚，有时也受到好的启发，比如说有一次在旧金山，胡仙在街上偶然遇见一位陌生的华人男子，当他听说胡仙来自香港，便向她打听有关香港的情况，那男子问她：“香港正在发生什么事?前景如何?能告诉我吗?”
路遇这位陌生男子之后，胡仙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这里也需要一份中文报纸，成千上万的华人身居异域，他们渴望得到本土的消息，而这是他们无法从异域得到的。”
这件事触动了胡仙的经营思路，她决定出版《星岛日报》海外版。很快，纽约、旧金山、多伦多、温哥华、悉尼和伦敦，便都有了《星岛日报》海外版，“星岛”的新闻通过卫星，传讯到这些聚居着大批炎黄子孙的城市。
不久，胡仙又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外出生的新一代华文报读者，与他们的上一代移民已有所不同，由于缺乏语言环境，他们的中文水准越来越低，看不懂文质彬彬的书生气文章。根据这种情况，胡仙又将海外版的某些篇幅以两种层次的文字刊登，以供对照阅读。
进入六十年代后，电视作为一种新传播媒体，对传统的平面媒体造成了直接威胁，香港电视一天24小时播放，什么新闻都有，现场的实感不是文字描述的报纸可以媲美的，而且买报纸要掏腰包，电视却几乎免费地切入了香港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