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
《尚书》的意思是上古帝王的书，是中国最古的历史，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帝王的号令，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文字。大体上说，平时的叫“诰”，战时的叫“誓”，君告臣的叫“命”，臣告君的叫“谟”。 《尚书》是五经之一。它被称为经，始于《荀子》劝学篇，到了汉朝，才开始以经的面目流行。五经中《尚书》的问题很多，因为它出现了两种版本，闹得乌烟瘴气。 第一种版本——秦始皇烧书时，秦博士伏生把尚书藏在墙壁里，就逃难了。汉文帝时候，挖开墙，发现只剩二十九篇，他的学生就用当时的文字（隶书）流传下来，叫做《今文尚书》；第二种版本——汉景帝时候，鲁恭王翻修自己的宫殿，拆毁了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发现了用晚周民间别体字写的《尚书》，经过孔安国的整理，发现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叫做《古文尚书》。可是因为语言和文字的困难，大家都不太懂。直到成帝时候，刘向刘歆父子先后在皇家图书馆把两种版本校勘，才重新推出，结果因为权位之争，闹出今古文之争。其中掺进王肃做的伪书，冒名顶替一千年之久。直到清朝学者出来，才算理出它的面目。 管仲（约前七一九～前六四五）．字夷吾，安徽颖上人。他年轻时候很穷，但是碰到一个知已——鲍叔牙。两人在齐国内乱时，分别在公子纠和小白两个继承人身上押宝，结果管仲押的公子纠失败，管仲被关起来；鲍叔牙押的小白成功，变为齐桓公。鲍叔牙深知管仲有才干，乃请齐桓公放管仲出来，并用之为相。结果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大的功业。管仲后来回忆说： 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这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在管仲名下的这部《管子》，包含的思想很杂，有儒、道、名、法、纵横、兵等各家，并包含管仲死后的史实，当然不是管仲所作，该是祖述其说的战国稷下学派所作。朱熹说：“其书恐只是战国时人收拾〔管〕仲当时行事言语之类著之，并附以他书。”是可信的。 晏婴（？～前五○○），字平仲，莱之夷维（山东高密）人。他一生跟过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因为他有这种美德，所以柳宗元把他列为墨家。柳宗元《辩晏子春秋》说： 司马迁读《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为书。或曰：“晏子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后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墨好俭，晏予以俭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且其旨多尚同、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久丧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问枣及古冶子等尤怪诞，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此甚显白者。自刘向、歆、班彪、固父子，皆录之“儒家”中，甚矣！数子之不详也。盖非齐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则其言不若是。后之录诸子书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为墨也，为是书者墨之道也。照柳宗元说法，人是晏子的，书是墨家的，这种见解是很高明的。虽然晏子在墨子之前，但是《晏子春秋》这部书，写的却是墨家的思想。晏婴是中国伟大的政治家，他的言行，开了墨家的先河，他给墨家选中了做尾闾，是可能的。 慎到（约前三九五～约前三一五），《史记》在《孟子苟卿列传）后面带了他一笔，说他是“赵人”，“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著十二论”。《庄子》说： 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子虑，不谋子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骄、慎到闻其风而悦之。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选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是故，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冷汰于物，以为道理，曰：“知不知，将薄知而后邻伤之者也。”謑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椎拍輐断，与物宛转，舍是与非，苟可以免，不师知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是何故？大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元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故曰：“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豪杰相与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 这些话特别强调了慎到接近道家的一面。事实上，慎到是出于道家而入于法家的，《荀子》说他“尚法而无法”、“蔽于法而不知贤”，其实他是早期的法家。 申不害（约前三八五～前三三七），河南荥阳人。《史记》在《老子韩非列传》后面带了他一笔，说他是“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前三五一～前三三七）。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法家中有三派：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秧重“法”。《韩非子》有一段话，说到这点： 问者曰：“申不害、公孙鞅，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国？” 应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谓之衣食孰急于人，则是不可一无也，皆养生之具也。今中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好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申不害也是早期的法家。《史记》有“著书二篇，号曰申子”的话，《汉书》有“申子六篇”的话，但这些全本都失传了。《战国策》中有申不害为亲戚讨官做的故事，韩昭侯不答应，要他坚守法治原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公孙鞅（约前三九○～前三三八），是卫庶公子，故叫卫鞅；又被秦封于商，也叫商鞅。他年轻时候，就有“奇才”，后来见到秦孝公，他向秦孝公第一次说以“帝道”，秦孝公昏昏欲睡，怪他是“妄人”；第二次说以、‘王道”，秦孝公仍不感兴趣；第三次说以“霸道”，秦孝公愈听愈朝前靠，听得有味，“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听了几天，还要听。 于是公孙鞅得君行道，大变其法。他的基本理论是： 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诸至德者，不和子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公孙鞅的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又最成功的一次变法。虽然他自己最后被兔死狗烹，车裂以殉，但这一事迹，在中国，却是罕见的纪录。 《商君书》是后人辑录公孙鞅的言行，而做出来的一部书。原有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 韩非（约前二八○～前二三三）是战国时代韩国的国姓爷，可是没有机会得君行道，于是他写了十几万字的书，以抒抱负。这书流到秦国，被秦始皇看到了，秦始皇表示但恨不见古人。秦始皇的行政头子李斯说韩非不是古人，乃是他的同学。于是，秦始皇就向韩国发兵抢人，就这样的，韩非到了秦国。但在秦国，韩非君是得了，道却被别人行了，－最后李斯用了韩非的理论，却把韩非给害死了。韩非死后十二年，秦始皇统一了天下。韩非的书是中国法家思想集大成的著作，它代表中国思想中“礼”“法”之争中法的立场。对统治者说来，法治比礼治更来得深切著明、来得实际。虽然在正统上，法家思想因为反对儒家思想而饱受评议，但对统治者说来，“外儒内法”却是他们所优为之的。结果呢？中国的统治者，最会挂儒家的羊头、卖法家的狗肉，变成了最虚伪的二重人格的恶棍。 韩非原来被尊称韩子，宋朝以后，因为尊称儒家的韩愈，就把韩愈称为韩子，把韩非称为韩“非”子，这种尊称抢夺战，构成了中国思想上的一大特色。在儒家挂帅下，一些非儒家的人与书尚能知名、尚能幸存，得力于中国人虽尊孔，但也崇古，在崇古的条件下，非儒方面的人与书，早期的尚被容忍，只是要被“非”化而已。 贾谊（前二○○～前一六八），河南洛阳人。他十八岁就以博学属文出名，那时天下初定，有这样人才很难得，就被河南大守请去做门客，进而推荐他给汉文帝。汉文帝任他做博士，当时贾谊只有二十二岁，是最年轻的。 贾谊虽然少年得志，但得到一个限度，就不得了。这个限度就是有为与无为之争。贾谊主张政治改革，要改历法、易服制、更官名、兴礼乐，他说：“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筐，而不知大体。”但是，“俗吏”的力量还是很大的，大到可使汉文帝不能破格重用他。在他二十五岁时候，终于被外放到长沙。一年后，汉文帝找他回来，“不问苍生问鬼神”，叫他教小太子读书。后来小太子骑马摔死了，贾谊伤感异常，三十二岁那年，也短命死了。 贾谊的政论和辞赋，都是很有名的，他在政治思想史上和文学史上，有双重的地位。 贾谊的身世，构成了一个象征，那就是中国政治中，“青年才俊”的发展，有它一定的瓶颈。中国政治以老人政治为本位，年轻人想夺棒子，成功的机会是很少的。 崔寔（？～约一七○），字子真，河北啄县人。“少沉静，好典籍。”他出身在书香之家。祖父崔駰是班固级的大学者；父亲崔瑷是马融级的大学者。崔寔在父亲死后，“隐居墓侧”，不肯做官。他是一个清高的人。 东汉桓帝时候，要选“至孝独行之士”，崔寔被看中。后来他“论当世便事数十条”，写了一部《政论》，很有名。仲长统主张这部书“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座侧”。可见对他的推崇。 崔寔对政治的批评，是很敏锐的。他批评西汉文帝除肉刑是所谓德政之说，有这样露骨的话： 昔高祖令萧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斩趾、断舌、枭首，故谓之具五刑。文帝虽除肉刑，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弃市。右趾者既殒其命，笞挞者往往至死，虽有轻刑之名，其实杀也。当此之时，民皆思复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诏曰：“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民。”乃定律，减笞轻捶。自是之后、答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轻之也；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必欲行若言，当大定其本。…… 这是何等敏锐！何等气魄！ 荀悦（一四八～二○九），字仲豫，河南许昌人。《后汉书》说他“年十二，能说春秋”。汉灵帝时候，宦官当道，有志节的知识分子都隐居了，荀悦也隐居起来。汉献帝时候，曹操当政，荀悦和他从弟苟或，还有孔融等，“侍讲禁中，旦夕谈论。” 虽然想施展抱负，可是谋无所用，乃做《申鉴》五篇。 荀悦思想的主旨，一方面是反对迷信惑众，一方面是反对土地私有，他对刑罚的立论，是主张“统法”，他说： 赏罚，政之柄也。明赏必罚，审信慎令，赏以劝善，罚以惩恶。人主不妄赏，非徒爱其财也，赏妄行，则善不劝矣；不妄罚，非矜其人也，罚妄行，则恶不惩矣。赏不功谓之上善；罚不惩谓之纵恶。在上者能不止下为善，不纵下为恶，则国法立矣，是谓统法。他这里提出“罚妄行，则恶不惩”的说法，不失为一种进步的法律观念。 在政论以外，荀悦还是一位历史家。汉献帝认为班固的《汉书》失之“文繁难省”，乃令苟荀另作《汉纪》三十卷，“辞约事详，论辩多美。”《汉纪》是编年体的史书，花了三年完成（刘知几说花了五六年，说错了）。 王安石（一○二一～一○八六），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人。他从小随父亲宦游各地，见闻不少，颇知民间疾苦。二十二岁中进士，做地方官十八年，他拒绝做高官，声名动朝野。宋仁宗时候，他曾上万言书，未被重用；宋神宗时候，重用他推行新法。他从四十九岁起，当国八年，厉行改革，由于旧派大臣司马光等反对和客观条件限制，新法有成有败。为了新法的推行，他有信答比他大两岁的司马光，说：“如君实（司马光字）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就是明指中国的事，“一切不事事”的守旧，是他不敢领教的。 王安石在政治以外，古文与诗词也卓然成家。他的文字比起旧式知识人来，思想细密得多。对他的万言书，方苞就说：“欧、苏诸公上书，多条举数事，其体出于贾谊‘陈政事疏’。此篇止言一事，而以众法之善败，经纬其中，义皆贯通，气能包举，遂觉高出同时诸公之上。”可见在思想上，他是超出时代的。 王安石死后，他的政敌苏轼代皇帝写敕文，说天意“将以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对王安石说来，正是公论。 郑思肖（一二○六～一二八三），又名所南，字忆翁，自称三外野人，福建连江人。他是宋朝的大学上舍生，应过博学宏词科。元兵南下时候，他上书救国，没有结果。宋朝亡后，他变成一个激烈的隐士，不结婚，用不断的言行，表示他对故国的怀念。“不知今日月，但梦宋山川。”他不论坐卧，都面不向北方，因为北方已经沦陷了；他画兰花，都不画土，因为“地为番人夺去”了。 郑思肖七十八岁死去，临死前请他朋友唐东屿写一牌位，上书“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原因是自认不能死国，为不忠；不能有后，为不孝。他死后三百五十六年，忽然在枯井中发现了一部密封的书，原来是他写的。据陈宗之《承天寺藏书井碑阴记》说： 崇顽戊寅岁，吴中久旱，城中买水而食，争汲者相捽于道。仲冬八日，承天寺狼山房浚眢井，铁函重柜，铜以垩灰。启之，则宋郑所南先生所藏《心史》也。外书“大宋铁函经”五气内书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什字。……楮墨犹新，古香触手，当有神护。 这就是《心史》的来源。清朝阎若璩说《心史》是姚士粦作的伪书，自属可信。只是郑思肖真人复生，他所作所为，也必然如此了。 邓牧（一二○七～一三○六），字牧心，浙江钱塘人。出身书香之家，“家世相传不过书一束”。少年时候，他很喜欢《庄子》《列子》等书。青年以后，“视名利薄之”，乃“遍游方外，历览名山”。常常“杜门危坐”，并且每天只吃一顿饭。 宋朝仁了以后，邓牧隐居在浙江大涤山的洞霄宫，“遥荡于无何有之乡”。著有《洞霄诗集》和《洞霄图志》，还写了一册论文，就是《伯牙琴》。 邓牧虽然隐居在道教的寺观里，但他的思想，却是“三教外人”，是混同了孔教、佛教、道教后的新艺综合体，并且有他独特的卓越成分。 邓牧在统治者专制下反对暴政，他说： 天生民而立之君，非为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邪？故凡为饮食之侈、衣服之备、宫室之美者，非尧舜也，秦也；为分而严、为位而尊者，非尧舜也，亦秦也。后世为君者歌颂功德，动称尧舜，而所以自为乃不过如秦，何哉？……彼所谓君者，非有四日两喙、鳞头而羽臂也；状貌咸与人同，则夫人固可为也。今夺人之所好，聚人之所争，“慢藏海盗，冶容海淫”，欲长治久安，得乎？这种大胆的革命性言论，在中国历史上，真是太难能可贵的了！ 黄宗羲（一六一○～一六九五），字太冲，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 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是明朝东林党人，被魏忠贤害死。十九岁的他，进京讼冤，他找到刑求他父亲的特务们．亲自动手报仇，或刺伤、或刺死。 黄宗羲是明朝大儒刘宗周（藏山）的学生，刘宗周在明朝亡后，以六八老翁，绝食而死，给了黄宗羲伟大的身教。黄宗羲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十多年，最后失败，在四十六岁以后，专心著作讲学，到八十六岁死去，前后近四十年之久，成绩极为丰富，举凡天文、地理、乐律、历算、政治、史学、诗文，种种方面他都有著作，并且很精采。 黄宗羲一生最精采的思想表现，是他的政论。他在五十三岁时候发表《明夷待访录》，严厉抨击君主专政，他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反对忠于一君一姓，而要忠于天下与万民。这种言论，不能不说是石破天惊的。 黄宗羲的遗著，在清朝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有杭州群学社的石印本二册，书名《黄梨洲遗著》，收有十种；在清宣统二年（一九一○），又有上海时中书局铅印聚珍版本二十册，书名《梨洲遗箸汇刊》，收有十九种，是比较完全的版本。 唐甄（一六三○～一七○四），初名大陶，字铸万，后改名甄，号圃亭，四川达州人。《清史稿》说他： 甄性至孝，父丧，独栖殡室三年。以世乱不免还葬，遂葬父虎丘。顺治十四年举人。选长子（山西长子县）令，下车，即导民树桑凡八十万本，民利赖焉。未几，坐逃人诖误，去官。僦居吴市，炊烟屡绝，至采枸杞为食，衣败絮，著述不辍。始志在权衡天下，作《衡书》，后以连蹇不遇，更名《汉书》。分上下篇，上篇论学，始“辨儒”，终“博观”，凡五十篇；下篇论政，始“尚治”，终“潜存”，凡四十七篇。上观天道，下察人事，远正古迹，近度今宜，根于心而致之行，非虚言也。宁都魏禧见而叹之曰：“是周、秦之书也，今犹有此人乎！”卒，年七十五。 唐甄的《汉书》是他积三十年心血而成的作品。在书中；他大胆指出：“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又大胆指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这种反对君主专制的言论，在中国历史上是石破天惊的。三百年后看起来，更觉得他持论的勇迈。 林则徐（一七八五～一八五○），字少穆，福建侯官人。他是清朝进士，在湖广任总督时，向道光皇帝上陈鸦片问题，得到皇帝信任，乃在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做上钦差大臣，查禁鸦片，最后发生鸦片战争。 中英鸦片战争（一八四○～一八四二），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一谈中国近代史，大家都从鸦片战争讲起，也就因为它是中国开始“近代化”的先声，一个转换的起点。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大梦方觉，自感“天朝”声威，不足以慑夷狄的“船坚炮利”，而夷狄更是“不可理喻”，“晓以大义”并无效果。因而激动了民族自觉，开始委曲求全，接受西方文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的筹办洋务，乃至康有为、梁启超等的戊戌变法，都是这一自觉的显例。所以鸦片战争的失败，关系中国近代化的迟速，极为深远。 林则徐在战败后做了替罪羊，谪戍到新疆伊犁。他又先知式的看到“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这位完知的远见，和他从防英国到防俄国的一段过渡。 龚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更名巩祚，字璱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人。他十二岁时候，就跟外祖父段玉裁学“说文”，后来对金石、官制、目录、地理等学，功夫根深。他在道光年间中了进士，官做到礼部主事。他的文章出众，学问渊博，《清史稿》说他“才气横越，其举动不依恒格，时近俶诡”。在那个时代，他的思想算是相当的前进，清末康、梁一辈的维新之士以及革命先进，大都受了他的影响。 龚自珍的诗文很奔放，与当时那批拘泥于模仿的桐城派，决然不同，因此饱受当时腐儒和卫道之士的攻击。他们骂他是“野狐禅”，即使是比较开明一点的人，也把他当做怪人看。但是好终究是好，到了同治、光绪年间，他的诗文就大大流行起来了。 龚自珍五十岁时死去，死得不明不白，传说他跟亲王奕绘的小老婆顾春私通，因而被刺。其生也疏宕，其死也雄奇，他的一生，真算得上是“化作春泥更护花”了。 龚自珍的主要著作有《尚书序大义》、《大誓答问》、《尚书马氏家法》、《左氏春秋服杜补义》、《左氏决疣》、《春秋决事比》、《定庵诗文集》等书。 郑观应（一八四一～一九二三），原名官应，字陶斋，广东香山（中山）人。他生于鸦片战争时代，觉醒于英法联军时代，在成年以后，为了救国，放弃科举，改行从商，努力学习西方语文、了解西方富强之道。在清末洋务运动中，郑观应曾多方面的参与，他写过不少有关富强的文字，一八六二年，他出版《救时揭要》，后来三十年问，陆续增订，最后成为《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全书共分十四卷，一至四卷为“富国”、五至七卷为“开源”、八至十一卷为“强兵”、十二至十四卷为“节流”，共一百零二篇。有些篇后还附有英、法、德、俄等国有关资料和张之洞、薛福成等人有关文章。 一八九二年，郑观应在这书初刊自序中写道：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宁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未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已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 这些议论，自然是两年后孙文上李鸿章书的张本。孙文是郑观应的老乡，也是朋友。郑观应影响孙文，自不待言了。 孙武（前六～前五世纪）是春秋时代吴王阎庐的客卿，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军事家。他的身世，一直遭到怀疑。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类：第一类是怀疑根本没有他这个人；第二类是怀疑他和战国时代的孙膑为同一个人。像钱穆就是靠后一种说法成名的。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里，出土了古代兵书，证明了这种怀疑都是站不住的瞎扯淡。 孙武的《孙子》共有十三篇，杜牧说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事实上，《孙子》早有五千九百一十三个字，就是高诱所说的“兵法五千言”。五千多字，又有什么好删的，高诱在曹操之前，可见曹操删书之说，是不对的。 古代流传的《孙子》书（即今本），和古墓出土的《孙子》书（即竹简本），有三分之一是相同的；其他一百多处不同的，也多是虚字和假借字，不算重要；另有一千多字的不同逸文，包括“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程兵”、“孙武传”六篇，可补今本《孙子》的不足。 《孙子》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它在十八世纪就被翻译到欧洲去。二十世纪的美国将军，也把它当做世界五大兵学名著。 孙膑（约前三八○○～约前三二○）的身世，在《史记》里说得很明白。《史记》说：“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阂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世传其‘兵法’。”这明明是说孙武有孙武的“兵法”，孙膑有孙膑的“兵法”。但是后来孙膑的“兵法”失传了，由曹操在注《孙子》时，已经只字不提孙膑的情形看，可能在汉朝未年，孙膑的“兵法” 就已见不到了。 就因为如此，所以后人就附会起来了：认为孙膑即孙武这个人、孙膑“兵法”即《孙子》这部书，一切都二合一起来了。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竹简中赫然有《孙子》，也赫然有孙膑“兵法”，千古疑案，自此分明！ 孙膑“兵法”中，已经有了很进步的整体战观念。孙膑说：“威王问九，田忌问十，几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可见“达于道”是“知兵”的更高一层目标。没有这种目标，兵事只是杀人放火而已、只是不义之师而已，这就舍本逐未了。 尉缭（前四世纪）的《尉缭子》，是一部被小看了的著作。它一直被视为假书，不被重视。 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由于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前一三四）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干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献。又由于竹简中用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推，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六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四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统一思想，没人有闲工夫造假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这批竹简中，竟赫然有古书《尉缭子》。《尉缭子》一直被许多大牌学者如钱穆等人怀疑是后代假造的书、是伪书，并且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批竹简一出土，证明了真金不怕众口铄，大牌学者也者，不过大言欺人而已。 如今《尉缭子》出土了，我们当然要恢复它在古书中的应有地位。《尉缭子》已确定是梁惠王年间（前三七○一前三三五）的作品，它的价值，是大可肯定的了。它代表那个时代的兵学思想，它的出土，为我们迈进了一大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十二座秦朝的坟，其中第十一号墓，出土了一千一百五十五支竹简（另有残片八十片），其中大部分是中国最早的法律文书。中国的完整法律文书，过去只能早到唐律，唐律以前，虽经辑佚，只有片段可寻。这次大量的秦律出土，把中国法律重新延伸了上限，它的意义之大，自不寻常。 《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法律文书，包括“编年纪”、“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八种。其中有很多有趣的和令人怵目惊心的纪录。例如百姓的狗跑进禁苑追捕猎物，这种狗要打死；在专设警戒区打死的，要整只缴上去（“皆完入公”）；其他禁苑打死的，狗肉可“贪污”，只缴上狗皮就得了（“食其肉而入皮”）；又如对商人、开旅馆的、赘婿等人，派去当兵，竟嘱咐司令官不必可怜这种人，犒赏战士的时候，不要给他们吃肉，只给他们吃三分之一斗的饭就好了。……这些纪录，都是研究古代中国人意识形态的最好资料。 长孙无忌（？～六五九），字辅机，河南洛阳人。他“贵戚好学，该博文史，性通悟，有筹略”。他跟唐太宗年轻就认识，后来帮唐太宗打天下，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像中，他就图列其中。唐太宗死后，他因守正不阿，被诬谋反，被逼自杀。十五年后（六七四），才得平反。 《唐律疏义》是唐高宗永徽四年（六五三）由长孙无忌进呈的，时间是唐太宗死后四年。实际上，它的内容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七三七）与律令同时颁布的律疏。唐朝的律令，前后颁布多次（律有七次，令有十多次），长孙无忌进呈的是“律疏”，“律疏”变成“疏义”是以后的事。所以，把《唐律疏义》看成是唐高宗时候的永徽律，而不知它是八十四年后的唐玄宗开元注释书，就大错特惜了。 世界法系中，有中国法系、罗马法系、英美法系、回回法系。中国法系独自成为一系。这一法系，在清朝未年以前，都独立存在着。在这种存在里，《唐律疏义》一部书，一直是它的经典。它不但影响了后代中国的法律观念，并且影响了远东各国。它的体大思精，值得我们回味。 汪辉祖（一七三○～一七九一），字焕曾，号龙庄，晚号归庐，浙江萧山人。他十六岁起，就“练习吏事，前后入诸州县幕，佐人为治，疑难纷淆，一览得要领，尤善治狱”。 他后来成为进士，做了湖南宁远的县太爷，他是一个心地非常仁慈的好官，问案时候，会跟罪人一起哭起来。做县太爷将近四年，他得罪了大吏，丢了官，下台返乡前，老百姓竟“官邑走送境上，老幼泣，拥舆不得行”！可见他感人之深。 汪辉祖这样一个大大的好官，有人称赞他一齐不取等等，他反倒不高兴。他说：“为淑女蹇修，而称其不淫，可乎？”（“你以不是荡妇赞美一个好女孩，可以吗？”〔她当然不是荡妇，我当然不是坏官，好官本是应该做的啊！〕） 汪辉祖后来“闭户著书数万卷”，著有《元史本证》、《读史掌录》、《史姓韵编》等，他主张“读书贵通大义，凡所谓论述，期实有济于用”。他写的《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学治臆说》等，替老百姓争人权，最是感人。他说他生得力，在“吃紧为人”四字，他一生努力自度度人，的确是知识分子的最好榜样。 研究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光看中央的法律条文是空洞的，必须从法条中印证实务。所以，光看《唐律疏义》、《宋刑统》、《元典章》、《大明律例》、《大清律例》是不够的，必须设法找到那些地方上办案人员的纪录，才能亲切落实。 我收藏有一部《秋审小看》的原稿，是清朝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到十八年（一八九二）浙江、安徽的一些地方刑事案件纪录。包括浙江的： 丽水、太平、奉化、仙居、西安、江山、常山、松阳、仁和、富阳、昌化、山阴、孝丰、金华、兰溪、绪云、庆元、景宁、永康、新城、诸暨、永嘉、武义、龙游、天台、黄岩、镇海、武康、汤溪、淳安、上虞、归安、东阳、平湖、郭县、长兴、义乌、金华； 安徽的： 涡阳、英山、广德、怀远、灵壁、阜阳、定远、蒙城、六安、宣城、舒城、寿州、全椒、泅州、毫州、太平、太和、宿州、义城、建平、庐江。 全书都是一位有心人的笔记，用毛笔写在棉纸上，装订在高一九·一、宽一四·三公分的小册上。因为案件涉及的面是省级的，所以作者必然是省级的一位公务员。从这本难得的手稿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奇闻轶事。 《周礼》原称《周官》，是汉朝刘歆改名《周礼》的。传说是周公所创立的理想政制，所谓“周公致太平之迹也”。因为它是中国政制书中最细密的一本，所以被视为珍宝。 《周礼》将官职分为天官（中央政府）、地官（地方行政）、春官（神职）、夏官（军事）、秋官（司法）、冬官（撂物制作）、六类。列举每个官职的名称、职制、人数和职务内容。从这些官的背景上看，它显然是后代的政治理想，寄托在理想化了的周朝身上而发挥的。《周礼》是中国政制的乌托邦，它提出了不少理想，值得重视。 《史记》封禅书中虽然提到过《周礼》，但《周礼》的出现，却在西汉未年，又因为它的制度与诸经不合，所以被人怀疑是刘歆伪造的，是伪造献给王莽，以利于王莽改制的。 但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来检查《周礼》，发现倒颇有一些古代的材料，而那些材料，尚不是后人可以凭空伪造出来的。因此，《周礼》从这些材料的提供上，倒很有研究价值。 因为《周礼》是四万五千八百零六字的精密政制著作，所以古人改革政治，就因它而立说，宋朝王安石变法，便是一例。 在流传的礼的典籍里，《礼古经》失传后，一部分内容收在一大堆，“记”里。“记”到后来，只剩下三十八篇大戴记和囚十九篇小戴记。大戴是戴德，小戴是戴德的侄儿戴圣，传说是他们作的。因为小戴记内容易懂，所以学它的人较多，就成了《礼记》。《礼记》进了十三经，但大戴记就在十三经外了。 《礼记》共有九万九千零二十字，其中有许多篇，是给礼做阐释的。礼有“文”和“义”的不同，“文”是节目单中的节目，“义”是节目理论。像书中的“祭义”就是祭礼的理论，“婚义”就是婚礼的理论。 除了这些礼的理论外，还有一些跟札没有直接关系的理论，像《大学》、《中庸》、《儒行》、《学记》等，也收在《礼记》之内。其中《大学》、（中庸》两篇，被宋朝的朱熹看中，抽出来，跟《论语》、《孟子》合而为《四书》，成了儒家的教科书，一直影响到今天。 《礼记》历来也被神秘兮兮的捧着，其实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来看，毫无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 李觏（一○○九～一○五九），字泰伯，江西人。他是北宋的大思想家。二十三岁著《潜书》。二十四岁著《礼论》。三十五岁教书，跟他上课的好几百人。四十一岁时候，范仲淹向朝廷推荐他，说：“李觏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义，……斯人之才之学，非常儒也。”他在五十一岁死去，被称为“盱江先生”。 李觏是主张经世致用的大思想家，他主张言利，说“人非利不生”、说“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在乐利的前提下，他主张耕者要有其田、不做工不得吃饭、统治者要无私财、和尚道士要还俗去做生产者。…… 正因为他的立场是经世致用的，所以，他在哲学思想上，也同步发展着。例如他看《易经》，他就要人不要把《易经》带入象数性命等迷信，而要把它变成“急乎天下国家之用”的书。 李觏比王安石大十一岁，他之于王安石，就像施洗者约翰之于那稣。胡适《记李觏的学说》中未能考订出他们根本是认识的，是一件疏忽，因为王安石《答王景山书》中，早就说他们认识了。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不博的国家，再加上人口众多，历朝各代的中国人民，经常遭到荒年的压力。因此，如何应付荒年，就变成了关心民瘼的主题。 宋朝董煟写《救荒活民书》三卷，“在南宋人著述之中，最切于实用，胜理气心性之空谈。”元朝张光大跟着写了这书的续集，明朝朱熊跟着写了《救荒活民补遗书》三卷，陈龙正又跟着把上三书订补出《救荒策会》七卷。此外，明朝朱橚写《救荒本草》二卷，告诉人们如何在荒年时找野生植物充饥；周孔教、张陛各写《救荒事宜》一卷；清朝初年俞森写《荒政丛书》十卷。陆曾禹写《救荒谱》。俞森、陆曾禹都是浙江杭县人。 到了乾隆时候，倪国琏把《救荒谱》做了节本，再由群臣们订正，在全国蝗灾那年（乾隆四年，一七三九）进呈给皇帝，由皇帝赐名《康济录》，虽然不再有救荒字样，但骨子里，是典型的救荒手册。 就这部书里，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多么苦，和中国“仁政”的一面（《康济录》原作当然是陆曾禹，这里从俗用倪国琏）。 洪亮吉（一七四六～一八○九），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年号更生，江苏阳湖人。他是一位史地学者，到了四十五岁，中了进士，做了小官。五十四岁时候，清朝高宗死后半年，他上书成亲王痛论时政，说仁宗“宵小荧惑，视朝稍晏”。第二天就给抓起来，第三天就要以大不敬斩立决。第四天仁宗免他一死，把他发配新疆伊犁，“交将军保宁严加管束”，一百多天后救回。绝域生还，乃自号更生居士，在家乡著书授徒，九年后死去。 洪亮吉一生关心民间疾苦，关心实际问题。他驳斥迷信思想，反对世俗的鬼神论。又揭发贪污的真相，说人民的造反，乃是官逼的，官吏“赋外加赋，横求无艺，……不逼至于贼不止”。 洪亮吉的人口论，与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的竟不谋而合。他的完成在一七九三年，比马尔萨斯的还早五年，虽然不如洋人的细密，但是洋人的理论是有师承的、有传统的，洪亮吉的却是土法炼钢的。可惜他的先知言论不为人所重视，最后徒托空言以“见外”而已。悲夫！ 儒家提倡礼治，关于礼的典籍，流传了三种“经”和一大堆“记”，三种经是《仪礼》、《周礼》和《礼古经）。其中《礼古经》失传了。《仪礼》和《周礼》传说是周公作的，实际是战国人的作品。 《仪礼》是宗教仪式、政治仪式的总集，今本包括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燕礼、大射、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士丧服、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十六篇，多半都是士的礼。 《仪礼》是古代礼的节目单。古代的贵族们一举一动都有一套规矩，这些规矩又因地位不同而不同，踵事增华，使当事人自己也搞不大清楚。于是就请专家们来帮忙，这种帮忙，叫做“相礼”（辅导别人行礼）；这种专家，就叫儒。相礼相得多了，就累积出节目单来，到时候照本宣科，可以省事。这种节目单的总集，就是《仪礼》。节目单最多的时候，多达五十六篇，后来丢了三十九篇，只剩十六篇，就是流传到今天的《仪礼》。 《仪礼》是十三经之一，历来把它神秘兮兮的捧着，其实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来看，毫无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 辜汤生（一八五七一一九二八），字鸿铭，别署汉滨读易者，福建同安人。他是英属马来亚摈榔屿的华侨，早年留学英国、德国，得到文学、工学学位。一八八○年后，在新加坡英国殖民政府任职。后来跟马建忠一夕谈，深感当为祖国效命，第二天就辞职，然后蓄辫易服，回祖国了。 辜汤生从二十八岁（一八八五）起，入张之洞幕府，为张之洞主持英文译述，历时二十多年，他说张之洞对他“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少衰”。张之洞死后，他以二十多年间见闻所及，写成《张文襄幕府纪闻》，对晚清掌故礼俗，多有生动的记述。另以英文写《中国的牛津运动》（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一书。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Wihelm）把它译为德文，名叫《中国反对欧洲观念之理由》，指定为哥廷根大学哲学系学生必读参考书。民国以后，辜汤生又用英文写成《原华》（The Spirit ofthe Chinese people）一书，一名《春秋大义》，宣传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辜汤生晚年在北京大学教书，被人看做“老怪物”。但他的特立独行，却是一个不世出的榜样。 桓宽（前一世纪），字次公，河南上蔡人。汉朝自武帝起，大搞统制经济，用桑弘羊之说，设榷酤（酒官卖）盐铁（盐铁官卖）之法。汉昭帝时，召集天下贤良、文学六十多人开会，辩论得失。最后由倾向儒家的桓宽编成纪录，就是六十卷的《盐铁论》。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太重视财经的国家。中国人的财经之道，也只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之类的理想与常识。至于如何才能无不均之事，中国士大夫一来疏于研究，二来也无计可施。中国士大夫喜欢放言仁义而耻言功利，一涉及财经之学，便目为聚敛之事，所谓“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是也。故在中国历史上，除非法家健者或得君专而又有魄力者，不敢在财政上有所举措。所以中国的财政常常不能配合行政，即有所配合，也必须借儒家之名以行。且行时往往贤者回避，以致小人当道，把财经弄出不少问题。 从《盐铁论》一书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财经思想的水平，使我们知道中国人对财经问题的见解，不过如此。 ------------------ 读书人365编辑整理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