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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耳:《老子》

  春秋时候(前五七○左右),一位“名耳,字聃,姓李氏”的哲人,被称为老子。
  英国哲学家罗素到中国来的时候,有人向他介绍“老子”,并翻译了几段给他听,他听了大为惊叹,几乎不相信中国古代思想家竟有这样的奇妙言论!
  《老子》言论的奇妙,有思想史常识的人,都一致同意。但是《老子》一书,行文大古奥,造句大离奇。其中许多高深的哲理,都蕴藏在这种古奥与离奇之内,想要对哲理登堂人室,必得先通过这一关不可,这下子就难倒许多人,使许多人望而却步,不得其门而入。
  历来想打破这一关的人很多,有的从文字学入手、有的从训诂学入手、有的从校勘学入手、有的从文法学入手、有的从笺注入手、有的从义理入手。……各类解老、喻老、说老之书,历朝各代都有。但真能适合现代人读,且用新方法加以阐述者,倒不多见。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到一九七四年初,中国大陆出土了帛书《老子》两种,提供了极好的帮助。它们证明了过去的许多校勘学、训诂学,都错了,这倒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孔丘:《论语》

  孔丘(前五五一~前四七九),字仲尼,山东曲阜人。他被尊为孔子。
  《论语》主要是记录孔丘言行的一部书,也附带记录他的弟子的言行。它的成书,不在一时,也不成于一人。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论语》是“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而来的;赵翼《陔余丛考》说:“语者,圣人之遗言;论者,诸儒之讨论也。”先秦古书中引孔丘的话,引就引了,但不提《论语》。《论语》两字的出现,是以后的事。崔述《洙泗考信录》列举《论语》累积成书的证据,是可信的。
  《论语》传到西汉时候,已经有三种本子,就是“古论语”、“齐论语”、”鲁论语”。后来前两种失传了,“鲁论语”也残缺了。最早的《论语》本子,已经如此,后代本子的失出失入,当然更不消说了。
  《论语》既然不过是孔丘的语录、孔门师徒的谈话录,所以它的形诸文字,就不可只就字面上拘泥,而该想到谈话当时的情况。当然那种情况我们不能深知,记录也容易有错误,所以我们读《论语》、研究《论语》,应该带着闲适的心情去看它的真与伪、它的一致与矛盾,而不该抱着严重的读经态度,去想“道贯”它。

列御寇:《列子》

  列御寇,被称为列子,是春秋后期人,比孔子晚七八十年。比庄子早一百年。他住在郑国,郑国宰相子阳曾送他吃的,他不要,后来子阳为人所杀。他好像是跟当道不合作的。
  《汉书》艺文志中有《列子》八篇,但是现在传下来的《列子》八卷,却不是《汉书》艺文志着录的,而是魏晋的人伪造的。当然伪造的时候,也会根据一些流传下来的古代材料,所以它的内容,就是一部“大锅炒”。在它里面,有先秦各家的思想、有秦汉时代的名物,甚至还有一点佛书故事,很是驳杂,但它的主调还是老庄思路。它在《杨朱篇》中所表现出来的杨朱思想,甚至比《孟子》中的“为我”、比《吕氏春秋》中的“贵己”、比《淮南子》中的“全生保真”还激烈,已经超出《庄子》盗跖篇之上,所以《列子》在了解中国思想,尤其是魏晋思想上,有它重要的地位。
  《列子》被归入道家,道教把它统战成自己的经典。唐朝时候,尊称为《冲虚真经》;宋朝时候,又加尊称为《冲虚至德真经》,其实《列子》只是《列子》,它不该是道教的宣传品。

庄周:《庄子》

  庄周(约前三六九~?)被称为庄子。
  《庄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说有五十二篇,如今所存,只有三十三篇。中分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
  《庄子》哲学的特色是它的“出世主义”。这种出世,虽与世俗处,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一派超然物外的状态。
  在人生哲学方面,《庄子》中的意见是“达观主义”。对人生一切寿夭、生死、祸福、是非、善恶、得失、贫富,一概达观、一概归到命定。而这种达观的获得,则倚靠超出“形骸乏外”的“出世主义”。这种主义,使人虽在人世,却如同不在人世一样,这样放大眼光,可达到“万物与我为一”的效果。所谓·,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未,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这种物我一致的极致,就是《庄子》思想的极致。就文体而言,《庄子》的文字极为优美波谲,是古文中的珍品。

荀况:《荀子》

  荀况(约前三一五~约前二三六)被称为荀卿、荀子。
  荀况是战国晚期的大思想家,他生在赵国,住在齐国与楚国,做的是祭酒和兰陵县(山东库县)的县太爷,后来终老在那地方,活了八九十岁。
  荀况有两个有名的学生——韩非和李斯;一部有名的书——《荀子》。这书共有三十二篇,它最早是汉朝刘向整理出来的,取名《孙卿书);再由唐朝杨倞重新整理,定名《荀子》。书虽然体大思精,可是一直很倒楣,在孟轲做为孔丘接班人的标准下,和荀况自己的两位不讨人喜欢的接班人的影晌下,它一直被冷落。结果只看到思想粗糙的《孟子》一路风光,思想精湛的《荀子》却没取得应有的重视。这对荀况是非常不公平的。
  两千年后,我们重新检定荀况的地位,发现他真不愧是给先秦百家齐放思想集大成的人。他写《非十二子篇》,从社会贤达陈仲、史鳅,到墨家的墨翟、宋鈃,到法家的慎到、田骈,到名家的惠施、邓析,到儒家的子思、孟轲,他都一个个点名批判。此公的气魄,于此可见。至于他在《天论》中的进步见解,那种戡天、参天的气魄,更是空前绝后的。

吕不韦:《吕氏春秋》

  吕不韦(?~前二三五)是战国后期的大商人,是“阳翟大贾”(阳翟在河南禹县)。他经商到赵国的邯郸,正巧碰到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国公子,立刻用生意眼判定这个公子“奇货可居”,便烧他的冷灶。后来这公子继位,就是秦庄襄王,吕不韦投机成功,当了丞相。庄襄王死后,秦始皇继位,继续请他做丞相,前后掌权十多年,食客三千人,家僮万人。
  《吕氏春秋》是吕不韦的食客为他编的书,有二十六卷,一百六士篇,二十万字,内容是把先秦各家的思想综合,变成一套拼盘式的学说系统。先秦各家的思想,本来是各搞各的,经吕不韦这样一统战,就全部变成他的“思想食客”了,他自然得意非凡。他把书挂在城门上,悬赏能够改一字的,赠千金,由此可见他的气派。在哲学派别上吕不韦属于杂家,一部书什么都一网兜收,当然要杂啊!
  吕不韦自认这书“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而它“备”的方法,却很有技巧。它经常是用许多寓言、故事、历史来把理论带进场,以反覆设喻来引人入胜。《吕氏春秋》实在是一部妙书。

刘安:《淮南子》

  刘安(前一七九~前一二二),江苏沛县人,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刘邦在打韩王信的时候,经过赵,赵王张敖献上美人,过夜留下“龙种”。一年后,赵王被诬谋反,美人被连累,关在牢里。大概这时候生下私生子刘长,美人转托审食其转告刘邦,刘邦不理,美人自杀。刘邦就把他最小的儿子刘长封做淮南王,当时只有两岁。后来刘邦死了,汉文帝即位,二十二年后,又搞诬人谋反的把戏,抓了刘长,把刘长关在囚车里,刘长自杀。刘长死后十年,他的长子当了淮南王,就是刘安。刘安做淮南王做到五十九岁,汉武帝又搞诬人谋反的把戏,于是刘安又自杀。这三世蒙冤、三代自杀的史实,是中国帝王政治、宫廷黑暗中的一大悲剧。不幸跟帝王之家有生殖器关系的人,遭遇真太不公平了!
  这种三代自杀的不公平,最后流传到民间,民间就传说刘安不是自杀的,而是得道升天了。不但他升天,他家的鸡狗都升天了。“一人得道,鸡犬同升”的传说,就来源于此。
  刘安是学问很好的人,“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他和他的门客著了一部包罗万象的大书,就是《淮南鸿烈》,就是后来的(淮南子)。

扬雄:《太玄》

  扬雄(前五三~一八),字子云,四川成都人。他“少而好学”,“博览无所不见”,文笔虽好,口才不行。因为他口吃。
  扬雄四十岁后,到了京师做官。王莽当政,扬雄“求免于祸”,写过《剧秦美新》的马屁文章。但他虽然决心避祸,祸还是到了家门。在刘歆儿子刘棻的案子里,终于被牵连到。治安人员来抓他的时候,他在天禄阁楼上校书,乃跳楼自杀,差点摔死。后来查出他只不过教刘棻写过字,并未涉案,乃不了了之,而他自己,白白摔得鼻青眼肿一场。
  扬雄晚年又老又穷,喜欢喝酒。“有好事者,载酒从游学”,传下他的名著《太玄》和《法言》。他七十一岁时死去。
  扬雄努力的方向,在使儒家与道家合流,使阴阳家靠边站。西汉思想在初期是道家与阴阳家合流,中期是儒家与阴阳家合流,闹出一片谶纬灾异之学,搞得乌烟瘴气。扬雄有鉴于此,乃著书立说,想把主流带入新方向,他的用心,是很难能的;他的努力,是很可怜的。
  扬雄也是辞赋家,但他晚年鉴于辞赋无用,反对起来了。

桓谭:《新论》

  桓谭(前二三?~五六),字君山,江苏徐州人。他父亲是汉成帝时候的太乐令,他在音律方面,因此就很内行。他“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憙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除了音乐以外,他又“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
  在王莽篡汉的时候,“天下之士,莫不竟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但是桓谭“独自守,默然无言”。玉莽给了他不说话的自由,让他做掌乐大夫。
  汉光武当政后,桓谭上疏请求改革政治,请求禁止“富商大贾”“中家子弟”放高利贷,请求注意“同罪异论”“刑开二门”
  的司法黑暗。后来又上疏请求不要迷信谶纬。汉光武是迷信讼纬的,发怒要杀他,他“叩头流血”,才得免死。此后忽忽不乐,不久就死了。
  桓谭在那种马屁与愚昧的时代里,敢于不讲话,也敢于讲话,的确是位了不得的前进思想家。可惜他的遗著《新论》二十九篇失传了。这篇“形神”是非常难得的一篇劫余,其中讨论“人死如灯灭”的哲理,直接影响到后来的范缜。在中国的思想家里,桓谭的确是最优秀的一位。

王充:《论衡》

  王充(二七~一○○),字仲任,浙江上虞人。他是后汉的大学生,家里很穷,买不起书,很多书,都是站在书店里看来的。
  王充的时代,思想都是儒家的一统局面,他能在这一统的局面里,脱颖而出,写出《论衡》来表示异议,实在是很优秀的。
  王充是中国汉朝思想界的明星,正如宋恕在《六斋卑仪》中所称道的“旷世超奇出上虞,论衡精处古今无”。王充的伟大,在于他风格独具,思想不遵传统的绳墨,勇于疑古论今。
  王充的思想,在《论衡》里完全流传下来。例如在《奇怪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怀疑稷母履大人迹而生,而说:“贵人之气,更禀贱物之精,安能精微?”又在《论死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论死生,则以死者现神,必著殓时之衣;人即有鬼,岂衣服之仍形?他如《书虚篇》中疑孔颜同登泰山、以望阊门之事;《感虚篇》中疑杞梁之妻哭城城崩之伪;《语增篡》中疑武王伐纣、兵不血刃之有问题;《谴告篇》中疑灾异之无关人事;《商虫篇》中明言虫灾之生,乃因人谋不臧;并更明言当时学风的妖妄。……这些惊世骇俗的许多卓见,都是《论衡》中的不凡的思想,值得我们特别重视。

王符:《潜夫论》

  王符(约八三~一七○),字节信,甘肃镇源人。他是姨大太生的,他的家乡“俗鄙庶孽”(有看不起姨太太生的风俗),从小就被人轻视。他“少好学,有志操”,长大后又“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他在不得意中,“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彰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潜夫论》这部书,完整的流传到今天。
  王符是迷信时代里的一个反对“妖妄”的人。他努力提倡“以人为重”的哲学,他说:“凡人吉凶,以人为主。……在于天者,不可知也。”又说:“书称‘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虚受。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诛罚,况乃犯天,得无咎乎?”比起那时代的迷信大雾来,这些都是进步的天人思想。
  王符生当东汉党铜的乱世,对政治的黑暗情形,他有激烈的抨击。他说:“今汉上之广博,而曾无一良臣。”在一个良臣都没有的局面下,“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
  统治者“任其私智,窃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诬神明”。这些大胆的言论,千载之下,还令我们崇敬。

仲长统:《昌言》

  仲长统(一七九~二二○),字公理,山东邹县人。“少好学,博涉书记,赡于文辞。”二十岁后在各地游学,跟他交朋友的,“多异之。”那时袁绍的外甥高干礼贤下士,很拉拢他,他却说:“君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所以为君深戒也!”
  不久,高干垮台,大家都说仲长统有眼光。
  仲长统“性俶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他自述人生的大愿是:
  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
  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
  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
  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
  可见他的抱负和境界。仲长统的著作有《昌言》三十四篇,十多万字,可是大部分失传了。他的思想主要在“人事为本,天道为未”。在迷信的大雾中,显然是前卫的。

柳宗元:《柳河东全集》

  柳宗元(七七三~八一九),字子厚,山西解县人,被称做河东先生。
  柳宗元二十一岁就中了唐朝进士,被派管理中央图书;五年后又考取博学宏词科,又整理中央珍藏(做集贤殿校书郎),所以他博览群书,功力很不错。
  后来他做了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正要得君行道时,唐顺宗病倒,传位给唐宪宗,他就被贬到湖南的永州,在山瘴里一过十年,再转到广西的柳州,过了四年,以四十六岁的年纪,死在柳州。柳州人怀念他,为他立了庙。
  柳宗元是很有正义感的人,他在政治上垮台,和他赞助太学生的活动,以及“内抑宦官,外制方镇”的立场有关。他在居庙堂之高的时候,曾经禁止宫市和苛捐杂税;他在处江湖之远的时候,曾在柳州解放奴婢,为奴婢订出可以赎身的办法。从他写的《捕蛇者说》等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苦难人民的同情和对黑暗政治的愤恨。
  此外,柳宗元的思想也极为开明,他反对迷信。他的游记,又写得简淡隽永,是中国文章中的典范之作。

周敦颐:《周子通书》

  周敦颐(一○一七~一七○三),字茂叔,人称濂溪先生,湖南道县人。他的舅父郑向把他带大,郑向是宋朝大官,所以周敦颐也有官做。三十八岁那年,他为了一件冤狱同王逵争执,他说:“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就辞职不干了。
  三十岁后他继续做官,程珦见到他,觉得他“气貌非常人”,遂叫两个儿子(十五岁的程颢、十四岁的程颐)拜他为师。他晚年退隐林泉,筑室在庐山下的小溪旁,名濂溪书堂。
  周敦颐的主要著作是《太极图说》。《太极图说》脱胎于宋朝初年道士陈转的《无极图》,是儒道混合的作品,以道家的内衣,披上儒家的外套。再加上他的主敬理论又是佛家的法门,所以周敦颐的思想,是典型的三教混同思想。朱熹后来为周敦颐辩护,说周敦颐是纯儒家的,这是朱熹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曲解。事实上,宋朝的理学家,都是这种“三不像”的产物。周敦颐在这方面,由于朱熹的刻意加工,成了这种“三不像”的最佳人选。朱熹在《伊洛渊源录》和《近思录》中把周敦颐放在第一,其“理”在此。

张载:《张子全书》

  张载(一○二○~一○七七),字子厚,人称横渠先生。他原籍河南开封,因父亲在四川做官,未能归葬,就在陕西凤翔落籍;成为郿县横渠镇人。
  张载是宋朝进士。做过县太爷,也做过京官。五十六岁时候,因为在太常礼院与人议礼不合,就辞职了。在回陕西的路上,就发病死了。
  张载年轻时候,曾经学习军事,有志收复失土。他十八岁那年,去见范仲淹,范仲淹却告诉他:“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显然劝他走“偃武”的路子。他此后走向“修文”,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在辈分上,张载是程颢、程颐的表叔,但他却觉得自己对《周易》的研究,赶不上二程,他在讲学之时,公开告诉人们:
  “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事之。”他这种气度,颇有古印度人士的服善之道。
  张载在宋儒中,不是最聪明的,但却是最用功的,朱熹说他“苦心力索之功深”。在“苦心力索”之下,他主张“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种民胞物与的心怀,比起他在理学上的许多莫名其妙来,值得我们特别欣赏。

程颢·程颐:《二程全书》

  二程是程灏和程颐,河南洛阳人。程颢(一○三二~一○八五),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宋朝进士,一生小官做了不少。他在政治上是反对王安石的守旧分子,并且“新法之初,首为异论”的,就是他。由于先登巴士反对王安石,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王安石说:“公之学如上壁,言难行也。”可见这种道学家的水平,实在不怎么样。比他小一岁的弟弟程颐(一○三三~一一○七),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后来被找去做宋哲宗的老师,他要求坐着讲课,“以养人主尊儒重道之心”。但是当宋哲宗大了,他被赶走,以六十四岁的年纪,送到四川去编管;宋徽宗时候,甚至查禁他的著作。他只好迁居,并且停止讲学。他对学生说:“尊所闻,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门也!”
  二程在性格上小异,哥哥温和,弟弟严厉;在思想上大同,并没什么根本的歧义。《二程全书》中的语录,大部分都不分是哥哥说的还是弟弟说的。可见大同的情况,已经难解难分。
  朱熹虽然没见过二程,但他真的是他们的好学生。他把他们发扬光大,成为所谓正统,通吃五百年!

胡宏:《知言》

  胡宏(一一○二~一一六一),字仁仲,福建崇安人。他是名儒胡安国的儿子,是程颐学生的学生。胡安国在政治派系上和秦桧接近,因为他“颇重秦桧之大节”。但当秦桧当权的时候,胡安国家的老大胡寅、老二胡宏,都对秦桧表现了不合作主义。胡宏为反对秦桧,不肯做官,不但写措词严厉的情绪秦桧,还“优游衡山下余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昼夜”。他上书宋高宗,说廷臣“不能对扬天心”、“皆为身谋”,以致大家不努力把被金人俘虏的宋徽宗、宋钦宗接回来。但他不知道:这根本就是宋高宗自己的原案啊!——那两位前任皇帝若回来,宋高宗自己,又怎么做皇帝呢?
  胡宏在政见上悬格甚高,但在学说上,却比宋朝道学家开通得多。他反对二分法“天理”与“人欲”,也反对二分法“圣人”与“众人”,这种前进思想,难怪要遭到朱熹的大力攻击。朱熹写“胡子知言疑义”,一方面从八大段攻击胡宏,他方面又断章取义,这种作风,正反证了胡宏学说中真的有了道学家讨厌的成分。翻出《朱子大全》一对照,倒真是一件妙事。

陆九渊:《象山全集》

  陆九渊(一一三九~一一九三),字子静,自号象山翁,人称象山先生,江西金溪人。他的祖父好佛老,爸爸却是个儒家礼仪的热心推广者。陆九渊三十四岁中进士,在家乡讲学。三十七岁时候,吕祖谦约他和朱熹会于鹅湖寺,大开辩论,“论辨所学多不合。”过了五年,朱熹请他到白鹿洞书院讲学,他“讲君子小人喻义利一章,听者至有泣下”的。四十九岁以后,在象山五年,有几千人去拜访他。五十五岁死去。
  陆九渊在中国思想家中,有罕见的大气魄,他没有专书留下来,有人劝他写书,他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这种大气魄,是很难能可贵的。
  他又说:“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于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此心此理,亦光不同也。”就凭这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认识,他认为历史上的圣人,只有孟子和他在精神上是相应的。他把孟子发扬光大,最后成就了“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自成一独特影之

陈亮:《龙川文集》

  陈亮(一一四三~一一九四),字同甫,人称龙川先生,浙江永康人。出身农家,“生而目光有芒,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在宋朝与金人议和,大家都喘口气的时候,他始终是鹰派。他一再上书,要求振作。他认为皇帝“今乃委任庸人,笼络小儒,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令他“不胜愤悱”。这种说真话,给他惹来不少的后遗症。
  陈亮前后下狱三次。第一次被人检举喝醉酒说错话,被捕后,办案人员“笞掠〔陈〕亮无完肤,诬服为不轨”。被宋孝宗知道了,说了一句“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才算免了牢狱之灾。另外两次都是莫名其妙的被牵连。《宋史》说他“自以豪侠屡遭大狱,归家益厉志读书,所学益博”。
  陈亮很看不起“天下之士”,他说他们“熟烂委靡,诚可厌恶”。他自己要”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不妨为一世英雄”。陈亮一生,虽然没有事功,但他的际遇之惨之奇,却是古今罕见的。

叶适:《水心集》

  叶适(一一五○~一二二三),字正则.人称水心先生,浙江永嘉人。二十九岁中进士,在金人的高压下,他力劝宋朝皇帝收复失土,他说:“二陵之仇未报,故疆之半未复,而言者以为当乘其机、当待其时。然机自我发,何彼之乘?时自我为,何彼之待?非真难真不可也,正以我自为难、自为不可耳。于是力屈气索,甘为退伏者于此二十六年。”这种鹰派思想,影响了韩佣胄的北上用兵,结果仗打败了,他虽然反对韩侂胄的冒进,但是仍然洗不清,被夺职去官。
  叶适在政治上是好战的,在思想上也是好战的。陈振孙说他除了“孔子之外,古今百家,随其浅深,无得免者”。可见他的议论之多!
  叶适在思想上最精采的,是他拆穿了朱熹之流对道统的捏造,他不承认“曾子——子思——孟子”的继承孔子说法,他说:“曾子不在四科之目,……舍孔子前宗孟轲,则于本统离矣!”他又攻击朱熹他们都是“出入佛老甚久”的非儒家,例如“程氏诲学者必以敬为始”,就“非孔氏本旨”,这种议论,真是痛快痛快。

刘基:《诚意怕文集》

  刘基(一三一~一七五),字伯温,浙江青田人。他是元朝进士,在江西高安做县太爷。他为人正直,惠爱百姓,“发奸摘伏,不避强御。”他看不起统治者,他写《卖柑者言》说统治者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说他们“民困而不知救,……坐糜廪粟而不知耻”,因此惹得官也做不成了,闲居在家,他五十岁时候,加入朱元璋的革命阵营,朱元璋对他礼贤下士,称他为“老先生”。他对明朝开国的功劳,最像汉朝开国的张良。一三七○年,明朝封他为“诚意伯”。第二年,他六十一岁了;告老回乡,但是猜忌成性的新统治者又不放过他,使他不能隐居。六十五岁那年,还是不明不白的死了。刘基死后,他的儿子刘璟说他“以生民休戚为忧喜,以大道晦明为荣辱”;《明史》说他“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很可看出他的心胸和抱负。
  刘基因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后来变成了传说中的阴阳术数的大箭垛,许多迷信的书,都冒他的名做的。其实正好相反,刘基是一个反对迷信的人。

陈献章:《白沙子全集》

  陈献章(一四二八~一五○○),字公甫,号石斋,人称白沙先生,广东新会人。他年轻时候,搞的是程朱派理学。后来困学知变,“尽穷天下古今典籍,旁及释老稗官小说”,又“筑阳春台,静坐其中,数年无户外迹”。在三十九岁后进京,明朝的大学祭酒刑让很赏识他,“扬言于朝,以为真儒复出,由是名震京师。”
  陈献章的入学法门是“以静为主”,“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明史)说他——
  尝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从吴聘君学,子古圣贤之书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如白沙,专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于是舍繁求约,静坐久之,然后见吾心之体隐然呈露,日用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卸勒也。”其学洒然独得,论者谓有鸯飞鱼跃之乐,而兰溪姜麟至以为“活孟子”
  了。
  这位“活孟子”,是程朱派理学中“心学”的大将,他在程朱派的理学主流下,独挽狂澜,上承陆九渊,下启王守仁,使程朱理学的清一色,在明朝打出两个太阳。他的长处在教人独立思想,短处在禅味过重未免失之太玄了一点。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

  王守仁(一四七二~一五二八),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大家称他阳明先生(阳明是本县一个山的名字)。
  王守仁一生的历程,自称:“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始归正于圣贤之学。”正德丙寅是一五○六年,他已经三十五岁了。
  那时候,他因上书直谏,被廷杖,并滴遣到贵州的龙场驿(在贵阳西北七十里,属修文县),在困境中得到彻悟。这三年的磨练,使他建立了自己学说的基础。
  自宋到明,中国的学统全在程朱学派手中,王守仁却上追陆九渊,认为陆学才是儒家的真传,遂形成“陆王哲学”。王守仁的学说叫“心学”,也叫“阳明学”,重点是“心外无理”,“心即理”。王守仁认为朱熹他们心、理二分是错的。他宣称:“吾心即物理,初无假于外也。”他也反对朱熹先格物穷理的步骤,认为先知而后行,就会终身不行,也就终身不知。所以他提倡“知行合一”,认为“知行不可分作两事”.凡是不行的,“不足谓之知”。这在思想境界上,的确是一大突破。

王廷相:《王氏家藏集》

  王廷相(一四七四~一五四四),字子衡,号浚川,人称浚川先生,河南仪封人。他“幼有文名”,二十九岁中明朝进士后,开始做官。他一边做官,一边“究心国家典章时政机宜。……以正学术”。为了揭发宦官的黑暗弄权,他被人反咬一口,坐了牢,但没有证据证明他不法。出狱后,降级改叙;继续做官。为了替盗林木的百姓讲话,又被罚俸。他六十一岁死去,死前三年,还因“朋比阿党”的罪名,被赶出朝廷,“斥为民”
  《明史》说:“廷相博学好议论,以经术称。于星历、舆图、乐律、河图、雒书及周、邵、程、张之书,皆有所论驳;然其说颇乖僻。”但是现在我们检查他的遗作,却发现“其说乖僻”中,有很多进步的言论。他对传统的、世俗的一些看法,有他独立的见解。他既反对程、朱、陆、王的理、气、太极、性、知、行等的思想,又反对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又反对邵雍的象数思想,又反对上行、灾异、鬼神、风水等的迷信思想。他公然说:“五行生克出自异端邪术,古今大惑莫甚于此。”公然说风水是“邪术惑世以愚民,……不孝之事莫大于此”。这种革命性的“乖僻”言论,是古今少有的。

何心隐:《何心隐集》

  何心隐(一五一七~一五七九),本姓梁,名汝元,字柱乾,号夫山,江西永丰人。他三十岁前,走科举的路,后来追随颜钧(山衣),走上颜钧“欲有为于世,以寄民胞物与之志”。颜钧是王守仁(阳明)学生的学生的学生,何心隐就是三传弟子。
  何心隐办了一所他理想中的学校,格于旧势力,后来解散了。在他四十二岁的时候,由于坏政府抽税,引起民变,官方怪他,把他定了绞罪,后改充军贵州。他的朋友程学颜商请浙江大员胡宗宪调用他,因而出狱。四十三岁随程学颜上北京,得罪了炙手可热的当朝大吏,乃改名何心隐,逃到南方。“从此踪迹不常,所游半天下。”一五七六年、一五七七年,官方两次缉捕他,都被他逃脱,但是一五七九年,他终于在祁门被捕。被捕后,他“千言万语,滚滚立就,略无一毫乞怜之态,如诉如戏,若等闲日子”。最后在湖广巡抚王之垣面前,坐而不跪,公然说:“公安敢杀我?又安能杀我?杀我者,张居正也!”王之垣痛笞他,最后被打死在狱里,年六十二岁。
  何心隐案是中国旧社会迫害异端的一个显例。何心隐由反对地方官到反对当朝宰相,争取人权与讲学自由,最后竟遭惨死。他的身世与血泪,最令我们钦敬。

李贽:《李温陵集》

  李贽(一五二七~一六○二),字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福建晋江人。他小时候,家里很穷,母亲死了,跟着父亲过活。二十六岁中举人,三十岁后到河南做小官。四十岁前碰到河南灾荒,两个小女儿都活活饿死了。五十一岁做云南姚安知府,在宦途二十多年后,于五十四岁辞官,“托迹禅林”,把家变成禅院。在湖北麻城等地,开始讲学。因为许多妇女和僧侣听他的议论,遂被戴上“左道惑众”、“大坏风化”等帽子,在七十五岁那年,为湖北佬驱逐,并把他家给烧了。他流亡到河北通州,最后还是难逃大劫,给事中张间达劾他非圣无法,明神宗下令把他关到监狱。他七十岁时曾说过:“吾当蒙利益于不知我者,得荣死诏狱,可以成就此生。”六年以后,他终于以七十六岁的年纪,被“不知我者”关在牢里,自杀在牢里,完成了“荣死诏狱,可以成就此生”的语谶。
  李贽是十六世纪以前中国第一思想家,他的思想自由而解放,并且他的人格也洒脱高超,有殉道气魄。他从五十六岁到死,二十多年,“朝夕读书,手不敢释卷,笔不敢停挥。……
  日日如是,关门闭户,著书甚多,不暇接人,亦不暇去教人。”这种努力,是殉道者的努力,最令我们敬佩。

顾炎武:《亭林先生遗书汇辑》

  顾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字宁人,人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
  顾炎武从小过继给未婚守节的“堂婶”王氏,王氏是中国的全套旧女性:未婚守节、断指疗姑、得贞孝牌坊,最后在明末清初时期,以“我虽妇人,然受国恩矣。没有大故,必死”的信念,在六十岁时候,绝食十五天而死。遗命顾炎武“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从此顾炎武自三十三岁到七十岁死去,都不肯做清朝的官,“刀绳俱在,无速我死!”
  他曾多次不惜一死来拒绝,最后终于完成了一个伟大的不合作主义者。
  顾炎武最恨一般知识分子的逃避现实。他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又说:“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这种沉痛与气魄,真是古今罕有。
  顾炎武以“体国经野之心”,去“登山临水”,每次用两匹马、两匹驴驮着书,到处研究他的实学。他一生标榜“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在这两方面,他都立下伟大的风范。

李顒:《二曲全集》

  李顒(一六二丸~一七○五),字中孚,号二曲,别署“二曲土室病夫”,陕西周至人。他小时候,父亲为明朝殉难,没钱缴学费,老师都不收他。他母亲气起来,说:“元师遂可以不学那?经书固在,亦何必师!”她不信邪,叫他在家自己念,终于自修成为大学者。
  他三十六岁,母亲死了,他把母亲和父亲的一颗牙埋在一起,守了三年丧后,四十一岁那年,徒步向河南出发,到襄城四周找他父亲遗骨。当然找不到。但这种精神,感动了襄城的县太爷张允中,县太爷为他父亲立了烈士祠,又在旧战场上盖了一座招魂冢,以安慰他。
  这时候,已是清朝康熙九年(一六七○)的冬天了,明朝崇侦皇帝已殉国二十六年了。也就是说,清朝已经统治二十六年了。对这个他所不赞成的政权,李顒始终不肯合作。
  有一次,大官人特备车马,接他去见皇上。他不肯去,躺在床上装病。大官人叫人抬他的床,一起出发,李顒气得不吃饭,相持了六天,最后逼得他要拿刀自杀,大官人才算死心,放弃送他去“召见”。
  李顒七十六岁时候死去,成功的做到了他的不合作主义。

金人瑞:《唱经堂才子书》

  金人瑞(一六○七~一六六一),原名采,字若采,明朝亡后,改名人瑞,法名圣叹,江苏吴县人。他小时候,家里很穷,亲友也少,十岁才念书,又因为体弱多病,所以不能同小朋友们玩,就独自一人,整天读书。
  金人瑞从小读书得间,常在书本中得到新义。长大后,王应奎说他“颖敏绝世,而用心虚明,魔来附之。……下笔益机辨澜翻、常有神助”。这简直说他的才情,是鬼使神差的)。
  徐增说:
  圣叹无我与人相,与则辄如其人:如遇酒人则曼卿轰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狼公舞跃,遇棋客则鸠摩布算,遇道士则鹤气横天,遇释子则莲花绕座,遇辩士则珠玉随风,遇静人则木讷终日,遇老人则为之婆婆,遇孩赤则啼笑宛然也。以故称圣叹善者各举一端,不与圣叹交者则同声詈之,以其人之不可方物也。
  这样一位“颖敏绝世”的伟人,最后竟因向黑暗政府请愿,以“摇动人心倡乱,殊干国法”罪名,被处死刑。死刑执行前,他游戏人间,从容赴难,他的洒脱旷达,真是魔附神助了。

颜元·李塨:《颜李丛书》

  颜元(一六三五~一七○四),子易直,号习斋,河北博野人。他父亲是朱家养子,他也生在朱家。十五岁结婚,但为了要学仙,不肯同房。十六岁“知仙不可学,乃谐琴瑟”。十九岁朱家有讼案,他被捉进牢里,在牢里看书自修。出狱后做农夫、习武艺、学中医、当教书匠,样样都来。由于父亲失踪,在祖母死时他代行父职,不折不扣的行了不近人情的丧礼(朱子家礼),弄出一场大病。这时别人告诉他,说他父亲根本就不是朱家的人,这时他也觉悟到这种丧礼“有违性情”,因此起了反动。后来他离开朱家,回乡归宗,万里寻父。五十七岁时候,南游河南,发现“人人禅子,家家虚文”;乃对程朱之学更起反动,相信“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不愿做道统中的乡愿”了。
  颜元此后力反程朱的守静与虚学,他说:“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做弱人病人无用人,皆晦庵(朱熹)为之也!”他努力提倡实用主义,他的伟大精神,一如墨子。
  李塨(一六五九~一七三三),字刚生,号恕谷,河北蠡县人。他是颜元的学生,也是“颜李学派”的传人。

戴震:《戴氏遗书》

  戴震(一七二四~一七七七),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是清朝乾隆时候举人,做过四库馆的纂修,赐同进士出身。
  戴震是清朝的大学者,在思想方面的主要著作是《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绪言》(《绪言》和《孟子字义疏证》有很多重复,该是后者的初稿)。其他在声韵方面、历算方面、地理方面、经学方面,他都有渊博的论述,给中国的考证学,树立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后来的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都是这一学风的传人。
  戴震主张纯粹用客观的方法研究古书,由声音文学以求训佑、由训诂以求义理,从实事求是、从细心做学问求真,他说:“知十而皆非真,不若知一之为真知也。”他认为宋儒的学问是不行的,他们只会“空言说理”、“轻凭臆解”、“讥训估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揖,欲登高而无阶梯也。”
  要渡江有船、登高有梯,没有捷径,还得从实学硬功夫做起。
  戴震在思想方面,反对不近人情的理学,认为儒者“以理杀人”和酷吏“以法杀人”并无二致。这种思想,是前无古人的新思想,最值得我们敬佩。

焦循:《焦氏丛书》

  焦循(一七六三~一八二○),字里堂,江苏甘泉人。是清朝乾隆时候举人,后来闭户家居,研究经学、数学、天文学,很有成绩。他在雕苑楼里著书,足不进城者十多年,他的专心,由此可见。
  焦循的思想中,有一些开明的成分。例如他对性的问题,认为大家都“每以精深言之”,结果说过头了。其实“性无他,食色而已。饮食男女,人与物同之”。又如他对订婚,反对有强制性,因为一般习惯都从幼年订婚,一方有了死亡疾病,他方就要守节或起纠纷,这是不妥的,也是不合古礼的(当然,焦循像一般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也有矛盾的一面,他一方面写《贞女辨下》来“为议贞女者危之”,一方面写《李贞女诗》来歌颂守望门寡的女性)。又如他对异端的态度,主张包容,反对“执己之一端,不能容人”。他说:“人异于己,亦必己异于人,互有是非,则相观而各归于善,是以我之善观彼以摩彼之不善,亦以彼之善观我以摩我之不善也。故任昉撰《王俭集序》云:‘攻乎异端,归之正义。’义者,宜也。归之于宜,何异之有!”这都是很开明的态度。

严复:《侯官严氏丛刻》

  严复(一八五三~一九二一),字又陵,也字几道,福建福州人。他少年时候,学的是中国老东西。十四岁考入福建马江学堂学海军,二十二岁在英国留学四年,二十六岁做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四十一岁中日甲午战败,他感于中国之弱,根本在思想学术上就不行,于是发愤译介西方思潮,并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章,为西化与维新打下理论基础。
  一八九六年,严复译赫脊黎《天演论》,影响晚情思潮极大,又译亚当·斯密的《原富》(一八九八~一九○○);约翰·穆勒的《自繇论),后改名《群己权界论》(一八九九);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一八九八~一九○二);《穆勒名学》(一九○○~一九二○);孟德斯鸠的《法意》(一九○○-一九○五);甄克斯的《社会通诠)(一九○二);耶芳斯的《名学浅说)(一九○八)等。他的翻译,事实上是把原作改写或借题发挥,掺入己见,别具一格。
  严复后来任编辑局总纂。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大学校长。袁世凯称帝,强挽他支持,成了“筹安六君子”,他没有勇于否认,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
  严复是中国近代化变局中的先知,但是时代走得比他快,结果他落后了,反倒成为保守派,这真是个人与时代的一幅谚

康有为:《万木草堂丛书》

  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字更生,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是二十世纪中国第一思想家。他年轻时受廖平影响,努力研究《公羊传》,以何休注为基础,专求微言大义,进而有所发明,自成一家。
  康有为最重要的著作有三:第一、《新学伪经考》(一八九一),认为刘歆要帮助王莽篡汉,用孔子语气伪造了经书,湮灭了孔子的微言大义。这书使人知道旧的学说全不可信。第二、《孔子改制考》(一八九六),认为经书是孔子假古人的言论而按自己的想法写成的,理想化了古代政治之后,再托古改制。这书使人知道孔子乃是一位维新派,是改良主义者。第三、《大同书)(一八九三),认为社会依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而演进,以“春秋”的三世说,说明“礼运”的小康即升平世,大同即太平世。目前只是据乱世,应先走改革路线以至小康,最后再到大同。
  康有为了生参与两次政变,一次是戊戌政变(一八九八),一次是丁巳复辟(一九一七),都是政治上的失败者。他的晚年,显得落伍而落寞,以办《不忍》杂志和写毛笔字度过。他对书法极有功力,著有《广艺舟双楫》传世。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

  谭嗣同(一八六五~一八九八),字复生,号壮飞,湖浏例阳人。他的父亲是清朝大官,最后做到湖北巡抚。他十三岁跟着父亲到甘肃,二十岁跟着新疆巡抚刘锦棠到新疆,以后十年间,浪迹于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浙江各省,见闻很多。
  谭嗣同二十九岁时候,中国甲午战争打败,他热心救国运动,组学会、养人才、研究新政,非常活跃。三十三岁时候,参与戊戌政变,被西大后非法残杀于北京菜市口,成为“戊戌六君子”中最感人的一位。
  谭嗣同的思想,从旧学中加进佛学,又从佛学中加进西学,他死前两年认识了康有为、梁启超,受了他们极大的影响,思想的视野上更宽了。他完成了最主要的著作——《仁学》,对人生的取向,有了融会贯通的结论。这种结论,使他在戊戌政变时可以不死却甘愿一死、可以逃亡却宁愿坐待,最后从容的,。我自横刀向天笑”而去,完成了伟大心灵的一生。《仁学》出版于他死后,因为是禁书,所以刊行于日本。他的遗作,近年在大陆迭有发现,所以对了解他,有了进一步的帮助。

墨翟:《墨子》

  墨翟被尊称为墨子,或说是春秋时候宋人,或说是鲁人。司马迁说墨子和孔子是同时人,或者稍后;孙诒让说墨子比孔子还早。
  墨子是热心救世的人。班固说“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说墨子住的地方,烟囱还没熏黑,就跑去救世去了。
  墨家的救世,比起儒家来,动人得多。孟子一方面明知“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一方面却血口喷人,骂墨子“是禽兽也”。这未免大不公道,也太伪君子了。儒家高高在上,以不耕而食为君子,以学稼为小人,一心要“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生活起居,都要乘舆代步、从者众多的大排场,这样的救世者,比起“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来,是应该脸红的。孟子不但不脸红,竟还骂墨子是禽兽。这又算什么呢?
  墨家的门徒很多,但他们过的,不是“有酒食,先生撰”的生活,而是“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的苦行生活。他们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群人物,他们比起儒家的门徒来,后来是没落了。这种没落,是中国真人的没落。

公孙龙:《公孙龙子》

  公孙龙(约前三二五~约前二五○),战国后期赵国人(《史记》中有两位公孙龙,一位是孔丘学生,是春秋时人;一位是孔丘六世孙孔穿时代的思想家,是战国时人)。他在公元前二人四年,曾到燕国游说,劝燕昭王别打仗;后来在赵国平原君家作客二十多年,见过赵惠王、邹衍、孔穿。他是战国时代的雄辩家,辩论比赛的结果,总是“孔穿不应”、“子高弗应”,谁也赢不了他。虽然赢不了,可是大家不服,所以《庄子》说:“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民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尤)也。”
  公孙龙是中国思想中的彗星。中国思想,最薄弱的是逻辑,在思想方法上,常常气壮而不理直,推理推了半天,结果把理推到一边去了。这时候公孙龙出来,用逻辑方法,把一般的比喻,来了一番使人吃惊的新解,自然就不同凡响了。例如《论语》中谈坚白,(“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但这种坚白观念,到了公孙龙手里,就发展出逻辑的讨论。这种思想方法上的细密,除了《墨子》外,是古人所不及的(纪元前五世纪,希腊的季诺(Zeno)跟公孙龙有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这是一件最有趣的事)。公孙龙的出色,也正在这里。

颜之推:《颜氏家训》

  颜之推(五三一~五九一后),琅琊(山东林沂)人。他的一生,历经战乱,他在湘东王萧绎幕中服役的时候,为侯景所败,做了俘虏,在囚送渗中,几乎死掉。萧绎被拥立成梁元帝时候,叫他管理中央的图书。后来西魏军打江陵,围城二十一天后城破,萧绎认为自己完了,文化完了。乃尽烧图书,蹈火自焚。颜之推又成了俘虏,最后留在北齐做官。北齐被北周所灭时候,他又一次做了“亡国奴”。饱更忧患的经历,使他在老死以前,写下一部望子成龙的名著,就是《颜氏家训》。颜之推很看不起无用的知识分子,他说:
  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陈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又说:
  吟啸谈学,讽永辞赋。事既优闲,材增迂诞。军国经纶,略无施用。故为武人俗吏所共嗤诋,良由是乎!
  此公的境界,由此可见一斑。

吕坤:《呻吟语》

  吕坤(一五三六~一六一八),字叔简,号新吾,河南宁陵人。他是明朝进士,做到山西巡抚等高官。
  吕坤关心世道人心,他认为“人心者,国家之命脉也”。他在一六一六年八十一岁时候,刊行了这部写了三十年的稿本,就是正人心的一部有力书籍。
  《呻吟语》的意思是“病时疾痛语也”。他认为人的身心常在病中,他自己“三十年来,所志呻吟语,凡若干卷,携以自药”。临死前两年,才决定把这部切身修养的著作,公之于世。
  《呻吟语》全书共分六卷,包括性命、存心、伦理、谈道、修身、问学、应务、养生、天地、世运、圣贤、品藻、治道、人情、物理、广喻、词章十六部分。这书在吕坤生前印的,只是两卷的摘要本,叫《呻吟语摘》;他死后印的,多是六卷的全本,共有两千零七十三条,可算集修养的大成。
  吕坤很得人佩服。明朝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以八十老翁,他做刑部尚书。清朝道光皇帝,甚至把他从把在孔庙里。在旧道德的修养上,吕坤的成绩,的确可为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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