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的英国作家约翰·米尔顿（John Milton）认为，革命是社会反抗无道暴君的权利，可以打造一个反映民意的新秩序。对米尔顿来说，革命是追求自由的手段。
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相信革命是人类进步的原动力，是奠定社会更高道德基石的“自然”步骤。
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W.F. Hegel）则认为革命是人类的宿命，革命领袖是煽动和推动革命不可或缺的。
这些具体而微的观察也适用于保健革命。
企业家和革命家都是天生改造环境的人。他们认为需要改变现状，也都愿意冒险尝试，享受改变的果实。
保健产业是继第四波网络革命后的明日之星。革命和创业的过程通常来自灵光乍现，往往受到某个人的启蒙而踏上追寻革命之旅。每个人的灵感来源各有不同，有人可能从这本书的内容得到灵感，有人是因为自己或亲人的一场疾病而有切身之痛。我的灵感则来自1996年的一场演讲。
从富有到保健
在我成长的20世纪50年代，几乎95%的生活都围绕着经济议题。我父亲每天清晨5点半出门工作，晚餐后回家时刚好看见母亲哄我们兄弟上床睡觉。父亲每周工作6天，周围邻居和亲戚也过着相同的生活，除了那些不幸失业的人。虽然每个人整天嘴上离不开经济话题（如何赚钱、到哪里找工作），但对如何赚钱致富却一筹莫展。于是，我立志成为经济学家，寻求致富的答案。
25年后，我在中西部的一场演讲中才发现自己入错了行。
1996年9月7日星期六，我准备在印第安纳波里斯（Indianapolis）的RCA体育馆内面对四万五千名听众担任主讲人，讨论我的新书《上帝要你富有》（God Wants You to be Rich）。正准备上台之际，有人递给我一个装着演讲费的信封，这45分钟的演讲费比我刚从华顿学院（Warton）毕业时在花旗银行的年薪还多。
我应该对此感到自豪，但心中却涌起一丝罪恶感。看到大批等着进入礼堂的听众，我觉得自己仿佛是讹诈他们的骗子。
听众当中，有一半和多数美国人一样身体不健康和超重，从他们无精打采的脸庞和粗胖的腰围，就可以看出是饮食和生活形态造成的恶果。除非他们先学会照顾自己的身体，否则我所要谈的经济将改变生活品质的内容，会是空谈。
剎时间，我心中兴起一股莫名的冲动，想放弃原先准备的讲稿，即席告诉听众良好的健康是最大一笔财富，但我还是临阵退缩了。我不想得罪主办单位，而且说真的，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大家永保健康。
第二天一早搭机返家途中，我开始思索这个问题：为什么一些精明的人懂得花钱和时间提升生活品质，却独独对眼前最迫切需要改善的健康问题视而不见？更重要的，一个不健康和超重的人，该如何着手控制自己的生活？
需要一场革命
我在星期天早上10点抵达洛杉矶，接着赶到太平洋巴莉莎塔（Pacific Palisades）去见装潢我的海滩住屋的承包商。我们在外面讨论施工细节，看到邻居以慢跑或骑自行车方式前往海滩，个个显得容光焕发、健美健康。这和我在印第安纳波里斯看到的听众简直有天壤之别，这些邻居好像来自另外一个星球。
从那个星期起我开始研究这个议题，想到一个经济学家必须动笔写健康和体重的文章，就觉得很兴奋。不久，我发现许多人不健康和肥胖的原因，和经济学的关系远大于生物学。
肥胖和不健康对一个人的影响，绝不仅止于外表容貌而已。在新的千禧年，原本的种族和性别歧视将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根据个人体重和外表所形成的新歧视。过去，我们总是把贫穷和瘦弱、富裕和肥胖联想在一起。然而，今天多数的肥胖却是经济能力弱势的一群。富有的肥胖已经成为过去，贫穷和肥胖则成为同义字。
令人咋舌的是，尽管我们正享受前所未有的经济荣景，全美却约有61%人口超重，病态肥胖者也高达27%。这些数字在短短五年间（1994年到1999年）就增加10%，而且肥胖人口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增加一倍。
今天，个人的体重和外表就像19世纪家族的姓氏和出身，代表社会地位和经济出路。一个肥胖的人，不是指超重十几磅，而是病态的肥胖，不但谋职不易、人缘欠佳，甚至对每天生活所需的体力也显得力不从心。
即使标准体重的人也有很多人健康不佳而不自知。现代医学灌输大家一种观念，一旦上了年纪，就免不了疾病缠身：头痛、肠胃不适、身体疼痛、疲倦、关节炎和其它种种常见的疾病。其实，这些病态和超重、肥胖一样，都是不良饮食习惯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