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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一对老朋友的电话，解释他们为什么没回我的贺年卡。
“我们四处旅行，一年去三大洲，难得在家。”
“你们身体不是不好，以前来一趟纽约，回去都说累吗？”我问，“怎么现在能这样漂泊呢？”
他在那头笑笑：“就因为以前觉得漂泊，现在不觉得了。以前总惦着孩子、惦着家，现在孩子都走了，我们两口子到哪儿，家就在哪儿。所以天天旅行，也等于天天在家，轻松极了。”
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就让我们谈谈什么是累，什么是家，什么是漂泊，什么是故乡，以及什么是暮年之爱吧!
◎当你累了的时候
飞人迈克尔·乔丹退休了，成为震惊全球的新闻，耐克的股票大跌，NBA的阵脚大乱，许多球迷都掉下了眼泪。
乔丹也湿了眼眶，尤其是当他看到自己的23号球衣被高高挂起时，更以手掩面。
但他还是坚持地退休了，理由很简单——
“虽然我体力还很棒，但是我的心已经疲累不堪。”
想起一位祖国大陆的跳水名将，从小接受国家的栽培，在世界比赛里摘冠，眼看未来五年、十年，可能都是她的天下。小小二十岁，她却说要退休了，理由跟乔丹一样——
“我的心已累。”
溜冰名将陈露也是如此。
一九九五年，她拿下世界花式溜冰赛的冠军，一九九六年又拿下亚军，然后因为腿伤，成绩一落千丈。
幸亏隔两年，在冬季奥运会上，她又拿到了铜牌。她高兴极了，因为她早已打算在那次奥运之后转为职业溜冰手。
那个铜牌，是她在体育界的谢幕之作。
至于那次奥运的金牌得主，美国的李频丝姬不也一样吗？
“我不要再参加这样的比赛了，我要跟爸爸多聚聚，溜了十几年，比了十几年，我累了。”李频丝姬说。
也想起瑞典名导演依格玛柏格曼的两部电影。
一部电影的主角，是个心理变态的男人，电影开头，他偎在一个女人的肩上，说：“我累了!”
另一部电影的男主角，在外面偷情，太太找到他，要他自己决定，是选那个做摄影师的情妇，还是选娘家富有的妻子。
男人跟着老妻走了，只对情妇淡淡地说了一句话：
“我累了!”
近二十年前，在日本电视上，看到一位名歌星的告别演唱会。她的名字我早忘了，只记得她有个特殊的风格，总歪着头，转过脸，用一边肩膀对着观众唱。
那是个告别演唱会，歌坛的人物全到了，大家起立，为这天王级的巨星鼓掌。
细小的樱花花瓣从舞台上方飘下，让人想到武陵的桃花源，也使人想起日本的“樱花祭”，人生的“浮世绘”，镜花，水月，一片凄美。
含着泪，她下了台，从此告别歌坛。
为什么？她没说，但我想与那些体坛健将一样——她累了!
人都会累，也都会喊累。
我的女儿，碰到学校功课多，前一天睡得晚，当天下午又有才艺课的日子，总在晚饭后说她累了。
我自己，年轻时能下午写文章，晚上画画，仍然精力充沛。现在却只要下午写篇文章，晚上就要喊累。
我那九十一岁的老母，更常喊累。说去公园走一下，就累；说朋友都死了，好累；说“活着，真累”！
常想，我女儿，我自己，与我的老母同样说“我累了”，其中却有多大的不同？
孩子累，是身体累。打个盹，喝瓶可乐，可能就不累了。
青年人累，是工作压力的累。当工作完成，压力解除，就不累了。
老年人的累，是对人生的累，拖着一个“臭皮囊”，走过几十年的岁月，该看的都看了，能玩的都玩了，不再好奇，不再激情，他们的那句“我累了”，是对生命失去了兴趣。
人生的累，说不定也像旅行。
出发时兴致勃勃，一路有说有唱；几天赶场下来，开始有了疲态、有了病号，游览车上就少了歌声，多了鼾声。
旅行渐渐要结束了。翻开行程表，最后一天的节目是“上飞机，回到美好的家”。每个人都会兴奋地说：“好极了!要回家了!”
可是往前想想：如果那么想家、爱家，当初何必花钱出去旅行？
往后想想：如果觉得只有回家好，为什么待上一阵子，又会想出去走走？
人的一生，就是在醒与睡、累与不累之间。也仿佛是机器，要不断操作，不断保养，不断生产，也不断加油，不断供电。
直到有一天，把那电闸拉下，不再推上去，人生就结束了。
记得有一次去看一位病危的老将军。
“我没病，也不会病死；如果我死了，是累死的。”老人家在病床上沙哑着嗓子说，“病死，多惨？我打了一辈子的胜仗，为什么要在最后输给病。所以我是累死的，我只是累，累就要休息，那不是被勒令从人生退休，那是我自己主动请辞啊!”
话说完，没多久，他就死了。
丧礼上，没人哭，大家都说他活得太累了，自己走的。
我很欣赏这老将军的哲学。有一天，我走，我也是因为累了，宁愿高高兴兴地回到我温暖的天家。
我相信，在天家里待一阵，我又会心动，行动——
参加另一个人生的旅程。
小时候给我爸爸做奴才，结婚之后给丈夫做奴才，生孩子之后给孩子当奴才，现在又给孙子做奴才。我是一辈子当奴才的命啊！
◎每个怨里都该有感恩
有位朋友，十二年前把三岁的女儿交给奶奶，带着太太一起来美国打拼。两口子先是一西一东，一个做管家，一个当泥水匠，半年才见一面。
三年后，太太由洛杉矶飞到纽约，在餐馆打工，丈夫则升级成了工头。
日子愈过愈好了。太太又怀孕，在美国生了个丫头。
丫头来得真是时候，美国的经济繁荣，到处盖新房，我那朋友的收入大增，使太太能辞了工，全心带孩子。
“每次带这个孩子，就想起家乡那个，觉得真对不起她。”朋友的太太总这么说。
又隔四年，他们都拿到绿卡，把家乡的孩子也接了来。
那女儿已经有娘一般高了，却十分腼腆，十分怯懦，到哪儿去，都要拉着妈妈的手。
大概觉得亏欠，两口子从女儿下飞机那天，就买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似乎想一下子补足女儿十年的损失。
女儿上了学，请了家教，由半句英文不会，到拿班上的第一名。亭亭玉立，愈长愈美，却变得愈来愈叛逆。总跟妹妹吵架，总扯着嗓子对爹娘吼：
“我现在才知道，妹妹从小就过多么好的日子，可是你们把我丢给奶奶，我连自己的房间都没有。你们害我受苦受了十三年，我恨你们，我也恨妹妹!”
一个住在南部的老同学，每隔一阵就要来台北，去看个复健科的医生。原因是，她的肩膀痛，僵硬得连手都抬不起来。
“台北这个医生比较神。”每次我笑她老远赶来，她都解释，“我每次让他复健三天，就能回去再撑上一个月。”
有一天，她又来台北，我请她吃饭。
“其实也不是台北的医生神。”她突然改口了，“是因为我那孙子太烦人。我只有离开他，一个人清静几天，病才能好点。”深深叹口气。“真倒霉啊!小时候给我爸爸做奴才，结婚之后给丈夫做奴才，生孩子之后给孩子当奴才，现在又给孙子做奴才。我是一辈子当奴才的命啊!”
说完，她掏皮包，掏了半天，掏出一沓孙子的照片，一张一张指给我看：“瞧!这小子多漂亮，他聪明极了!”
“看得出来，你多疼他。”我说。
“当然，”她指指胸口，“疼到心里去了。”
前几年，母亲的一位老朋友来纽约，两位老太太躲在房里，关起门，嚼舌根。
两个人耳朵都背，以为在讲悄悄话，其实外面听得一清二楚。
“我家那个老混蛋，居然说他下辈子还要娶我。去他的!我下辈子做猪，也不嫁给他，我啊!受够了。”来访的老太太喊。
可是一到晚上，她就念：“老头子该起床了，不晓得在干什么，不知道他会不会用微波炉……”
去年，老先生死了。这老太太来电话，居然没说一句好话，全是骂：
“早死早好!活着也没做好事。苦日子全是我陪他过的，这两年总算有点钱，他又老得不能动。我啊!从今自由了，好好享几天福。”
说着说着，突然停住了，听见窸窸窣窣，隔半天，撂下一句：“我冤死了!”就挂了电话。
到台北的朋友家做客。
他这些年很发，一百五十坪的大房子，两个用人，三条狗，却只有一个女儿。
那天，他的岳母也在，一边喂小孙女吃饭，一边念经似的说：
“你真好命，婆婆真羡慕你。你爸爸妈妈有知识，这么小，就知道控制你的胆固醇，不吃蛋黄，婆婆苦命!以前有蛋吃就不错了，老吃大肥肉，到现在胆固醇都降不下来，婆婆哪天死了，才冤呢!都怪你的公公，让我年轻的时候吃那么多苦。”
这话让一旁的公公听见了，不高兴地说：
“我什么地方让你吃苦了？是你掌勺，我胆固醇更高。我要是早死，才是被你害死的。”
这时女主人过来，拉着脸，也不知是开玩笑，还是当真：
“我才羡慕我女儿呢!有这么有钱的爸爸妈妈，让她含着银汤匙出生，又只生她一个，哪儿像我，生下来苦，还有一大堆弟弟妹妹……”
很奇怪，这些年来，四周的朋友愈过愈好，愈来愈发，却总听他们怨。
老的怨，中的怨，小的也怨。
使我想起以前，有一次我气喘，医生叫我买了几瓶非常名贵的药。
可是才用两次，我气喘就好了。
“要是早知道，何必买这么多瓶。”我对医生说。
“老天爷要是早知道你会怨，何必要你这么快好。”医生回答。
也想起一个大家常说的笑话——
孩子哭，说他的糖被人抢走了。
“不哭不哭。”大人再给他一块。
孩子笑了，但跟着又大哭起来：
“要是没被抢走，现在就有两块了。”
我们不都是孩子吗？在“大得”的时候，怨“小失”。在升官的时候，怨事多。
在该谢谢老天的时候，却觉得以前的不如意，是整个世界都在亏欠我们。女孩子常给川端送花，送着送着，人比花娇，让川端已经沉寂的灵魂又被勾起了生机，竟然不能一天不见那二十几岁的小女生……
◎谁能禁止我的爱
经过公园，看见那张熟悉的铁椅子，有好多感慨。
以前我就住在公园对面，从窗户望出去，总看见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坐在椅子上跟邻居聊天。
问邻居他为什么那么闲，邻居说：“他病了，在家养病，太太上班，一个人寂寞，所以总出来找人聊天。”
果然见他愈来愈消瘦，连走路都变得吃力的样子，说话的声音也小了。但他还是出来，还是一坐就坐上几个钟头。
又隔一阵子，看到个女人扶着他，慢慢把他搀过马路，慢慢借给他一个肩膀，让他扶着坐下，坐在旁边摸着他的手，看着他的脸，还偶尔把他的帽子摘下来，摸摸他化疗之后光秃秃的头。
然后就许久不见他们了。据说死前他坚持回家，在家里“走的”。
又经过一年多，再见到那妇人，已经开车了，据说是儿女建议她学，既出入方便，又可以散散心。
大概每次学车完毕，由教练送回家，常看见她坐在公园的那张椅子上，跟汽车教练说话。
这之后，她就没再出现了，据说跟子女大吵一架，卖了房子，搬去了别的地方。
子女骂得很难听，邻居也说得很难听，说她跟比她小一大截的汽车教练谈了恋爱，居然连孩子都不认了。
只是，也听说她对孩子吼：“我照顾了你们老子几十年，又没日没夜一两年，我大半辈子白过了，剩下这点日子，我要做我爱做的事，我死了，也不冤。”
到北京去，问朋友：“那位老教授还好吗？”
“不像以前那么好，一下子老多了。”
上次见他，是在个艺术家的集会上，老教授一头白发，但是两眼闪着一种森森的寒光，好像能把人看穿。
他的声音也亮，而且沉沉稳稳，不疾不徐，一开口便容不得别人插话，说的话又都能编成语录，每一句都是箴言。
据说老教授在“文革”吃了不少苦，但撑过来了。说是“教授”，他其实没什么学历，只是继承了家学，而有不少门生；在艺坛，老教授对谁竖了大拇指，那人的身价就能大涨。
“为什么不好了呢？”我问朋友，“上次看他还挺硬朗啊!”
朋友笑笑：“他爱上了个女学生，很漂亮的一个年轻女演员。把他那点棺材本都捧给女学生了。”摇摇头：“女学生对他说得很明白，根本不爱他。”
“他怎么说？”我问。
“他说没关系，但是请求女学生别离开他。”长长叹了口气，“前些时，老先生追去了广州，打长途电话给我，一句话都没能说，就大声哭了，哭着哭着，又把电话挂了。”
想起川端康成，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师，据说晚年又爱上了一个花匠的女儿。
女孩子常给川端送花，送着送着，人比花娇，让川端已经沉寂的灵魂又被勾起了生机，竟然不能一天不见那二十几岁的小女生。
他求那小女生的父亲，常让她来。甚至听说他为那小女生买了房子。
但毕竟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小女生还是走了。
川端口含着煤气管自杀，死前没有留下任何遗书，他的老友今东光说：“唯有毫无理由的自杀，才是真正的自杀。”
只是那“毫无理由”，会不会是“说不出的理由”？
跟川端比起来，还是歌德厉害。
一八二三年，七十三岁高龄的老诗人，居然爱上了十七岁的少女乌丽克，而且想娶她做妻子。
人到老年，就像落日西垂，常有了旭日的感觉。少年维特的烦恼，那歌德二十岁的情怀，竟然到他的晚年，又重新兴起。
只是跟川端康成一样，老诗人的金钱、名声与热情，都没能打动乌丽克，乌丽克拒绝了。
歌德陷入失恋的痛苦，但是他没自杀，反而写成了抒情诗的伟大作品——《马伦巴悲歌》。
想起另一位中国大学者陈寅恪。
看《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老才子，老学者，中国了不得的大儒，眼前浮起一个不受威迫、不受利诱、风骨嶙峋的老人。
老人在他六十三岁那年，居然写了一本洋洋洒洒的《论再生缘》。《再生缘》原来是清代女子陈端生写的“弹词小说”，本来被人认为是极通俗的东西，以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竟然能细细地逐字推敲，岂不令人惊讶？
更费解的，是陈寅恪那时已经失明，整本《再生缘》都是由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助教黄萱为他诵读。
是《再生缘》里年轻人的情爱再勾起老学者心底的浪漫情怀，还是经过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使那字里行间更增添一种特别的光彩？
《再生缘》是“春天”，黄萱的声音是“风”，老学者岿然独坐，是一株将枯的“古木”。
是不是那“春风”，吹得古木再抽出了绿芽？
怪不得传记的作者陆键东说：“陈寅恪为陈端生‘发潜德之幽光’，也未尝不是借此作某种自身的写照。”
也怪不得陈寅恪的老朋友章士钊看了《再生缘》之后，意味深长地写了一首诗给陈寅恪。
“……闲同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
人，到了那个年岁，有了那样的成就，还跟大人物谈什么短长？
什么大人物，比得上一个幽幽女子，坐在身边，听这老学者述说“人生的惘然”。
看卫星传来的台湾电视节目《劲歌金曲五十年》。全是早做了祖父祖母的老歌星，演唱三四十年前的老歌。
台下坐的，也全是祖父祖母辈的听众，跟着旋律一起拍手、一起摇摆，摇摆去那昔日的“流金岁月”。
主持人请一位老先生点歌，老先生想了想，笑道：“我要听《 谁能禁止我的爱 》。”
全场都笑了，连电视机前的我们一家也笑了。不知谁笑骂：“这么老了，还听这首歌？”
我没回头，没说话，却想起公园的椅子、北京的老教授、川端、歌德和陈寅恪。
谁能说人老了，就不再能爱。
只要那爱是真诚的，是炽烈的，它与年轻人的爱有什么分别？
谁能禁止我的爱？我跟着电视里的歌声一起摇摆……每次离乡都是伤害，每个离愁都能心碎，只是每个“异乡人”也都可以成为“原乡人”，仿佛告别上一段恋情，找到另一个“安心”的地方。
◎故乡是爱人的怀抱
到加拿大东部滨海地区旅行，进入一个早年法国移民的村庄。
低矮破旧的木造农舍里，有炉，有灶，有桌，有床，葡萄架上正结实累累，只是早已人去房空。
接着进入一所教堂。有个打扮成英国军官的人，昂头挺胸地走进来，打开一卷文件开始朗读，使围在四周的观光客都回到了一七五五年。
两百四十多年前的某日，英国驻军就是召集所有当地的法国移民到这小教堂里，宣读一纸命令。
“所有的法国人听着，为了你们好，也为了我们好，三天后带着你们的细软到这里集合，我们将用船载你们去该去的地方。”
教堂的墙上挂了许多油画，画中一群群戚容的人们，正在英军的押送下走向海岸。
海面已经有些船扬帆远去。
画中有个妇人在人群里伸着手哭喊，解说员指着：“因为英国兵听不懂法语，常把同一家人送上不同船，那画中的妈妈正喊着她的孩子，许多亲人就这样被拆散了。”
“后来有没有再团聚呢？”我问。
“大概很难吧!因为英国人把他们送去了不同的地方，有些船横过大西洋，去了欧洲；有些船去了美国，还有些一直朝南驶，去了中南美洲。那个时代，交通多不便利。”
“而且他们被送去了讲英语和西班牙语的地方。”有位游客叹口气，“语言都不通。”
“是啊!他们的后代就成了美国人、墨西哥人或阿根廷人。”另一个游客说。
教堂中间有个白色大理石雕的圣母像，几个中年的女人，在石像的脚边放了一束绑着蓝色缎带的红玫瑰。
缎带上写着：
“给所有曾在这儿居住的人，我们没有忘记你们，我们带着你们的血液和姓氏。”下面署名“你们来自路易丝安那的孩子们”。
“你们还会讲法语吗？”我问其中一位。
她摇摇头：“早就不会了。”
看他们一群人离开，我心想：“他们要回哪里？法国、美国，还是留在加拿大？”又哑然失笑：“当然还是回路易丝安那。”
到广西师大演讲，回程飞机上，旁边坐了一位来自台湾的老先生。
空中小姐问老先生要什么，我大声转告他，他想了一下说：“就茶吧!”
我把茶递给老先生，他没接，将前面的小桌子打开，示意我放在上面。却盯着看，不喝。
直到空中小姐开始收杯子，他才端起茶杯，只是才拿起，就洒了一裤子。“手抖，没法喝。”他颤抖着手把茶放下。
“我替您拿着杯子吧!”我说，帮他把杯子举到嘴边，看他喝下。
“到桂林玩？”我问老先生。
“不!回老家。”
“老家有谁在？”
“老婆在。”
“没再嫁人？”
“没有!”
“回去了多久？”
“两个月。”
“何不留下来算了!”
老先生没答话，斜着眼看了看我，摇摇头：“台湾也有家，家里在等着。”
我笑笑：“可是那边，等了五十年哪!”
他又斜着看看我，似乎自言自语地说：“可是，台湾也住了五十年哪。”
高雄的一个妇产科诊所的护士，因为台风天为婴儿洗澡时停电，挂错脚牌，而闹了个大新闻。
发现领错婴儿的一家，要把孩子换回来，偏偏另一家不承认，于是告上法庭。
只是经过医院做DNA比对，证明确实抱错之后，另一边还是死不认错，说怎么看，那都是自己的孩子。
于是我眼前浮起一个画面，一对夫妻抱着怀里的娃娃，愈看愈可爱，愈看愈心疼，愈看愈觉得熟悉。看了一个多月，把假的看成真的，竟连自己亲生的娃娃都不要了。
也让我想起二次大战期间，德国人抢去许多波兰人的孩子，送给德国不育的夫妻。
二次大战结束，波兰的父母哭着喊着去德国找亲生的骨肉。
孩子被指认了，德国人也不得不还，只是许多孩子却又哭着喊着不肯离开养父母的家。
“他既然认为那是他的家了，他也住习惯了，就留他在那儿吧!”一个波兰妈妈居然独自回到波兰，对记者说，“他如果有心，长大了，自然会回来。别让他再受一次伤害了!”
看泰坦尼克号的记录片，万头攒动，彩带飞扬，一艘被认为不可能沉没的巨轮缓缓离岸。
接着介绍内部的装潢，身世显赫的头等舱乘客和声誉卓著的船长。
然后是冰山，是船舱进水、折断、倾斜、沉没的画面。两千多名乘客，只有七百多人上了救生艇。
救生艇远远看着泰坦尼克号沉下海底，只有一条曾经驶回去搜寻，其余的全都拒绝回头。
一个死者的后代激动地说：“他们死了，死了这么久了，为什么还要去打捞？为什么不让他们静静地留在海底？为什么去打扰他们，给他们再一次伤害？”
一个老妇人回忆，当七百多名生还者登上赶来的大船时，每个人都得到食物、得到毛毯、得到温暖的照顾，只是大家站在甲板上，看着远方茫茫的大海，想着自己的丈夫、亲人，而自己的这艘船，正逐渐远离失事的海域，航向新大陆……
想起旅居美国的一位老朋友。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这二十多年，不曾回台湾一趟。
他笑笑：
“祖国大陆，我住了二十多年；台湾，我住了二十多年；美国，我也住了二十多年。每个地方都成了故乡。你知道吗？离开故乡，好难哪!好苦啊!我已经离开故乡两次，我不要再受一次伤害。”
什么是故乡？
故乡是我们熟悉的地方，有我们熟悉的面孔、熟悉的食物、熟悉的街道、熟悉的气味、熟悉的生活方式。
故乡像是妈妈的怀抱，让我们有安全感。
只是，我们一生可能不止一个怀抱，我们可能由“妈妈故乡”投入“妻子故乡”、“丈夫故乡”、“子女故乡”。可能有人逼着我们，在我们的嘶喊中，把我们拖离一个怀抱，扔进另一个怀抱，使我们哭着、嚷着、挣扎着，直到累了，睡去，习惯那双新的臂膀，那个新的怀抱。
每次离乡都是伤害，每个离愁都能心碎，只是每个“异乡人”也都可以成为“原乡人”，仿佛告别上一段恋情，找到另一个“安心”的地方。
多明尼卡·芭兰的老爸终于盼到独生女平安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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