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虽然经常见面，相识很久，可一旦分手后，也就忘记了。
但有的人，相交并不长，却终生难忘。
我少年时代就有这样一位忘年交，他对我的人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在人才荟萃的广安当代名人中，我所以提到民国时期的军阀杨森，不仅因为，他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在民主革命、抗日战争等历史阶段，功过参差，尚待人评说；他为广安家乡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老百姓至今仍然记得他。更重要的是，因为我和杨森的儿子杨汉翔先生，有一段奇缘：我们结识在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环境中，他是一位遭遇不幸的青年知识分子，我是一个在贫困中挣扎的放牛娃，文化的差异、年龄的悬殊，都没有阻碍我们相交。
现在回想起来，这原本是一件平常的事儿，相识纯属偶然，不过对我有很大的意义，对我的人生产生了不寻常的影响，确实没有料想到。
这事儿，得从“文化大革命”中的20世纪70年代说起。
那是我记事的时候，也就是我开始割草、放牛的时候。我们村里的田坎、土坡，铺满了我童年的脚印。我要把牛喂饱，草割满背篼，就要寻找草长得茂盛的地方，那只有到水边，因此我每天到村里的那条小河边放牛、割草。这条小河是我们果子村和山碑村的分界。不知道啥时候起，我同河对面的一个成年人熟悉了，因为每天他都在对面做活路。我不知他姓甚名谁，也不知道他的年龄身世。他穿的衣服和当地农民一样破旧，夏天穿条裤衩，肩上搭条擦汗毛巾，尽管他同农民一模一样，但我总觉得他又与众不同，到底有啥特别的地方，我又说不清楚……他就是杨汉翔先生，那时他大约30多岁。我才十来岁。我这人在小的时候便爱和大人打堆，他个子高高的，身体显得很瘦，干活倒很有力气，常见他干重活。庄稼人是凭力气吃饭的，有力气，在地里做活路的好把式，是乡里的行尊，受人敬重。可是人们对他却是两样，好像不冷不热的，为啥？儿童时代的我没有去想，想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有一点我感觉得很明显，生产队集体出工时，他常单独一处，不声不响地做活路，我们两个人隔着河摆龙门阵，他有说不完的话，我听得如痴如迷，手中割草的镰刀停了，甚至牛吃了地里的庄稼……背篼没有装满草，牛吃了庄稼，后果是可以想见的。杨先生给我讲的，都是从没有听到过的新鲜事儿，这些故事仿佛给我插上了翅膀，带着我离开山乡，飞向外边的世界，原来中国有那么大！世界有那么阔啊！他的讲述给我的童年幻想添彩加色，在我脑海中形成一幅幅美丽的图画，是我小小年纪便外出闯世界的催化剂，以致我14岁起便北去河南，接着南到福建，再闯广东。
那时，他在河对面挖土、挑粪，我在河这面割草、放牛，我有问不完的问题，他有摆不完的龙门阵，这种景况一直持续到我辍学外出谋生。有关杨汉翔先生的许多事儿，我是后来陆续知道的。
当时，只听到大人们说：
“杨汉翔是反动派大军阀杨森的儿子。”
“是遣返回乡监督劳动的‘右派分子’！”
“是阶级敌人！”
“是专政对象！”
……尽管他有那么多罪名，不知为啥，我看不出他是坏人；大家也不是只许他老老实实，不许他乱说乱动；相反，农民待他都不错，还把他说得很神：
“杨汉翔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杨汉翔看书一目三行！一本书一会儿就看完了。”
杨先生确实多才多艺，虽然在大学学的是理科，但外语、文学都很好，写毛笔字、画图更有一套，在我们山村里，当然是不可多得的“秀才”。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文化落后的农村的财富，虽然那时“交白卷”、“读书无用论”泛滥，但那终究是肥皂泡泡，一现的昙花，连挖土的农民也知道，人是不能缺文化的，我想农民们之所以关照杨先生，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吧！
我也弄不清，我们两人咋会谈得拢，成了“忘年交”？当时，我们所谈的具体内容是些啥，早已淡忘模糊了，可是杨先生的音容笑貌，却深深地留在我记忆中，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他实际上是没有在课堂上教过我的老师，我深受他的教益，特别是对我的性格的形成，起了相当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