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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到了美国的鬼节（Halloween），我都要带女儿去南瓜园买南瓜，南瓜有大有小，今年全美最大的南瓜，有一辆小汽车那么巨大。但是最贵的南瓜，不是最圆、最美的，反而是最怪的。
今年我去南瓜园，看见大家围着一个胖女人，赞美她手上扁扁的南瓜，那瓜不但扁，而且有个弯弯细细的头和长长的瓜柄。
胖女人得意地说：“好贵哟！但是值得，我要利用这个形状，做一只天鹅。你看！大大的身子，弯弯的颈子，还有个尖尖的嘴，多棒！”
我想人生就是如此。最美的，最浪漫的，最被人津津乐道也最余味无穷的，看来常常是错的。
不！人生无所谓对与错，既然是人生，就都是美的。你愈会看，它愈美！
以下七篇，就是以“寻找人生”为主题的文章。既然医生把我们的身体当房子修，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房子住，实在老旧得不能住了，就搬去下一世的新家。
◎挥别臭皮囊
到医院做直肠镜检查。
“把裤子脱掉，侧着躺。”护士说完，就去推来一台“电视”。又在下面的机器上，接了一根细细长长的管子。“等着，医生就来了。”
光着屁股躺在那儿，好像听觉变得特别敏锐。这是个专做肠胃镜检查的地方，一个大大的屋子，四周用布幔隔成许多间。
只听见匆匆忙忙走来走去的脚步和病人的呻吟声。
“把下巴抬高一点！抬高一点！叫你抬，你不抬，受罪的是你！”听见一个年轻女人的叫喊，夹着病人的呕吐声。
“哎哟！哎哟！轻一点啊！”另外一边传来个男人的哀求。正听着，医生就进来了。
黑黑的橡皮管，尖端有个小灯，还直喷水。他甩了甩，试了一下，开始“插入”。
才一接触，电视上就纤毫毕现地映出画面。
“很清楚！”我苦笑了一下。
“嗯！”医生继续往里试探。突然，刷的一声，布帘拉开，进来一位护士。这边手上就停了下来，两个人聊天，一直聊，还笑。一笑手就抖，我则觉得牵肠的痛，想说他两句，又不敢，现在我是待宰，天王老子到这儿都得乖乖脱裤子。我偷偷看看下身，希望那小姐不会看到什么；又瞄瞄荧光屏，里面红红粉粉的，是大肠的肠壁。觉得很无奈，又觉得那荧屏里的是别人。
总算检查完了，感谢老天，没问题。医生一边收管子，一边淡淡地说：“原来打算只做三十厘米，看你不在乎的样子，差不多做了五十厘米。”
我不太懂他的意思，但觉得必是一种恩泽，仿佛买肉时老板多切了二两肉，没算钱。赶紧频频致谢。
想打电话回去“报喜”，看见不远处有个公用电话。
一位中年妇人正在拨，拨通了。
“喂！是我啊。检查完了。有东西。还要切片。回去了。我去接他。你也早点回来。”
很轻很慢地挂上电话，又很慢地转身走开。
我拿起听筒，上面还有她的手温，觉得好重，像是接过她整个的心情。
跟个学生谈到这件事。
“是啊！”学生说，“我觉得医院里的感觉好怪，人进了医院，好像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
“好像自己开自己的车子，进修车厂，请他们拆开来修理。”我笑笑。
“对！对！对！我妈就这样，她得了乳腺癌，我跟她去检查，才进诊疗室，我妈居然一下子就把上衣脱掉，光溜溜的，吓我一跳。妈妈原来不是这样的，她很保守，为什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大胆。我正在想，突然听到旁边布帘后面啪的一声，接着传来一阵笑。原来是一个病人的塑胶义乳掉在地上，我听见医生、护士，还有病人都在笑。笑什么呢？笑自己的丑态，还是笑命运？”学生摇摇头，继续说：“陪我妈做放射治疗，在外面等。看见个很漂亮的大女孩，戴着帽子，挂着随身听，好像跟着音乐跳舞，一摇一摆地走进来，自己走上磅秤去量体重，告诉护士；又一把摘掉帽子，露出个大光头。接着看见个妈妈，推娃娃车进来，车上坐个小孩，也没头发，还在头上用粗笔画了格子。小孩手里拿着玩具，一路摇，一路笑。”学生低下头：“我看着看着，好想哭！”又问我：“为什么我都伤心了，他们却不伤心，好像那是别人的事？”
想起父亲直肠癌的后期。
装了人工肛门，所有的粪便，都排进挂在腹部的小袋子。但是原来的肛门，已经因为癌细胞的失控而溃烂，不时流出脓水。
看着母亲为他擦那又脏又臭的脓，看着逐渐凹陷变黑的腹壁，父亲叹了口气，说：
“我讨厌这臭皮囊，不要了！算了！”
四十年来，我常想起他临终的这句话。想那明明是他的身体，他怎么说不要了呢？我甚至有一种感觉，父亲是可以分成上下两半的，上一半说：“我不要下一半了。”
最近有位懂风水的朋友，说了一段话，倒让我有不少领悟。他说：
“多么好风水的房子，都可能变成坏风水，你想想，同一栋房子，一百年不垮，两百年不垮，总有垮的一天。到垮的那天，住在里面的人非被压死不可，还能算好风水吗？”他指了指自己：“我们这个身体也一样，有人天生风水不佳，有人天生风水奇好。问题是，再好，也有垮的一天。所以啊！人死，就是搬家，换个新房，换个新家。到时候，又有一批新邻居、新朋友，多好！”
于是我懂了，许多老人捶着自己的膝盖、肩膀，说：“真想把它一刀剁了。”许多病人看着自己的身体，说：“它太麻烦，我不要了。”
当他们这么说的时候，就是准备搬家。
既然医生把我们的身体当房子修，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房子住，实在老旧得不能住了，就跟它划清界线：
“你是你，我是我，我不必一定住在你里面。”
然后，我们一点一点搬、一步一步退。关上不堪用的厨房、卧室，丢掉已经朽坏的四肢、躯干。
最后，我们退出了大门。对那住了几十年的臭皮囊挥挥手，走了。
走去我们下一世的新家。人生是一条不归路，走上去，就回不了头。过了就过了，成了就成了，做了已经做了，错了已经错了。
◎不怨不悔不回头
“过去我很爱我母亲，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一个女学生对我说，“我也不是不爱她，而是瞧不起她。”
我一惊：“为什么？”
“我最近交了一个很有钱的男朋友，马上医学院毕业。我妈兴奋得不得了，逢人就说。我气死了，何必呢？八字没一撇，宣传什么？还有一点我看不上的，是以前我夜里十一点回家，我妈就要骂，现在不同了，十二点回家，她还嫌早，东问西问地，一副希望我再晚一点回来的样子，说得难听点，简直希望我跟人家上床嘛！”撇了撇嘴角，“我尤其不能忍受的，是她每次一边赞赏那男生多好、多有前途，一边说她自己多笨，嫁给像我爸爸那样的人，有时候就当着我爸爸的面骂，何必呢？”十分气愤地说：“有一次，我顶回去，对我妈说：‘妈！干脆你嫁给这男生好了！’”
“你这也太没礼貌了。”我讲她。
“老师，您别以为我妈会生气，她才没气呢！她还笑笑，做出一副很撒娇恶心的样子说：‘要是我再年轻二十年啊，我就嫁！’”
开同学会，我说：“某某人为什么没来？”
“这你都不知道？”一个女生说，“我来了，她就不会来。”
“你们不高兴？”
“不高兴了二十多年。”她笑笑，“都怪我给她做媒，把我表哥介绍给她，我也没非叫她嫁，是她穷追猛打，硬嫁给我表哥。”
“这不是很好吗？她该谢谢你这位媒人哪！”我说。
“才不好呢！我表哥家里穷，他刚毕业那阵子，找事又不顺利，后来到一个公家机关，挂名做工友，一步一步混到今天。”
“今天很惨？”我问。
“才不惨呢！他后来出去做生意，这两年发死了。”
“那么她更该谢你了啊！”
“我原来也这么想，有一天还主动打电话给她，她居然狠狠回我一句：‘你不知道我恨你吗？介绍那个混蛋给我，害我年轻时候，丢足了脸，吃足了苦。’”
到朋友家去，看那女主人正一勺一勺喂孩子吃饭。五六岁的男孩，皮得很，吃两口就跑开。做妈妈的就一路追，甚至追到桌子底下，把勺子伸过去喂。
一边喂，一边喘气，还一边不停地骂：
“你啊！真是不知福，有这么好吃的，一口一口喂你，还不吃，想想你妈小时候，哪有人喂，连东西都没得吃。”
她的老母亲正坐在旁边，有点不高兴地说：
“当着客人，你说话可得凭良心哟！你没东西吃，又怎么长大的？还长得这么高。”
女主人跪在桌子底下，回过头。
“吃泥巴长大的！”又爬出来，坐在地板上，红着脸说，“你怎么不想想，以前每次爸爸下班，你们都先吃，让我和妹妹在外面跑，根本不管我们。等跑回家，弟弟都吃完了，也没给我们留，盘子里空空的，只有菜汤。”转过身，继续喂孩子，换成温温柔柔的口气，对孩子说：
“还是你命好，连妈都羡慕你，要是妈能生在你这家里，该多好！”
在杂货铺里遇到个熟人，正带着她八十岁的老母买东西。
“买什么啊？”我问老太太。
“甭提了！”那朋友先答了话，“我妈在买乐透奖的彩券。”
果然就见那老太太拿着笔，一格一格地圈选她要的数字。
“您这么大年岁，还想发财呀？”我笑着对老太太说。
“谁不想发财？我当然也想发财。”老太太转身，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发财买点我爱吃的、爱穿的。”
她身边的女儿很不高兴地插话：“妈，您缺什么啦？”
“我缺钱！我缺钱！这辈子都缺钱。”老太太没好气地，拿起拐杖往前走，“儿女有钱是儿女的。我穷了一辈子，到老，心不甘。”
带着尴尬的笑，看着那一对母女，好像还一路斗嘴的背影，也让我想起我的母亲。
八十九岁了，每次提到台北，她还总是说：“真后悔，要是当年南京东路的房子不卖，现在要值多少钱哪？”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有怨。怨年轻时，美丽的衣服没能好好展示几回，就换上厨房的围裙，一换几十年。
怨年轻时的婀娜身材，没在舞池上走过几步，就走进一个男人的怀里，为他生一堆儿女，变成了水桶腰。
怨少年时的梦想，先被联考给杀掉了半边，又被婚姻杀掉了半边，到老来，有了钱，有了闲，却没了梦。
只是，每个人不是都这样活过来了吗？曾经爱过、恨过、拥抱过、挣扎过。从蹲在地上扇火、点煤球炉子，到今天用瓦斯、电炉、微波炉和烤箱。
艰苦的岁月，随着经济的起飞，而沉在时代的深处。何不让那深处的记忆，就这样淡淡远去？看着孩子能在自己打拼之后，不再遭遇辛苦的日子，何不好好感恩？
人生是一条不归路，走上去，就回不了头。
过了就过了，成了就成了，做了已经做了，错了已经错了。
这是我们的生命，何必怨？何必悔？何必回头？如果在伟人和小孩之间，非要有一个被处死时，到底应该让哪一个不死？
◎再给他一个明天
多年前曾经带着儿子，到祖国大陆，做了一个月的旅游。我们去了内蒙古，去了包头，去了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登上“天下秀”的峨眉金顶，也看了一波如镜的云南滇池。但是，直到今天，最让我们难忘的，却是桂林。
那也不是桂林的山水，而是漓江江畔的一幕。
夜深了，我和儿子走出旅馆，走到江边，打算参加夜游漓江、看鱼鹰捕鱼的活动。
前一班船刚出发，下一班还得等半个多钟头。我们重新走回江边的马路，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一个奇怪的、微弱的声音。
鬼魅昏暗的水银灯下，一个黑影正向我们招手。那也不是招手，而是挥动着空空的袖管。
我们盯着他看，他并没有向我们移动，因为他没有双腿，像是一根细细的木头桩子，上面顶着个瘦削的头颅，身下是一块装了四个小轮子的木板。
虽然只见那空袖管里一截小小的像手的东西在摇动，又听不清楚他咿咿呀呀说些什么，但我和儿子都知道，他在向我们乞讨。
我们的手插在裤袋里，摸着里面的钱。万里河山，一路行来，已经不知送出多少钱。我们曾在儿童节，到街上送糖果；也曾在四川乡间，赈济过一群拥上来的老人。
但是，此刻，我们僵在了那里，呆呆地，冷冷地，看着二十尺外的那个“人”，然后，我们转身，快步穿过马路，回到旅馆。
我们没有再去夜游，只是呆坐着看电视。过了许久，我问儿子：
“怎么样？你有什么感觉？你为什么没给他钱？”
“你又为什么没给？我看到你在摸钱！”
往后的日子，我们常提到“他”。每一次提到，都像回到漓江江畔，不敢，又不能遗忘地面对“他”。
“那样活着，有什么意思？那简直是一种错误的存在！”这句话，我们都没说，也都说了。
多年后，我去一个照顾重度智障儿的启智中心，看我正在那里担任义工的儿子。
儿子为我一一介绍。不到一个星期，他已经能叫出每个孩子的名字。他带我走到脑性麻痹儿童的教室，正有一位老师，在喂一个孩子吃麦片。
那孩子非常瘦削，几乎像是皮包骨似的缩在轮椅里。实际上，她是被绑在上面。
“已经好多了，她过去只能喝牛奶，经过我们努力，终于能吃麦片和布丁。我们不得不把她固定，因为她没法控制自己的四肢，会伤害自己！”老师说。
我也看到一个眉清目秀的男孩子，直挺挺地躺着，老师正为他按摩四肢，并试着让他坐起来。我过去帮忙，发现他全身僵硬得像块木头，他竟然因为不能弯腰，而一生不曾好好坐过。
坐，这最简单的事，对这孩子来说，却是一种奢望！
最后，我们走进办公室，胖胖的白发主任抱来了许多饮料，又问我们要不要喝咖啡。
“谢谢了！”我起身，“我们还是快点去办活动，为这些孩子多募点钱吧。”
和儿子走出大门，突然想起漓江，想起那夜，我们匆匆穿过马路。我突然了解，为什么许多慈善团体钱多得用不完，又有那么多重度残障、贫苦老人和植物人的照顾中心，穷得难以为继。
因为，我们都希望丢出去的钱，能像丢出去的石子，听到回音。
看！那个得绝症的孩子，因为我的帮助而痊愈了！
看！那些轻度先天愚型症的孩子，因为我们的教育，而能自己就业，自力更生了！
看！那些遭遇洪水的人，因为我们的捐助，而重建温暖的家园了！
这是多么快乐的回馈啊！岂像是那些濒临死亡的老人，已经半死的植物人，和一辈子连鞋都不会穿，只是混吃等死的重度智障人？
如同漓江边的我们父子，我们不是没有爱心，也不是不想帮助他，但是看着、看着，我们居然都没有行动，仿佛在赞助一个“安乐死”。
我常想：存在是为什么？是为了“生活的目的，在于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还是仅仅为了“存在”？
存在！即使一天、一刻、一秒，也是值得的。存在，只是为了知道我存在，只是为了看看、体会一下，这存在的感觉。
我们要继续存在，看看明天会是什么样子。于是每一天盼望另一个明天，直到没有明天的明天。
读古人章回小说，当强盗杀人时，讨饶的人总会哭喊着“我上有老母，下有妻儿”。那强盗也就可能动了恻隐之心，想想那人的存在不只为他自己，且有许多未尽的责任，而放他条生路。
可是好几次看政治绑架的新闻，绑匪为了逼当局接受条件，每隔多久便杀一个人质。却发现他们是由那最老的人质下手。
难道他们是想：“你够老了！在这世界上也活够了，就先死，让那些连婚都没结过的小伙子，多活些时吧！”
于是，没有妻儿待养、最没责任的小伙子，很可能因此而逃过一劫。
我便想，如果在伟人和小孩之间，非要有一个被处死时，到底应该让哪一个不死？
选那伟人，因为他最有贡献，生命的价值更高？抑或选那孩子，因为他才来人世不久，还没活够，理当给他机会，多看看这个世界？
又何必管那孩子能不能伟大？会不会成为另一个土匪？或是可能得病，活不了几年，就会早夭？
对生命的尊重，不建筑在这生命可能有的贡献，而在于他是一个生命，有资格存活在这个世界。
接到“基督徒救世会”的信，一个漂亮的小娃娃躺在彩色的玩偶之间。手细细的，皮肤白嫩嫩的，眼睛闪亮亮的！
信上的标题却是：
“小婉儿，可以为你唱生日快乐吗？”
那是个十一个月大的早产婴儿，因为“坏死性肠炎”，不得不被切去绝大部分的小肠。一般孩子最少要有一百厘米小肠才能吸收足够的养分，这小婉儿却只有五厘米。
任何食物，一出了胃，几乎完全没被吸收，就排出了体外，所以小婉儿终身必须依赖静脉注射高蛋白营养液，才能维持生命。
无力负担的双亲，终于不得不把小婉儿交给“末期安宁照顾”。“安宁照顾”，是指给予生命在末期的绝症者一个温暖、亲切的环境，使他们能安详宁静地走完人生的旅程。
这么一个小小的生命，才学会睁开眼，用她的好奇心看看这个世界的孩子，居然就将走到生命的终点站。
没有人保证，这十一个月大的小婉儿，能不能度过第一个生日。没有医生能保证，这生命还有明天。
想到已逝歌手薛岳临终演唱会的那首歌唱的——
“如果还有明天。”
每个生命，都会有“没有明天”的一天。但是对某些人而言，他们一生也盼不到几个明天。
是因为他反正无望，就不必帮助，帮他也是枉然，而放弃他呢，还是正因为他看到的明天太少，而应该优先地拥有明天？
给他明天！不要问他明天还有没有明天！
给他尊重！不因为他的成就，只因为他是一个可爱的生命！快乐，何必往远处想？快乐，何必记一辈子？快乐很难永恒，只有现在的快乐最真实。
◎最真实的快乐
跟妻计划去意大利旅行，六岁的小女儿也吵着要同行，拗不过，只好答应了。
倒是旅行社老板有了不同的意见。
“何必呢？带个小孩子。六岁能记得什么？长大全忘了。结果，你们不是去度假，是去带孩子，比在家还累。”老板笑道，“等她大了，能记一辈子的时候，再带出去，才有道理。”
把小丫头交给外公、外婆，我们两口子到了意大利。旅行团共三十人，望过去，一片白发。只有几个年轻人，陪着老父老母出来玩。
有位银白头发的老太太，总不记得我的名字，却总追着我说话。在威尼斯坐小船（Gondola）出去的夜晚，船上的歌手唱着《桑塔路琪亚》，她却对着我耳朵不断说五十年前的往事。
“我妈只记得几十年前的往事。”她女儿偷偷讲，“她今天早上居然问我，为什么不是在家里。又问，我们是不是离开家了。我说：‘我们已经到威尼斯三天啦！’她居然一愣，说：‘威尼斯？好熟的地名！’所以我相信，她是一边玩，一边忘。不过只要她现在快乐就好了！”
她的老母，倒使我想起一位同学的老爸。
据说那位老先生，每天上“大号”的时间特别长。我的同学并不操心，因为厕所里总会不断地“报平安”。
老先生一边拉屎，一边看笑话书，不断把笑声从厕所里传出来。
“你要准备多少笑话书给他看哪？”我问那位同学。
“哈哈！一本就足够了！他每天看，每天笑，笑完就忘，忘了又看！”叹口气，“唉！他老了！放手就忘，不过只要他‘当下快乐’，就好！”
小时候，每次月考完，我都会去看场电影。但是每次电影散场时，我又觉得好难过。
感人的情节过去了，笑完了，哭完了，灯亮了。随着人群离场，想到考试的情况不怎么样，想到隔天可能发考卷。那种加倍的感伤，我至今难忘。
但是，每次考完试，我仍然要去看电影。因为至少，在看的那两个钟头，我很快乐。
或许饮酒扯谈，也是同样的道理吧！
有个在商场打拼的朋友，每天急着赶三点半。头寸调不出的时候，四处求爷爷告奶奶。可是，债主晚上找他，常不在家，在酒馆里。
“白天差点就断头了！你居然还有闲情去喝酒？”借钱给他的朋友骂道。
“白天差点断了头，晚上还能不放松一下吗？再不放松，我就真要断头了！”那人笑吟吟地回答，“我总得让自己快乐一下吧！”
电视访问骑马摔伤、造成全身瘫痪的“超人”主角克里斯多夫·李维。
在电影里高大英挺的李维，一下子缩小了，他苍白着脸，勉强作出笑容说：
“当我逐渐恢复意识的时候，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去死。大家何必救我呢？为什么不让我死掉算了？”
但是，他接着说，在看到妻儿的时候，自杀的念头就消失了。
隔天，遇到一位残障朋友，刚参加残障运动会回来。
“李维说得很对！”他说，“我也想过寻死，所幸，后来能不想，就像我参加比赛的时候，我的轮椅成为我的腿，我根本忘记了自己不能走的这件事，唉！”他扬起眉，看着窗外，“何必想得太多，只要现在不去想，现在快乐，就好！”
大学时代，演过姚一苇先生的《红鼻子》舞台剧，我做主角，扮个出身富裕，又娶了美丽妻子，却偷偷跑去杂耍班的小丑。
多半的台词都忘了，倒有一幕记得很清楚——我走到舞台边，背对着我的“妻子”。她追过来，逼着问我：“你快乐吗？”
自从演那出戏，我也就常问自己：
“我快乐吗？”
什么叫做快乐？不愁吃穿是快乐？长命百岁是快乐？儿孙满堂是快乐？抑或富甲天下是快乐？
只是富甲天下、锦衣玉食、长命百岁之后，又是什么？
所有的快乐，都不能经过省思，都很难往远处想。
那么，什么是快乐？
想了几十年，而今，我却在旅行团那位老太太的身上，找到了答案。
看她！在女儿的搀扶下，走进一个个古迹，又走出一个个古迹，不断地点着头，说些让人难懂的话。
她的女儿很少讲话，只是每隔一阵，就在老人耳边喊着问：
“你快乐吗？”（Areyouhappy？）
“吔！吔！”老人挤出一脸皱纹，笑着，像个孩子。
快乐，何必往远处想？快乐，何必记一辈子？快乐很难永恒，只有现在的快乐最真实。
人生是由许多苦难与欣喜交织成的。只要这一刻忘掉苦难，在痛苦与痛苦之间，有那么一点“当下的快乐”，就是多么美好的事！有人总盼着归乡，有人常盼着离乡。归乡是去寻找自己的故乡，离乡是为子女创造另一个故乡。
◎漂泊者的故乡
守土
到阿拉斯加靠近北极圈的费尔班克去，偌大的巴士里，只有我这么一位乘客。
窗外除了远处仍然覆着白雪的山头，四面望去全是杉树林，那些树又都长不大，好像上面有力量压着，全不到五厘米，就停住了。
“树长不高的！上面是雪，下面是冰，虽然是夏天，往下挖，没几尺就是永冻层了。”中年的女司机对我一笑，“一年只有四个月不下雪。”
“在这儿生活，寂不寂寞？”我问她。
“不寂寞，我有八个孩子。从十七岁开始生，现在老大都三十了。”她又回头一笑，“下月抱第七个孙子。”
“他们都到南边去了吧？”
“不！全在费尔班克。”
“没一个到美国本土去？”
“去玩过，都回来了，受不了外面的拥挤和吵闹。还有污染。”突然发出一串大笑，“信不信？这里是天堂，一个鸟不生蛋的天堂。天堂不一定是沃土，沃土不一定是天堂。”
离乡
想起二十多年前到兰屿。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站在我旅馆前的溪边刷牙，六七个穿着丁字裤的雅美族人蹲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看。
“他们为什么盯着你看？”我问那少年。
“他们没看过牙膏，奇怪为什么我嘴里会冒白泡。”少年回答。
他是兰屿中学的学生，暑假刚从台东打工回来。说到台东，就眉飞色舞，提到打工，又唉声叹气：
“在凤梨罐头工厂打工，好苦啊！手好痛，被凤梨刮得一条一条，还要一直做。”
“还是留在家里好？”我说。
他突然抬头，又把脸别向一边：“不！家里不好。我一毕业，就要去台北，不再回来。”
多像意大利电影《新天堂乐园》的画面哪！
放电影的老师傅受了伤，把工作交给总在一旁偷看的少年，却又有一天，对少年说：
“走！走得愈远愈好！不要再回来。”
也多像一位老画家，最近在接受访问时说：
“我小时候，家乡很穷，我恨那穷，也恨我的家乡，从那时候，我就决定离开家，立志将来要有钱，再也不回去。”
守土
电视上转播奥林匹克的体操赛。特别为夺得男子团体金牌的原苏联队名教练阿卡耶夫（Arkayev）作了专题报导。
二十多年来，阿卡耶夫为原苏联训练出许多体操名将，一个个拿到奥运奖牌，一个个移民欧美。
对欧美这些富裕国家，争取顶尖好手“入籍”，是他们不遗余力的事，只要想跳槽，几乎立刻就能办成。
于是那些跳槽的选手，一个个换了护照，拿了高薪，住了华厦，代表了其他国家出赛，或担任其他国家的教练。
但是，阿卡耶夫仍然留在苏俄，住小小的房子，拿一千美元的月薪。
“谁说苏俄穷苦、没前途？”阿卡耶夫在电视上说，“我就爱她。”
现场转播，也特别拍摄了以前受教于阿卡耶夫，而今代表其他国家参赛选手的画面。
镜头运用得很妙，远远带到阿卡耶夫不时抬头远眺“老学生”的特写。
老学生从平衡木上摔下来了。
阿卡耶夫的脸色一震。
我不知道他的感觉，是喜，是悲，还是再一次失落？我也猜想，阿卡耶夫会不会心里暗骂：“谁让你不留在自己的土地上？”
离乡
十年前认识了一位从苏州来的青年画家，抱着一摞作品四处兜售，画的都是“水乡”。氤氲的水汽、蒙蒙的雨丝、撑着伞的村妇，在青瓦白墙的杏花村里，美极了。
隔两年，又遇到他，画价涨了不少，画的依然是“杏花春雨江南”，用的依然是宣城纸、徽州墨，只是感觉差多了。
“离开小时候长大的土地，只好拿以前的旧稿子改造，‘空想’总不如‘眼看’的变化多。”画家倒也坦白。
最近逛画廊，又见到他，江南的雨景成了纽约的高楼，凄迷的水色成了十里红尘的灯火，透过水墨的技巧，把纽约的风景画活了。
“我找到了另一块土地。”他得意地说，“何必执著在一个地方？”
离乡
在由安克拉治到第那里的火车上，认识了一对夫妇。
“你从哪儿来？”那太太问我。
“从纽约。”
“哦！”她迟疑了一下，“我是问你的故乡在哪里？”
“我是从台湾来的。”我说，接着问她，“你从哪儿来？”
“安克拉治。”
我也笑笑：“我也是问你的故乡。”
她居然一愣，回头看看她丈夫，说：“我爸爸是空军，我先生也是空军，过去三十年，我搬了十九次家。所以，我，没有故乡。”
“那么你最爱哪里呢？”
“我总爱我现在住的地方，家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乡。”她把“家”讲得特别重。
归乡与离乡
故乡就像母亲，有的人会守着母亲一辈子。有的人小时候虽然爱妈妈，到了叛逆期，却看母亲不顺眼，急着离开家。也有人在孤儿院长大，从来不知道母亲是谁、家在哪里。
我常想，到底是那“安土重迁”，守着故土一辈子的人对；抑或“志在四方”，早早就离乡背井、出去打天下，甚至一辈子不再归乡的人对。
“故乡”，英文说得好，是hometown也是birthplace，家在哪里，哪里就可以是故乡；生在哪里，哪里就是故乡。
每个人都有故乡，每个人的故乡都不一定是父母的故乡。正因此，我们才不住在“周口店”；也正因此，世代的人类才会东西南北地漂泊，创造了多样的文化。故乡，本来就不该执著在一个地方。
有人总盼着归乡，有人常盼着离乡。归乡是去寻找自己的故乡，离乡是为子女创造另一个故乡。
这世上有几人，知道他的祖先是从哪里漂泊来？
这世间有几人，知道他的子孙将往哪里漂泊去？
只知道：
在这漂泊与漂泊之间，我们有了家。
对于漂泊者而言，上一个家，就是故乡。妻子醒过来，看着在昏迷中，却鼾声大作的丈夫说：“他一定以为自己死了，跟他一辈子，第一次见他睡得这么熟。”
◎人生何处有闲情
晚上去看病，等了近一个小时，才轮到。
“我有点发烧、有点恶心，肚子有点痛。”
没等我说完，医生已经低头开药。
“要不要听听、摸摸，肚子里真是怪怪的。”我不安地问。
“也好。”他叫我躺下，左边敲两下。“胰脏没问题。”右边又按两下。“肝也没肿大。只是肠子发炎，吃两天药就好了。”又补了一句：“你放心啦！”
走出诊所，已经是九点半，大概心情放松，原来隐隐的疼痛居然消失了。人到中年，常有这个“心病”——胸一痛，就以为是心脏病；头一疼，就以为得了脑瘤；肚子一不舒服，就以为有了癌症。
也就在每次医生“轻判”之后，有一种绝处逢生的“大欢喜”。
商店的铁门纷纷拉下了，四处传来哗啦哗啦的声音。骑楼下的灯光渐暗，地面却忽高忽低，使我不得不有“夜里登山”的小心。
迎面走来一个个黑影，都是背着大大书包的中学生。或许每天夜路走惯了，只见他们低着头向前冲，连脸都不抬一下。
突然眼前一亮，是个迟未打烊的小店。里面一片绿，有带着“壳”的椰子、成簇的万年青、立着假山的盆景和一些不知名，却美极了的小树。
门右一个日本式的“流泉”。水注满了，竹筒就垂下，再“喀”一声，弹回原来的位置。池里有小小的白石，在冷冷的水花中，好像不断游动的小鱼。
门左一个用老树根雕成的台子上，放着一只特大的葫芦，上面挖了好几个小洞，每个洞里都垂着一大片翠绿的小草。
不知是不是在那种特别的灯下，所有的绿都是明艳得像是从里面透出光来，让我几乎看呆了。
“等一等！爸爸看一眼。”背后传出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和一个大女孩不耐烦的催促：“快点啦！回家啦！还要做功课。”
男人一边点头，一边慢慢转身，一面喃喃地说：
“等你上了大学，爸爸也要养几盆。”
应马来西亚华侨社团的邀请去演讲。
接我的年轻人直道歉：“对不起，陈主任去美国参加两个女儿的毕业典礼，不能来接您，但是明天就回来，会亲自送您去演讲的地方。”
“陈先生很可爱，我觉得我跟他个性很像。”
“是吗？他是开车到岔路，还不能决定走左还是走右的人。”
“我也一样，所以说像。”我笑道。
“您知道吗？陈先生从女儿大学毕业，个性就变了，整个人变得轻松了，更可爱了！”看看我，“您见到他，就知道了。”
第二天，果然由陈先生来接。
他一面开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一边比手画脚地形容在美国见到的一切：
“有一天，我和我太太走到公园里，看见满地的小黄花，是蒲公英吔！好美啊！我以前从来没看过蒲公英，马来西亚好像没有蒲公英。”
我笑了起来：
“我怀疑这个世界上，会有哪个地方没有蒲公英，说不定现在的路边就有。”拍拍他肩膀。“我想是因为你有了闲情，是闲情让你看到了小草花。”
“对！对！对！闲情。”他也笑笑，“我以前连坐飞机都不夫妻搭同一班，唯恐失事，对孩子没个交代。家里穷，几十年辛辛苦苦赚的，全存起来，总算让两个孩子出国，念毕业了。”又点点头：“对！那是闲情，到老，才有的闲情。”
记得以前，妻做大学入学部主任时，回来常说：
“那个老太太，又出错了，她一定得了老年痴呆，总把档案放错地方，不但自己不记得，别人帮她找出来，她还死不认错。”隔一下，她又总是苦笑地说：“不过我们都能谅解她，因为她的小儿子在学校念书，她四个孩子都是我们这儿毕业的。谁都知道，她小儿子毕业，她也就毕业了。算算她做的这十几年，薪水虽然不多，可是孩子的学费全免，加起来也就不少了。”
她的小儿子毕业了。
果然，她也毕业了，立刻递上辞呈。
又过不久，传来她的死讯，其实那病她早知道了。
看三船敏郎演的《红胡子》，一个苦得活不下去的男人，喂老婆和几个孩子吃毒药，说要带一家人去一个乐土。
红胡子拼全力救回两个大人，孩子却死了。
妻子醒过来，看着在昏迷中，却鼾声大作的丈夫，幽幽地说：“他一定以为自己死了，跟他一辈子，第一次见他睡得这么熟。”
我震惊了。
多么淡的一句话，又是多么沉的一句话。
生命到底是不能承受之轻，还是不能承受之重？
小时候，我们背着大大的书包，为自己前途忙；长大了，背着一家的重担，为孩子忙。
连驻足看看盆栽的时间都没有，连路边的蒲公英都见不到。每一次有点病痛，眼前浮现的不是死，而是一家人。
难道只有当某一天“往生”了，才能做个轻松的梦？
昨天，我没去看病，也没写稿、读书、作画。
一个人，晚上，溜进那家种满小草、小树的小店。
坐下来，跟店主聊聊，还喝了两杯老人茶。只有在苦难中挣扎之后，
才能得到超脱的喜乐。
那超脱的喜乐就是天堂。
即使到了天堂，
我们仍应该有“解救诸苦”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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