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式科举制度出身的李鸿章,对于近代洋务诸项要政不可能是先知先觉、无师自通的,他的聪明在于除了悟性高之外,主要还在于他能客观地看到自身的局限和不足,善于学习,把握时机,与时俱进,广闻天下事,不让自己成为瞎子和聋子,善于调动和运用别人的聪明智慧,愿意听取别人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为此,他必须有一批头脑绝顶“拎得清”的下属和朋友进入他的幕府,充当他的“脑外之脑”。他在这方面绝对是个成功者,数十年间,他的周围集中了当时中国最具开放智慧和实际才干的中级官员、外交人才和商务人员,他们中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之间既是主仆,也是朋友和师生,有时甚至互为师生。 这些人的作用无疑是非常明显的,他们尽共所能地为李鸿章换一个近代化的脑子,尽力为他排除一切前进路上的困扰,实现他的目标。
正如美国学者福尔索姆先生所讲的那样:“李鸿章可以名副其实地被称做是幕府制度最伟大的产儿、幕府制度最熟练的运作者和幕府制度最后一个伟大的实践者。”据福尔索姆估计,前后进入李鸿章幕府的大约有数百人(据福尔索姆《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
李鸿章就是这支数百人的“乐队”的成功的指挥。在他的指挥下,不仅是北方的军事、实业、税收、人才培养,整个清廷的内政外交,事无巨细,常常都在他的运作之中,有时清廷也要仰仗他的威势。除了甲午战败,清廷还从未给他使过脸色。 他幕府中的中国人无疑都是洋务和外交方面的优秀人物,其著名者为:冯桂芬、郭嵩焘、薛福成、周馥、刘铭传、张树声、刘秉璋、朱其昂、丁汝昌、唐廷枢、徐润、盛宣怀、郑观应、容闳、马建忠、罗丰禄、伍廷芳、郑孝胥、吴汝纶、袁世凯、唐绍仪等等。
在他的亲友之中,只有他的大儿子李经方和女婿张佩纶进入了他的幕府,其他人均轮不上。在他看来,张佩纶有辩才,粗中有细,口无遮拦,但耿直可爱;李经方有译才,通五国文字,性格沉稳,勇于任事。可知他要用的人,才识和忠诚都是绝对重要的。 周馥(1837—1921)是跟李鸿章时间最长、关系最铁的幕僚。从淮军还在招兵买马的安庆时代开始,直到《辛丑条约》签订后李鸿章闭眼为止,他都跟在李鸿章身边,前后“风雨龙门四十年”,只有短时间去内地任职,但“风筝”的线还捏在老李手里,一旦老李召唤,他就又来了。筹饷、治河、开矿、办 学、修建唐胥铁路等等，凡是交给他办的事,都是尽可以放心的。他又是个不要名利、不要官做，死抱着“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的老疙瘩。
直到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大吐血,黄泉路近时,他一直守在旁边。李鸿章咽了气而死不瞑目,还是周馥用手为之合上眼的。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份男人之间的人情美、义气美,是一种怎么赞美都不会过分的、中国历史上最动人的一类故事。
盛宣怀(1844—1916)是一个干练的、天生的经商能手,具有常州人特有的聪明与狡猾。他帮李鸿章办轮船、办铁路、办电报、办汉冶萍公司、办棉纱厂、办海关,还办过对外商务谈判,除了在修建铁路应当先修哪一段的问题上与李鸿章有分歧外,其他诸项实业都是干得很利落的,有能吏之称,是李鸿章的一只臂膀,也是李鸿章在上海的一只“眼睛”。 唐廷枢(1832—1892)原先是英国人在中国的最大的洋行——号称“洋行之王”的怡和洋行的总买办,帮英国人经营丝茶出口贸易,办洋务很有一套,后来受李鸿章“感召”,前来为中国人办事,任轮船招商局总办，主持开采开平煤矿，创办唐山细棉土厂……他干了几家在中国近代史上数得着的大企业,也是李鸿章办实业的得力干将之一。
马建忠(1844—1900)的哥哥马建勋在打太平天国的时候就在李鸿章的幕府,并将弟弟马建忠引荐给他。马家是天主教世家,精通外语。马建忠是老三,老二是更有名的马相伯。三兄弟号称“马氏三杰”(其实还有第四杰,即三兄弟的姐姐马氏。在发生教案的时候,是姐姐马氏带他们逃难的,转辗到了上海徐家汇。姐姐后来嫁给安徽籍人士朱懋斋,又培养出了四个上海史上留名的儿子,他们是朱志尧、朱云佐、朱西满、朱季琳,朱志尧即上海求新造船厂的创办人)。马建忠既是外语人才(后来不仅精通英、法文,还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那正是李鸿章所急需的,于是就让他去留学,进一步培养。1876年他被派赴法国留学,兼任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1879年获博士学位回国,是当时公派留学生中学位最高者。回来帮李鸿章办洋务,曾受命去印度和朝鲜处理外交事务,也管过轮船招商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
著名的《马氏文通》就是他的著作,是中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语法著作。他的去世是因为庚子事变。那时李鸿章已被清廷重新委派为全权钦差大臣,与十一国公使展开谈判,每天各国各地的电文堆积如山,马建忠担任外电的翻译,随来随翻,刻不容缓,每天要翻译七八千字,时正值大暑,他劳累过度,不幸中暑而亡。 甘心为他效命的忠实哥儿们还有很多,只是无法一一评说。 李鸿章身边的几个洋幕僚,是总督衙门里的一道特殊的风景,他们几乎跟总督大人形影不离,总督大人似乎也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们。他们充当了总督大人的耳目,通过他们,李鸿章在不断地观察着世界。这在中国,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督抚大人的身边,围绕了那么多的大胡子幕僚,这几乎被视为奇观。
洋幕僚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德国人德璀琳(Fustav Detring),一个是美国人毕德格(William N. Pethick),他们两个都会汉语,几乎天天都在李鸿章的身边转,以至于所有在李的幕府中工作的外国人,几乎形成了一个习惯,有事先写信给他俩中的一个。德璀琳是那些在李鸿章的工商企业中任职的外国人的联络官,也是那些为李鸿章办理外交事务的外国人的联络官。毕德格则是负责管理在北洋海军里任职的外国人的联络官。如果按地域来划分的话,他俩还有一个不太严格的区分:德璀琳联络着在李鸿章手下任职的欧洲人;毕德格则吸引着美国人,有时也有英国人。
仅次于他们二人的,还有一个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也是李鸿章的军事联络官,不过他表现得不像他们两个那么“紧跟”罢了(见前引福尔索姆一书)。 德璀琳是赫德当总税务司的时候的天津海关税务司,他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李鸿章的幕僚,但也许起了比一般幕僚更为重要的作用。在李鸿章任职北洋期间,他们始终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他几乎在总督面临的所有内政、外交上,都为李鸿章出谋划策,受到了李的信任。 毕德格原是美国内战时期的一个骑兵,后来来到中国,能熟练地用汉语写作和对话。据说他是为了更多地了解中国以便帮助中国,才到中国来的。
后来他真的成了一个中国通。1872年,他成为美国驻天津领事馆的副领事和翻译,除了1880—1884那几年外,他都在这个职位上。在这期间他又担任了李鸿章的私人外文秘书和翻译。他在1879年之前就已经担任李鸿章的秘书了,更早一些时间,他是李家的孩子们的英语家庭教师,并获得了李鸿章的信任和友谊。他陪同李鸿章接待外宾,担任他的翻译,还为他用中文朗读了不下八百部英文、法文和德文的书籍,使李鸿章对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不再生疏。很难设想,当时中国还有哪一位高官像李鸿章这样,用这样的方式读了如此丰富了外国书籍! 毕德格还为李鸿章物色称职的外国人来华工作,陪同外国工程师或技术人员赴内地探矿。1895年,他也是陪李鸿章赴马关议和的人员之一,并且尽力为之收集、提供各方面的消息。他是与李鸿章最为接近的少数几个外国人之一。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去世,一个月后,毕德格也去世了。 比这几个洋幕僚更早来到李鸿章身边的,是一名英国医生马格里(Hol-liday Macartney)。早在1862年还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马格里就辞去了在英国军队中的职务,加入了李鸿章的幕府。他担任了李的助手,协助他训练军队,在涉外事务上给予指导,充当了李鸿章与外国人之间的联络官。他还是李鸿章与戈登之间的调停人。正是在马格里的鼓动下,李鸿章才于1863年在松江建立了淮军的第一个兵工厂,即所谓的“炸弹三局”中的第一个,继而又建立了苏州和南京的兵工厂。马格里始终是对李忠心耿耿、兢兢业业的。可惜在1875年,由于他与中国同事发生争端而辞职。
几乎每一次外国人与中国人发生争端时,李鸿章总是站在中国人一边的，即使是外国人是对的他也如此。他太了解中国这个社会了,太了解中国人的脾气了,任用外员,已经是“大逆不道”了,如果再“胳膊肘子朝外拐”,那“天下岂有李鸿章乎”?那是不得已的事。马士从轮船招商局辞职、琅威理从北洋海军辞职,据说都是类似的情况。但李鸿章总是要对得起朋友的,他为马格里谋得了在中国驻伦敦使馆做参赞的职位。1876年,他陪同郭嵩焘赴英,在公使馆里克尽职守地工作,常与李鸿章互通声息,前后忠诚事李达三十年之久(据前引福尔索姆一书)。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些幕僚都跟李鸿章保持着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一种似乎超越了任何隔阂的哥儿们的关系。
人们甚至至今还闹不清,他们之间是如何维系和发展这种关系的?北洋大臣的决策在多大程度上,是受了洋人的影响的?洋人弟兄们为什么要这样忠实于这个拖着长辫子的中国大佬?洋人弟兄们又从老李那儿获得了什么? 但从中国幕僚的情况来看,起码李鸿章的用人方针是前后一致的,即“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一旦用你,就充分信任,出了什么问题,由他挺身出来承当,或者尽可能为你洗刷。盛宣怀在收购美国旗昌洋行时,有人告发收受回扣,状告上去,清廷要李鸿章查实。李鸿章在奏折里尽讲盛的好话,里嗦地好话一大堆,但却回避了最关键的问题,即盛宣怀究竟有没有收受回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就糊里糊涂地在清廷面前为之担待了下来。 日后的盛某人,还能不为之卖死命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