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简单
方法简单，包含两层意思：研究方法力求简单；尽可能把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公司的做法概括得简单易懂。
1、研究方法力求简单
本书的范例是根据制造能力、产业示范作用、财务绩效三项标准精选出来的。但是，应该特别指出，对于经营，我是不相信什么实证方法的。人应该主宰数字，而不是被数字主宰。对于经营，想象力比什么都重要。
那么，研究想象力？想象力是用行动来表现的，只有观察一系列的行动，才能透视想象力的轮廓。因此，本书使用归纳法研究问题。
（1）用事实说话。
首先，把规律找出来，研究“怎么样”的问题。有些现象从不同角度被纪录过，但是，这些纪录都不能说明：这些现象是大量出现的吗？是反复出现的吗？是某种“规律”的东西吗？而本书的案例是着眼于“规律”的。先观察什么是普遍的、反复出现的现象，然后，把这种现象归结为“规律”。最后，选定一个事例作为代表。比如，“仿造”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从家用电器、消费电子，到高技术产品，都有仿造的影子，这应该就是一个“规律”吧，但本书只集中在摩托车行业来考察仿造现象。
其次，研究规律是怎么形成的，即“怎么做”的问题。还是一样：先看普遍的现象，然后再看典范公司是怎么做的。把事实摆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自己得出自然的结论。而不是相反，一上来就讲什么理论，让事实迁就理论。
毛泽东在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写作方法时说：
“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进行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而教科书与此相反，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形式逻辑说，人都要死，张三是人，所以张三要死。这里，人都要死是大前提。教科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演绎，证明他们所要说的道理。他们不懂得，大前提也应当是研究的结果，必须经过具体分析，才能够证明是正确的。”
“在中国的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研究战争问题的方法，也是从现象出发、揭露本质的方法。敌人力量大、我们力量小，敌人强、我们弱，这就是当时最大量、最普遍的大家都能看得到的现象。我们就是从这个现象出发来研究和解决战争问题的。研究我们在小而弱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战胜大而强的敌人。我们指出，我们虽然小而弱，但是有群众的拥护；敌人虽然大而强，但是脱离人民，有空子可钻。”
非常遗憾，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既不习惯，也不善于用归纳的方法，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样，使自己变得越来越教条，越来越脱离实际。
（2）极少使用术语。
本书对各种专业术语是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的。我认为，过多的专业术语会远离读者。通俗易懂是真正有力的传播工具，有些外国公司到是很通这里面的门道。比如一些外国电脑公司编写的产品使用说明书，浅得要让人发笑。那样的东西让人看着轻松，不费力，贴近大众。
毛泽东批评过教育界的“偏题，难题，怪题”，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手段，是在实际中毫无用处，脱离实际的东西。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和教育界的“偏题，难题，怪题”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思想混乱，脱离实际的东西。一部分中国的知识分子，出于几千年以来的封建传统，不断地向下层的人民摆出一副自己不得了，自己有本事，有学问的样子，通过这种办法来让下层人民产生自卑感，好自动地拜倒在他们面前。为了做到这一点，刻意创造一种知识分子的“语言”，这种语言虽然可能在两个或者多个知识分子之间进行，但是他们在交谈的时候却是希望下层的普通人民听到，而且听不懂，产生敬畏心理，觉得那读书人就是有学问，和一般人不一样。但是，这里面可能并没有什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拿语言来吓唬人。
本书的力争把话说很白，多用动词，少用形容词和副词。
2、把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公司的经营方法做一个简单的概括
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公司的做法是不是高深莫测？不，不是的。恰恰相反，
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公司是以简单取胜的。比如联想只用了“定战略，建班子，带队伍”九个字，概括了它从决策到执行的特点。
作者还有一个用意，为更多的企业减轻精神压力。带动它们在向典范公司学习时，更加自信；鼓励它们发出“他们行，我们为什么不行？”的声音。
简单的东西有一个副作用，因为听起来不那么高深莫测，容易被忽视。但是，说到底，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公司是靠干出来的，而不是靠说出来的。再简单有效的东西，离开了不折不扣的执行，也等于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