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美术专家李道善
李道善是李家老大房李瀚章的后代,即李经畲的曾孙，李国成的孙子，李家美的小儿子,现名李畅,1929年生于北京甘石桥李家大院。 可能是受了家庭的影响,他从小喜欢艺术(他家从高祖李瀚章起,几代老太爷都是戏迷,家中几乎每个人都会唱戏）,唱歌、唱戏、画画、武术等样样都来,后来竟成了终身的职业了。
抗战时他随父母到了重庆,十几岁就加入了左翼文化团体的演出活动,1945年考入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抗战胜利后学校搬到南京他跟到南京,解放后学校搬到北京他也跟到北京。后来该校与延安鲁艺及华北大学第三部合并为中央戏剧学院,他亦随之进入中央戏剧学院,在舞台美术系任教。 50年代,他参加了国家青年代表团出国演出,回国后重新分配工作。领导征求他本人的意见时,他认为学校艺术氛围不错,教书能发挥他的特长,就又回到系里任教。几十年来,他辛勤地耕耘在舞台美术这块还少有人涉猎的园地上,累积了丰富的教学和实践经验,著有《剧场与舞台美术》、《舞台机械》、《清代以来的北京剧场》等著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兼系主任和该校图书馆馆长。1954年起,还兼任中央文化部剧场建筑顾问、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副会长(发起人之一）。
粉碎“四人帮”以后,担任了国际舞台美术学会中国分会秘书长;国家投资几十个亿的大剧院项目重新上马时,他担任专家组组长。 按说,李道善干的是幕后的工作,舞台美术嘛,不怎么出头露面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就是无名英雄,何况他生性又不喜张扬,喜欢在笔头上下功夫。可是他没想到,在他二十六岁的时候,还是出了一次“大风头”,就是1957年的整风反右的时候,一不小心,竟成了北京戏剧界的第三号大右派,名字还上了《人民日报》,批判他的文章占了整整半个版面。单位里则整天大会批,小会批,甚至还搬出了他的老师欧阳予倩等老先生,来声泪俱下地“帮助”他,弄得他的名字在文艺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李道善人很活跃,性子直爽,办事一贯热心,说话据说很有鼓动性。其实他不过是在“鸣放”期间向领导提了点意见,诸如外行领导内行啦，艺术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不一定有阶级性啦，应该建立一个舞美专业的协会组织啦等等,都是大家常谈的话题,有的甚至是很好的工作建议。但是一旦你成了运动的重点对象时,那就对不起了,你说的什么话,做的什么事,就都成了别有用心的了。
又碰上李道善是个不大肯买账的脾气,满不在乎,挨完斗还去东安市场吃西餐,那思想问题就更严重了。结果七斗八斗,把他斗成了个“二级右派”。 那时右派也是分等级的(笔者实在孤陋寡闻,乃头一次听说）,一级右派是要进监狱的;二级右派要下放农村劳动“锻炼”,有的是在城市郊区,有的则发配到新疆、青海、黑龙江等边远地方,“锻炼”的时间有几年、十几年、二十几年不等,也有的一直“锻炼”到死;三级右派是留在原单位(或是调换一个工作）,一边工作一边接受思想改造,但也不轻松,不是降级就是降薪。二级右派是不允许你养家糊口的,每月只发十八元钱的个人生活费。 李道善很“幸运”地被划入“二级”,而且没有去外地,被遣往北京郊区的一个生产大队劳动“锻炼”。尽管一“锻炼”就是六年,尽管那年他只有二十六岁,尽管他有三个孩子要养活,尽管他背起铺盖卷加入劳动“锻炼”的大军时,他的妻子谢延宁正在医院里生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好在那时的右派也多,光中央戏剧学院就抓出来四五十个(据说全国有五十四万）,前往农村住集体宿舍也不算寂寞。
何况,他的大哥李道和也“幸运”地当了右派,他原本北京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在《内蒙古日报》当记者,后来在包头市师范学院当教授、外语系主任,不知说了句什么话,也成了右派。于是李道善也算“道不孤”。在农村,种地、挖沟、修水库,什么活儿都干…… 其实当时的上层领导中也不乏明白人,北京市长彭真就是其中一个。据说把这些年轻聪明的右派留在北京郊区劳动“锻炼”就是他的主意。他认为这些人思想上有点“毛病”,但个个都是业务尖子,弄到外地去就糟蹋了,培养一个人才不容易,何况是各行各业这么多人才,留在北京将来还好派用场。这大概是李道善之流的最大的幸运。 而更加幸运的是上帝还给了他一个聪明美丽,而且明事达理的妻子。他的妻子谢延宁也是艺术界的人士,是李道善在国立剧专时的同学,他们有共同的志趣和爱好。其实在北京演艺界谢延宁的名气原先比李道善要大,她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最早的演员之一,曾在《蔡文姬》、《武则天》、《雷雨》、《茶馆》、《丹心谱》、《洋麻将》等剧中饰重要角色,是第一代《茶馆》阵容里的人物,身后有一大帮子追星族……然而一转眼就成了右派家属了,要靠自己一个人的工资抚养三个孩子。
那时的剧院不像现在,是常常要送戏下乡、巡回演出的,一个巡回演出起码半个月,有时要个把月,孩子就只好交给保姆。可是后来到了大跃进的时候,不知哪个缺德的人提出来,家庭用保姆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提倡自己动手,解决困难。而谢延宁的困难是无法解决的,保姆被舆论赶走后,她只好把三个孩子送进托儿所、幼儿园,住全托。到了周末,人家革命家庭的孩子被爸爸妈妈接回家了,而右派分子的孩子只好仍呆在幼儿园里。可是幼儿园的老师也要下班呀,实在没办法了,老师就把孩子带回自己家里……至于钱不够花,那就得像李道稔的母亲一样,翻翻这个箱子,看看那个柜子,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能拿去卖几个钱。
那时李道善的母亲还在世,老人是从日本回来的华侨,手里有点钱,但也受到歧视,不敢公开地接济儿媳妇,怕人家说是接济右派,只能悄悄地买点孩子吃的食品,趁天黑送去———那时的政治气氛就像是草木皆兵,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了,明明正常的人也变得像个贼似的了。 好在老天长眼,让他们的三个孩子都成长为艺术界的专门人才。 总算那些不堪的日子早就过去了。如今的李道善、谢延宁夫妇年已七十多岁了,早就当上爷爷奶奶了,虽然都已退休,但仍在为艺术界和建筑界的各种事务忙碌着。改革开放以后,李道善多次赴美讲学,在美国伊利诺州爱尔金社区学院任客座教授,并在伊利诺州立大学、南伊利诺大学、南卡罗莱纳大学、泰克蕯斯大学讲学。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舞台,近些年关于国家剧院的建设事项,他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冒险保存了李鸿章宝剑的李道
李鸿章的宝剑据李家后人说原先有两把,是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赠送的纪念品。其中一把李鸿章带入了坟墓(作为陪葬品）,原指望永远保存在地下的,想不到半个多世纪后的1958年,在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中被挖了出来,好在没有拿去炼铁,被一个文化人看中了,拿去当了文工团演节目的道具,现在早已不知所终。另一把就是现存李家人手里的,历经五代人的递传、费尽千辛万苦才保存下来的那一把。 这把剑粗看与中国的剑没有什么两样,剑柄和剑鞘上按中国的传统雕刻了牡丹和蝙蝠的吉祥图案,剑身有三尺长,七八斤重,雕花的纹路间有一层淡绿色的铜锈。可是抽出剑来即可显出它的不同,传统的剑一般剑心一线是渐渐高突起来的,而这把剑却在剑心一线有一道凹槽,这大概是根据物理原理设计的,目的是在行刺之后使剑便于很快抽回。
这把剑在李鸿章去世后原由他的二儿子，实为亲生长子李经述收藏。李经述在丧父之后的百日之时即“随父西去”,剑就传到他的三儿子李国煦手里。李国煦三十二岁去世时,又由国煦之子李家瑾即李玉良继藏。李玉良是李经述的最大的一个孙子,由朱太夫人做主,过继给其伯父李国杰。所以他从小跟着李国杰走南闯北,见过不少大世面,后来成为一个敢想敢干、为民主革命作出过不少贡献的民主人士。 李家到了李玉良一代已是第四代,他们这一房的家族的遗产已所剩无多,因为有了李国杰这个极会花钱的父亲,钱就像长了腿似地跑得快。
李玉良有一段时间没有固定的职业,却有七个子女要养活,还有几个从他们上一代开始就在李家服务的老佣人,所以从抗战时期起,就已开始卖卖当当地过日子了。解放后李玉良先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后到安徽省省委统战部任职,1957年病逝前任安徽省文史馆秘书。尽管这种卖卖当当的日子持续了不少日子,可那把宝剑,始终挂在他家的墙头上。 李玉良去世时他只有两个儿子参加了工作,一个儿子参了军,其余孩子都还在读书,已经工作的孩子就把有限的工资拿出来交给母亲,供弟妹们读书。但无论多么困难的日子,这把祖传的宝剑他们不舍得卖,仍挂在他家升平街老宅的墙上。可这在太平岁月还好说,到了“十年浩劫”扫“四旧”时,麻烦就大了。
1966年下半年,造反派成团成伙地在街上冲冲杀杀,见到“四旧”不是烧就是砸烂,吓得一些过去的殷实人家把美金、黄金、高级手表半夜里往垃圾箱里扔……李家人自然也非常紧张,因为李家的确还保存了一箱祖传的东西,那可是货真价实的“四旧”,里面有李鸿章当年穿过的朝服、皇帝恩赐的黄马褂、三眼花翎顶戴、手批古籍、古瓷、古礼器以及李鸿章用过的印章、印盒、题写的扇面等等。这些箱子里的东西外人自然是不知道的,但李家在升平街住了几十年,街坊邻居无人不知他们是李家之后,寻常日子大家和睦相处,而“革命风暴”呼啸而来之时,只有翻脸不认人的人才算是“革命派”。 他家隔壁一家的老人,论成分不过是个小业主,就是因为在抄家时和造反派争辩了几句,惨遭造反派毒打,惨叫声一条街的人都能听到……这时正好在海军部队服役的李家老三李道来沪探亲,正住在家里,他实在不能忍受隔壁的惨叫声,就穿好军装前去制止了“小将”们的“革命行动”(那户人家至今非常感谢李家）。然而回到家里面对自家的一箱“四旧”时,仍是一筹莫展。
他心想母亲年纪越来越大了,支撑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断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刚巧当地的户籍警严晓玲跑来告知,按照上级规定,军属之家是不可以抄家的,但现在天下已大乱,谁也管不了谁了,这条街上无人不知你们家的底细,为了安全起见,你们家若是有“四旧”的话,还是自己处理处理吧。 那么就只好如此了。当天夜里,他们几个兄弟陪着母亲卞慧卿,小心翼翼地把箱子抬到了天井里,把箱内之物撕的撕,烧的烧,砸的砸,然后“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事。那件黄马褂,临焚之前想想实在不舍得,就剪下了上面五只金纽扣,把它混在针线箩筐里,造反派就不易发现了。那一堆大大小小、晶莹亮丽的各式印章,一般的也就扔掉了,有几方大的上面还刻着山水人物造型,精美无比,扔掉实在可惜,怎么办呢?还是小儿子李道稔想出一个好办法,干脆把上面的印文磨掉,去掉它的历史内涵而成了一块普通的印石,不就安全了吗?那堆印章是李鸿章、李经述、李国杰、李国煦等三代人的印章,说不定就全成了祸害了。一箱子东西全都处理完了,他们仍未舍得动那把宝剑。李道小心地把它用报纸包起来,今天藏到这儿,明天藏到那儿……他明明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但是有一天宝剑还是被造反派搜走了,是被李道的一个叫“大哥”的同学给“咬”出来的,他曾在李家看到过此剑。
李道1949年8月参军,那年才十五岁,曾在华东军政大学读书一年,所谓“大哥”就是他那时的一个同学,关系好得就像亲兄弟。毕业后“大哥”分配在陆军,而李道则要求去海军,因为那时国家正在组建海军。他想,既然高祖父是在海军(北洋海军）的事情上栽了跟斗,李家后人就有责任在海军建设上再站起来,于是来到东海舰队兴国舰上。部队驻扎浙江定海,白天参加训练、执行任务,晚上他总是一卷在手,灯下苦读。军事书、科技书、自然地理书、政治书、历史书、名人传记……只要那时能找到的书,他总是尽量找来看(如今李道已经去世了,我们从他留下的遗物中,看到有满满一大橱书)。他从士兵做起,以海疆为家,立志为中国的海军建设奋斗一辈子,理想和目标是要当个将军。 可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兵哪里知道,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头,李家人是不会受到重用的。
他参加了解放一江山的战役,战役打到最激烈的时候,他和战友们向一个山头冲锋,开始还算顺利,谁知敌人突然开始扫射,他还好,仅臂上负了点轻伤,而他前后左右的战友却倒下了一大片……他拣了一块弹片和一只炮弹壳带回来,作为对战友和那场战役的永久的纪念。 后来长期担任舰上作战参谋,在东南沿海一带执行巡逻任务。在业务上他总是出类拔萃,对那些可疑的“渔船”总是保持高度的警惕,有一次他率先跳上了一条日本“渔船”,果真发现了问题,他们当即决定把该船拖回港。后来经有关部门调查证实,那真的是一艘间谍船。 他曾荣获过三等功和四等功,多次受到表彰,但由于出身问题,长期未获提拔。1966年“文革”爆发后不久,部队也要“清理阶级队伍”,他这个大卖国贼的后代,自然在第一个浪潮中就被冲刷了下来,被宣布复员回沪,到城建局的一个学校当行政干部。 就在这个时候,当年他那个“大哥”参加了“支左”工作组,偏偏在“支左”中又犯了生活错误,在隔离审查中为了争取宽大处理,不惜“反戈一击”,大举揭发别人,其中就把李道家里的宝剑作为“四旧”给揭发出来了。
这么一来,不仅李道宝剑保不住了,他本人也因“窝藏四旧”而被下放到一家工厂去干杂活,劳动改造,早晨六点钟就要出门,晚上要写思想汇报,写检查,夜里十点钟才能踏进家门。他也会苦中作乐,把写检查和思想汇报当做练钢笔字,他说他还从来没有写过这么多字呢!如此这样一干就是三年,直到1975年才恢复工作,在城建工程学校担任办公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他虽因宝剑而落难,但还是时时想起那把宝剑,念它不知在什么地方。 奇怪的是老天爷竟长眼,老李家的宝剑在外逗留了几年后,突然有一天又回到了家里。那倒不是“文革”后落实政策发还的,倒还真的是造反派给送回来的。造反派们说,经有关部门考证,这剑上没有李鸿章的名字,说明不是李鸿章的宝剑,你们大概搞错了。李道一阵窃喜,忙不迭地说:“是的是的,是我们搞错了!是我们搞错了!”就此收下了宝剑。
李道后因长期精神压抑,借酒浇愁,身体垮了,于2000年去世。 现在这把宝剑仍高挂在他的遗像边。 他生前与夫人邵玉桢女士约定,将来把骨灰撒到他工作、战斗了十余年的定海海域里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