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满朝文武中,最早、最起劲地鼓吹兴办铁路的大员也是李鸿章。他的原始出发点仍是为了加强海防。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边境只是短暂地平静了几年,到了19世纪70年代,沿海又吃紧了,边疆地区也出现了新的危机。在北方,沙俄利用“阿古柏事件”出兵强占了新疆伊犁;在南方,小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出兵侵略了我国台湾;英国人又借口马嘉理案,强迫清廷签订了《烟台条约》,并将势力范围扩大到了遥远的西南地区……为了加强海防,为使沿海七省联为一气,战时能呼应连通,及时运兵,共同御敌,他提出必须兴办铁路。
在1874年清廷组织著名的海防大讨论时,李鸿章第一个递上奏折,全面地提出了他的洋务自强、大办实业的思想和战略,其中就强调了铁路的军事战略意义:“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当不至于误事……”其他官员也积极附和,因为参与大讨论的都是各地督抚,而且都是沿海最吃重的位置上的封疆大吏,面临的危机感是共同的,意见也容易趋于一致。 可是这些意见递上去,买舰买炮的事情初步定下来了,而铁路问题并没有下文。朝廷里的保守势力相当大,说什么“开铁路,山川之灵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以种种理由阻止。与十年前的那场关于京师同文馆内,是否应设天文、算学一科的大讨论一样,讨论来讨论去,各执一词,各不相让,最后的决定权自然在清廷手里。对于洋务一直懵懵懂懂的皇太后,“亦不定此大计”,于是就采取绝口不谈的态度。
李鸿章熬不住这种沉默,就常去跟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通声息。奕就是当初帮助慈禧太后发动北京政变的、光绪皇帝的六叔,他是清王朝文武百官中,难得的一个洋务细胞非常活跃的一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实际上充当了李鸿章的主心骨。由于他主张向西方学习,在保守派那里还挣了一个“鬼子六”的雅号。李鸿章不断地向“鬼子六”施加影响,极陈铁路之利益,请求先试造清江至京城这一段,以便于南北转输。 可是“鬼子六”一脸苦涩,他有他的难处。虽说他是军机大臣,又曾是慈禧的同盟,但政治这玩意儿是此一时彼一时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这个问题上是同盟,说明有共同的利益,但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能一致。
慈禧对铁路一直没有概念,花费又属巨大,是不会轻易点头的。奕也不愿在朝廷里树敌过多,还指望李鸿章他们“自下而上”地“运动”呢。 那时候的中央也怪,真是屁大的事都要下面请示汇报,对下面实在也是管得太多,真也太难为了李鸿章和他的哥儿们。现在人们看李鸿章上的奏折,党政军大事固然不少,实事求是地说,也有不少属于鸡毛蒜皮屁大的事。比如他要派几个人跟外国教练学本事、他聘请的外国教练人品如何、他要办个外语学校等等,都要打报告，所以要修一小段运煤的铁路,自然也要打报告批准。不知那些督抚大员整天要泡在公文里那么多时间,于公于私何益?这么一来,可害苦了后世文史工作者,后人就要花费极大的人力物力做整理工作：上海图书馆内的盛宣怀档案就有十五万件(号称《盛档》);安徽省翁飞他们编的《新编李鸿章全集》已经编到了三千万字了,还是打不住。
这样看来,那时候当个官还真的要有点科举的功夫,否则怎么应付得了那山海般的公牍? 可怜的李鸿章只好来个阳奉阴违,先在下面搞点小动作再说。于是先拿唐山的煤铁矿区作为试点,修筑一段运煤的铁路,总共才十里路程。然而就这么一点“毛毛雨”,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1878年,先由开平煤铁矿务局总办唐廷枢(唐绍仪家族的前辈,近代中国的第一代买办,原英商怡和洋行的总买办,后来被李鸿章“挖”来为清廷办事)出面上奏,要求修筑运煤铁路,经费由矿务局自己筹集。这么好的事,竟因清廷里大臣反对,没有修成。1880年,再次由唐廷枢出面“泡蘑菇”,提议从胥各庄到涧河口开一运煤河道,同时于唐山煤井至胥各庄修筑一条连接河道的轻便铁路。为了避免朝臣的非议,还特意声明,这条铁道不设火车机头,而以驴马拖载,这才好歹得到了恩准。 李鸿章当然不会满足马拉驴载的车皮在铁路上缓缓滑行,他表面上在敷衍,暗中继续做小动作,伺机得寸进尺。但无论如何,几经斡旋,中国自己造的第一条铁路终于在1881年6月9日开始动工兴建了(以后此日就定为中国的铁路节)。尽管这条铁路总共才十里长,采用每米十五公斤的轻型铁轨,使用由英国工程师金达设计、由中国工人制造的“龙号”蒸气机车(火车头),那是一台才一人多高的小火车头,但这毕竟是中国人的第一条铁路和第一台火车头。
通车的那一天,李鸿章在众幕僚的陪同下,登上了火车,并与大家合影留念。他神情严肃,没有流露多少高兴的样子。他知道,前面还会有麻烦。果然,铁路上一旦行驶了火车头,流言蜚语又来了,说是“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结果下令禁止使用火车头,运煤车皮就再次被驴马拖载代替。这大概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最大的笑话。直到1882年,不晓得捣了多少“浆糊”,才又恢复机车牵引。但是这仅仅是你们要运煤的破例,并不是说明从此就允许你们造铁路了,中国修铁路的阻力还多着呢! 李鸿章当年麾下的名将刘铭传也是主张修铁路的积极分子,1885年他已是台湾第一任巡抚。他曾跑到北京,上了一道《请筹造铁路折》,大谈铁路问题。他指出:“中国与外国通商以来,门户洞开,藩篱尽撤,自古敌国外患未有如此多且强也……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旅行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他也主张先造清江至京城这段铁路。
清廷大员一看即知,这是在重弹李鸿章六年前的老调,实际上这也确是李鸿章苦心策划的“自下而上”的运动而已。想不到刘铭传的这一奏折在清廷大员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围绕该不该修造铁路的问题,洋务派和保守派再次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场波及全国上下的大讨论,其意义表面上在于铁路,而实质仍在于是不是应该对外开放,引进新技术、新事物的问题。其中赞成修铁路的主要是各地封疆大吏,有李鸿章、刘坤一、左宗棠等,清廷里的赞成派海军大臣奕、“鬼子六”奕等人已经落势了;反对派主要是那些在朝的官员。
那些人整天关在紫禁城内,两耳不闻城外事,只知道抱着祖宗章法行文断事,振振有辞地迷惑西太后,就连后来以鼓吹“新政”出名的光绪帝师翁同龢,当时也是个反对派。 这帮老顽固的存心捣乱,可害苦了洋务派大员。狡猾的李鸿章看看光动口不行,还是得动手啊,于是设计出一条妙计:让西太后亲眼见识一下,火车究竟是个啥玩意儿,让她亲身体验一下火车的神奇的魅力,或许对于推动铁路的兴建有利。 于是他决定送西太后一件“小玩具”——在西太后居住的西苑(即北、中、南海)建一条小小的铁路,由法国商人全额赞助,让皇亲国戚们都感受一下钢铁的气息,开开眼界,就算是一次铁路交通的最高层次的启蒙教育。听说是外国人要送一件“玩具”,自然阻力就小了,居然得到了认可。
1888年年底,这时距李鸿章上的《筹议海防折》已十四年了,古老的皇宫西苑里,从中海紫光阁经时应宫、福华门,进入北海阳泽门北行,直到极乐世界东面的镜心斋,出现了一条一千五百米的微型铁路，和一台小火车头及六节小火车车厢。这个风驰电掣的“玩具”,为深宫后院首次吹进了现代化的劲风,着实让从未见过火车的皇亲国戚们开了眼界。慈禧是个聪明人,她悟出这个世界的轮子的确是转得快了,从而由不置可否的态度,转向了明确地支持修建铁路。李鸿章的一番苦心,总算没白费。 五个月后,清廷终于发布了第一个关于兴办铁路的正式文件,内称:“(铁路)为自强要策,必应通筹天下全局……但冀有益于国,无损于民,定一至当不易之策,即可毅然兴办。”虽然讲得羞羞答答,半吞半吐,但毕竟是宣告了长达十余年的关于是否应当修建铁路的大论战,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取得了胜利。
至于李鸿章精心策划的那个“广告”——中南海里的小铁路,后因慈禧太后讨厌宫闱大内中火车机车的声响,车厢虽然还在轨道上走,但是不用火车头牵引,而改为由太监们拉着车厢在轨道上滑行了。现在人们尽可以自由地发挥想像,那该是一道何等滑稽可笑的奇观! 大清王朝关于禁修铁路的牙关终于被李鸿章及其哥儿们撬开了,这是值得载入史册的一件事。几年后,李鸿章因甲午战败而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在全国大规模地修办铁路之事,就历史性地落在了李鸿章的死党盛宣怀的肩上。然而他的日子并不比李鸿章好过,面对着的是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人才的“三无”局面,实在是难为他办无米之炊。盛宣怀是个出名的能吏,著名的京汉铁路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完工通车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洋务派们办铁路,原本是图谋自救自强,维护大清王朝遥遥欲坠的风雨茅庐,但谁又能料想得到,数年后却闹起了“保路风潮”,最终导致了大清帝国的灭亡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