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的行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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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要面对无数次选择,而我面临的选择似乎异乎寻常得多。1990年,我以559分的成绩考入了山东大学信息管理系,是当年信息管理系最高分。而这并非我愿,我希望进入的是经济管理系。“转系”成为我当时最大的念头。
系党总支书记郭立梅老师是一位严肃而不乏热情的中年女性,被全系学生昵称为 “大婶”。郭老师对我关照有加,多次找我谈话,谈大学、谈专业、谈未来。辅导员高山是个兄长式的老师,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的许多话让我至今难忘,他说:“大学教育不但是专业教育,更是一种素质教育;大学是全方位锻造一个人的大熔炉……”老师的多次谈话,逐渐打消了我转系的念头。可能因为我的高分,可能因为我要求转系,也可能因为中学时做过多年学生干部,系党总支给我戴了顶高帽,我当上了信息管理系90级的班长,而这班长一当就是四年。
我们班是一个温暖而快乐的集体,全班28名同学亲如兄弟姐妹。这期间,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是,我们班被国家教育部(原国家教委)评为全国体育达标先进班集体。大学真的像一个大熔炉,我在这里汲取着知识的营养,茁壮地成长着。大学四年,我的功课绝大多数都是优秀,年年获得一等奖学金。非常走运的是,学生“官”似乎也越做越大,后来我又担任了系学生会主席、山东大学第25届学生会副主席的职务,先后被评为山东大学“十佳团员”、山东大学三好学生标兵、山东省优秀学生干部、山东省青少年学雷锋先进个人、山东省社会实践先进个人、山东大学优秀毕业生。
山东大学以她醇厚的文化底蕴养育了我,严谨、求实的校风,自由、创新的空气,博学的师长,亲爱的同学,让我从一个一说话就脸红的乡下孩子逐渐成熟、自信起来。
四年的大学生活转瞬即逝,面临毕业,面临抉择,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大四那一年,我报考了研究生。那时候的大学是悠然而诗意的,毕业分配也并不像现在这般紧张而充满竞争和压力,考研的学生并不多,很多同学都急于想参加工作。我报考研究生的目的非常单纯,觉着在学校的时间充裕,能够静下心来好好复习,工作以后恐怕很难有时间来考研,此外觉着考研多一条出路。
复试通知和工作先后而至,大学是我国著名的学府——北京大学,工作是份好工作——青岛海关,二者于我有着同样的诱惑。选择工作意味着稳定而安逸的生活,选择读研则是前途未卜,当时被我们戏称为“缓期三年执行”。这确实是一个难以选择的抉择,如果工作,不知道将来是否还有这么好的机会到北大来深造;如果上研,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工作。同学们笑称我现在的状况很好,孰不知这是多难的抉择。何去何从?我犹豫了。
曹明华先生曾说过:“无论怎样的选择也只能是无限可能中的一种,一旦你选择了,你便丧失了其他的可能,因此人们延迟着选择的时间。”我确实希望能够无限延长作出选择的时间,最后的时刻终究要来临。我征求过许多老师的意见,记得高山老师曾经说:“放弃到北大攻读研究生的机会是很可惜的,要相信硕士毕业后会有更多的机会。”我曾无数次问自己:你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生活?是安逸还是漂泊?安逸意味着舒适,但可能停止前进的脚步,而漂泊的前程可能充满艰险与困苦,但它又让我的心中充溢着希望、活力和激情。更为重要的是,北京大学对我的吸引力是无法阻挡的,放弃,也许会让我永远失去到北大上学的机会。我仿佛一名登山爱好者,内心充满对了那遥远雪山的渴望。放弃暂时的舒适,背起行囊,继续上路!当日后考研大军挤过独木桥的时候,我暗自庆幸自己当年的抉择。
在决定上研之后,我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申请保留一年学籍,先到社会中锻炼。按照当时北京大学的惯例,保留学籍的申请很容易获得通过。这个决定表面上很好看,申请保留学籍是为了到社会上锻炼自己,积累社会经验,以便更好地渡过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发展学业。其实,真正的原因还是家庭条件。也许多人都会认为,胶东农村的经济条件是很不错的,但那个时候家里的日子过得还是比较清贫。我们家兄弟较多,三个哥哥结婚花去了很多钱,家里也欠了一些债务。上大学期间,我曾从学校贷款,由于学习成绩优秀,又是山东大学优秀毕业生,毕业时我的贷款被符合学校的豁免条件,因而上学时候的贷款,我并没有归还。对于家庭的实际情况,我是非常了解的。每当看到父母日夜劳作的身影,日渐霜白的双鬓,鼻子就一阵阵酸楚。工作一年,挣点钱,读研期间,不要再花父母一分钱,成为当时我心头一个固执的念头。
济南 触摸市场
毕业前夕,我找到了一份当时非常“时髦”的工作,到山东泰龙期货公司工作。那时候,中国的市场经济正处在起步发展的时期,股市、期货对于许多人而言还是相当新鲜的事情。而我大学所学的专业与经济几乎没什么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和恶补,我开始每天与绿豆、红小豆、钢材的行情相伴,与红马甲频频接触,每天都在经受那令人心惊肉跳的行情的大起大落,去分析把握那稍纵即逝的机会。每天都会看到 “新富翁”和“新穷光蛋” 的诞生,经历市场的洗礼,严酷地磨练自己。
1994年下半年,我被派到山东泰龙临沂期货公司主持研发部工作,为使客户准确把握行情进行研发工作。那个时间,我每天盯着大盘,收集宏观信息、微观信息,进行分析预测。一次次准确预测让我感到了自己的价值,而失误的预测也是存在的。每当出现不准确预测后,总是让我思考很久,寻找可能的原因。这段时间的工作为我打开了一扇门,让我第一次对我国经济有了真实地认识,第一次对经济信息的价值有了实际的认识,这在潜意识里对我日后读研和择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期货公司的工作短暂而紧张,很快我又被调到新组建的山东泰龙广告公司工作,担任媒体部经理。在广告公司工作期间,我参与了当时一件很前卫的事情,承办全国足球甲A联赛济南泰山队(现为鲁能泰山队)主场比赛的所有市场推广工作。
1994年,我国开始实行足球职业化联赛,1995年,泰山队主场比赛的市场推广工作首次推向市场,由广告公司承办,我们因此非常幸运地做了一件在山东足球史开天辟地的事情。1995年的球市远没有现在的火爆和成熟,计划经济时期的许多东西依然根深蒂固,许多机关部门还难以接受花钱看球赛的现实。当时一场比赛要上交足球俱乐部11万,这个数字在现在看来是非常有限的,但在当时给我们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每天跑广告、卖球票、指定球队专用商品、协调媒体关系,同事们忙的不亦乐乎。也正在那个时候,对足球并不太感兴趣的我,认识了许多足球明星,如宿茂臻、李霄鹏等,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与媒体有了第一次正面的接触。
每一张球票的销售、每一次广告的谈成、每一个足球队专用产品的确定、每一篇宣传稿件的刊发、球队的每一场胜利,都让我们兴高采烈,击掌庆贺。记得当时有个同事叫胡森,有一辆大摩托车,我每天坐在他的车后座上,跑来跑去,谈判、处理协调各种事情。那时候最大的感受是,年轻意味着向前跑。
一年时间很快过去了,这一年,自己感觉收获颇丰。不仅仅是经济收入,更重要的是很好地锻炼了自己的能力,自己对许多事物、现象有了重新的认识,有了一点社会经验,自己感觉变成熟了许多。
1995年8年,我从公司辞职,带着沉甸甸的收获来到了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