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准了一点后，你会不会立即行动为它争分夺秒？
我得到的信息很准确，核对了好几遍。
惠阳市淡水镇有一个砖瓦厂，由于经营不善，面临倒闭，急于卖掉工厂来还债。这个厂是投资了10多万元建起来的，现在，包括一辆拖拉机及全套设备和厂房，一共只卖两万元。
我一核实了这个信息就很激动：“等于是捡了一个砖厂！”
尽管这是一个很划得来的低得不能再低的价格，但对于我那时候的实际情况而言，两万元依然是个想得到却拿不出的天文数字。我那时候刚刚还完了家乡的欠债，结婚又花了一笔钱。别说两万元，就是两千元也拿不出。
面临着一个绝好的机会，不能没有钱就忍痛放弃，假如每一次都这么忍痛放弃，这一辈子就有可能在这种反复的放弃中虚度过去。
相比之下，我觉得，最难找的不是钱，是机会。
而且，我一直认为，机会可以创造很多的钱，钱却不容易买来很多的机会。
我决定干成这桩买卖，把那个目前面临倒闭，而我当时又认为自己有能力将它救活的砖厂买下来。现在看来，我至少有两点没有考虑细致：一是对自己的经营能力而不是管理能力衡量得不周到，对那个砖厂原有人员的经营能力缺乏合理的估计；二是对市场缺乏具体的调查研究。这些都是后来进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但我不为这一点后悔，我也知道，假如当时我把什么都搞得一清二楚，可能我现在就什么也没有了。再说，当时人家也不可能给时间让我去把一切都搞清楚。
我继续谈我的具体操作。
我从几个方案中选出一个，那个方法过去叫做“众人拾柴火焰高”，现在有了一个很市场经济化的名字“股份制”。
这个方法看来简单，其实不容易，因为要别人心甘情愿地将口袋里的钱拿出来办企业，拿出来冒风险，总得要有可以吸引别人，同时也得让别人放心的东西才行。我费了很大的劲，好不容易说服了两个四川来的打工仔和一个当地人，我们4个人商定，每个人出资5000元人民币，4个人共同来办这个厂。
商定妥当，我们就到淡水那个砖厂去交了定金，然后各自分头筹备钱。我连夜去火车站，往四川广安县赶，回家去筹款。我说服了乡信用社，以自己全部家产做抵押，贷款5000元。信用社的人要我的父母在贷款申请上签字。我拿着贷款单回来交给父母，他们都不敢签。几年以后，我母亲对《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谈话时我才知道原因。还在前一年我结婚时，就有人对女孩说，不要嫁给刘老二，他在外面欠了几十万元的债，嫁给他了今后眼睛都要哭瞎。女孩没有相信这番话，坚持嫁给了我，没想到我的父母却半信半疑了，一直耿耿于怀。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以砖厂的前途说服父母。或许这些年我在黄老板的砖厂打工，挣回钱还完了所有债的事实起了作用，或许是我父母想既然几十万元债务都缠上了，几千元又能抵挡个什么，总之，我的父母咬紧牙关给我签字担保，我将贷来的5000元钱捆在身上，又连夜往广东赶。
赶到广东，会合了其他3人，离过春节只有几天时间了。虽然离我们交定金预定的期限还有一点时间，但为了防备对方找借口变卦，我和老婆抱着才几个月的孩子，连夜步行几十里路赶到淡水镇。
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我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晚上的情况，我和年轻的妻子一起，抱着小孩，身上捆着这笔“巨款”，在漆黑的夜里赶路。广东的冬天虽然不及四川冷，但也不暖和。我们就在那个寒冷的冬夜里赶到了淡水镇。天亮后，当我们见到收款人，双手颤抖着从身上解下买砖厂的“巨款”，那笔钱还保持着汗水的潮湿。
砖厂买到手了，因为更换执照需要法人，其他3个人就推举了我。那年我刚过20岁，那是我第一次成为名正言顺的法人，也是第一次当上厂长，而且是法人资格的厂长。
但是命运没有这么简单，并不等于当上了法人资格的砖厂厂长，就可以一帆风顺地走上发财路，等待我的不是财神，不是好运。实际情况是，砖厂刚买到手，很快就陷入了困境，而且是更大规模的困境。
淡水在惠阳建市以前就是惠阳县的重镇，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它位于珠江三角洲东部，南临南中国海，环抱著名的大亚湾，与香港隔海相望，仅距47海里。周围与广州和深圳、珠海等特区都相距不远，实在是一个交通四通八达，非常有利于发展经济的好地方。1994年惠阳撤县建市。1990年惠阳县的县委、县政府所在地迁移到了淡水。可惜那是几年后的事，我买砖厂的时候，正是1985年初，淡水还仅仅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小镇，所谓改革开放，也还只是处于标语口号阶段，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行动。正如《青年作家》杂志上那篇文章中写的：1985年初的淡水还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似埋在土中的璞玉。
我在本书的《写在前面》中就谈到过，大环境的作用往往起着决定性的因素。正是由于当时淡水的大规模建设还没有起步，等待我们这个砖厂的局面，也就不可能比前面一个老板好多少。那时候，一块砖仅仅价值4分钱，还很不容易卖出去。砖厂接过来后，一连几个月时间，基本上是天天亏本，不到半年，账上的赤字就已经超过我们买这个砖厂的本钱了。
砖厂一亏再亏，我正在挖空心思调整经营，我的三个合伙人失去了耐心，他们找我态度很强硬，吵着要马上退股。我劝他们再等待一下，我说我们不是被动地等待，我们是在一边调整，一边等待机遇。
他们不听，他们看重那5000元钱。5000元人民币现在看来不值得兴师动众，不值得劳神费力，但在那时候，在1985年，对他们，对我，都是一笔举足轻重的巨额资金。
一方面是工厂需要这笔钱，一方面我也的确是一片好心，我不希望他们投入了这笔钱，过了几个月，拿回去的依然是这么一个原封不动的数字。他们应该获得相应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