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我独怜才：梁启超与杨度

　



　　杨度（1874—1931），原名承瓒，字晳子，后改名度，另有别号虎公、虎禅，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释虎，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人。他曾师从一代名儒王闿运，1894年甲午科中举，像谭嗣同、唐才常一样，也是当年名动三湘的青年才俊。

　　少年意气，时务学堂初较量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即戊戌变法那一年，正月二十二日，杨度辞别母亲，登舟赴京，准备参加戊戌年的科举考试。二十三日，行至省城长沙，船就停泊在城外，他入城去拜见老师王闿运。不巧，老师到衡州去了。闲谈中，他向朋友打听省城中现有哪些知名人士，大家都提到了梁启超，说他是康有为的大弟子，正主讲于时务学堂。当时，梁启超的大名在长沙城里叫得很响，不敢说家喻户晓，至少读书人是言必及之。

　　杨度只小梁启超一岁，他自恃有才，并不把梁启超放在眼里。而且，在他看来，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曾问学于廖平，而廖平又是王闿运在四川尊经学院讲学时所收的学生，由此论之，康有为算是他的师侄。而这样一论，梁启超就比他小了整整两辈儿。杨度也是年轻气盛，他对梁启超少年得志，借报纸赢得大名，很不服气。那天，他只身前往时务学堂，一定要会会这个在社会上叱咤风云的广东才子。

　　当时，梁启超正在时务学堂给学生们讲《孟子》，他要求学生从《孟子》所谓“民贵君轻”的思想中，领会关于民权、民主的微言大义，以此作为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武器，为变法维新、强国保种，乃至天下大同张目。杨度的到来，打断了他和学生之间的讨论。他有什么反应，我们已不得而知，只有《杨度日记》记载了当时的情形。

　　他首先对梁启超讳言康有为曾问学于廖平，而廖平曾求学于王闿运大为不满，以为他“欲张其门面以骗馆地耳”（《杨度日记（1896—1900）》，78页），指责他有自立门户，招摇撞骗的嫌疑。

　　其次，他认为，先讲《孟子》后讲《春秋》，次序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他的老师王闿运治学之初是由《仪礼》进而研究《春秋》，《春秋》的地位高于《孟子》。但是，康有为视《周礼》为伪书，专讲《春秋公羊传》，以为周文王、周武王的传统到周公就断绝了，孔子著《春秋》就是延续这个传统，所以，一切仁政皆本于《春秋》，而《春秋》的意义就在于“损益百王，斟酌三代，垂制立法，以教万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15页）这是孟子的观点，也是康有为讲经今文学不同于王闿运之处。杨度不理解梁启超为什么主张学生读书要先读《孟子》，后读《春秋》。其实，在梁启超看来，读书立志是第一位的，这也是以程朱为代表的宋儒教育学生的入手处。在这里，所谓立志，就是立孟子之志，只有立下一个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志向，你才能真正理解《春秋》的大义，才能成为《春秋》大义的实践者与捍卫者。这与杨度从老师王闿运那里得到的帝王之学、纵横之术是不同的，孟子的平治天下，讲的是天下大同，民贵君轻，不是帝王的统治权术。

　　其三，杨度反对把《孟子》说得这么重要。在他看来，由于宋儒喜欢讲心性，才拔高了《孟子》的地位。他说，孟子生当乱世却没能发挥拨乱反正的作用。那个时候，整个天下都在打仗，你争我夺，孟子却空谈什么“五亩之宅”，一点实际意义都没有。何况，孔子说“性近习远”，“孟氏则曰性善。孺子入井，见者恻隐，习也，非性也，孺子乍见孺子，必无此矣。故《孟子》一书，宋儒所宗，一语可以拨倒，又不足以挟持也。”（《杨度日记（1896—1900）》，78页）

　　他们的辩论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涉及很多问题，杨度形容自己“词气壮厉”，而梁启超“初犹肆辩，后乃遁词”。最后，他不无遗憾地写道：“其人年少才美，乃以《春秋》骗钱，可惜！可惜！”（同上）

　　杨度此番进京，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功名。由于他恃才狂傲，竟以十三篇骈体文应付所有考卷，结果自然是名落孙山，竹篮打水一场空。不过，他没有急于回乡，而是在京城住了下来，每日呼朋唤友，出入于酒肆戏园，以狂士自居，大言不惭，桀骜不驯，在日记中亦沾沾自喜于在京的“广东人多知余在长沙驱梁启超之事”。（同上，87～88页）

　　杨度（1874—1931）字晳子，号虎公，湖南湘潭人。1907年夏，杨度等在日本成立宪政讲习会。秋，杨度归国建立宪政公会分会。后为鼓吹复辟帝制的“筹安会”六君子之首。

　　一日，酒席之间，杨度又借机贬损宋儒乃至程朱，引起在座一位朋友的不满。这位朋友多饮了几杯，有些醉了，拍案而起，指着杨度大骂。然而，杨度却并不恼，眼看朋友气得面红耳赤，他却以为“态正妩媚”（同上，92页），完全是一副游戏人生的模样。他很自负地对人们讲：“盖不通《春秋》，不知拨乱。越虽有种而无范蠡，汉虽有何而无张良，大乱之世，未见其能从容变法也。”（同上，93页）这里说得很明白，私下里他是把自己当作范蠡、张良一流人物，而非文种、萧何一流人物的。当今之世，没有他，要变法谈何容易？所以他说：“余诚不足为帝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同上）王闿运深知这个学生的禀性，曾写信叮嘱他千万要谨慎，“在京多往来少议论，以谓事无可为，徒以获罪”。（同上，89页）但杨度并未把老师的叮嘱放在心上，不久就被牵连到“王祚唐诬控慈母案”中，且被一些京官视为主谋，不仅没有做成帝师，反而，不得不为了求生而逃离北京。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郁郁不得志。庚子年（1900年）七月，恰逢唐才常领导自立军起义，失败被杀的当口，他正居家读书，一天，他以炎暑为由，自己放了自己的假，受到母亲责备。他在当天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心情：“以年将三十，迄无成立，闻之悲悚。修名不立，无以为子。日暮步游，出门里许，至汉桥边，山烟向暮，寒水待月，忽觉满目苍茫，欲作穷途之哭。人以我为旷达，不知直以眼泪洗面，士不得志，岂不悲哉！归来闭门向月孤吟，久不能寐。”（同上，177页）

　　两年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杨度不顾王闿运的反对，毅然决然离开家乡，到日本自费留学。在这里，他进了东京弘文书院的师范速成班，与黄兴、杨笃生、周伯勋、张孝准等一班同学不期相遇。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对新学发生了兴趣，渐有所得，思想亦日趋激进，并参与创办了留学生杂志《游学译编》，当年十一月发刊于东京。

　　重会日本，惺惺相惜

　　第二年，在他们的结业典礼上，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发表了贬低中国人的言论，杨度当场与他就国民性与教育问题发生激烈辩论，事后又写成文章，并以《支那教育》为题，发表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上。由于这件事，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都知道了杨度的大名。

　　在日本期间，他与梁启超重逢。而此时的梁任公已非当年可比，由于《清议报》、《新民丛报》在海内外的巨大影响，他已成为独一无二影响舆论的意见领袖。杨度为了向梁启超示好，把自己的新作《湖南少年歌》拿给梁启超看。据说梁是这篇不朽之作的第一读者。梁启超没有因为杨度当年的张狂而心存芥蒂，他将此诗首发于《新民丛报》，而且以赞赏的口吻写道：“昔卢斯福演说，谓欲见纯粹之亚美利加人，请视格兰德；吾谓欲见纯粹之湖南人，请视杨晳子。”（《饮冰室诗话》，66～67页）

　　杨度还作了一首诗赠给梁启超，诗是这么写的：志（道）远学（志）不逮，名高实难副。古来学者心，慄慄惟兹惧。噫吾新会子，夙昔传嘉誉。德义期往贤，流风起顽锢。曩余初邂逅，讲学微相忤。希圣虽一途，称师乃殊趣。（原注：戊戌春在长沙论《春秋公羊传》，各主师说，有异同。）杨朱重权利，墨子尊义务。大道无异同，纷争实俱误。（原注：余尝谓湘潭王先生援庄入孔，南海康先生援墨入孔，实为今世之杨墨，而皆托于孔子者也。）茫茫国事急，恻恻忧情著。当凭卫道心，用觉斯民寤。古人济物情，反身先自诉。功名岂足宝，贵克全予素。君子但求己，小人常外骛。愿以宣圣训，长与相攻错。（同上，69～70页）

　　此时的杨度，对梁启超不仅不再叹为“可惜”，还在诗中称赞他“德义期往贤，流风起顽锢”；回忆当初的争论，也不再自诩为“驱梁”英雄，以“词气壮厉”自诩，而是轻描淡写地说成“微相忤”，是“各主师说，有异同”，是“大道无异同，纷争实俱误”。最后他还建议，当此国事危急之际，大家应该携起手来，共赴国难，不能再纠缠于个人的恩怨。诗的后面还附有一封短信，说得更加恳切：近以国中青年子弟，道德堕落，非有国粹保存之教育，不足以挽狂流，如前数次所面论者。因时取旧书温阅，思欲有所编述，乃每一开卷，则责人之心顿减，责己之念顿增。时一反省，常觉天地之大，竟无可以立足之地。自治之道，其难如此。因思古今社会风俗，其能致一时之醇美者，必由于二三君子，以道相规，以学相历（励），流风所及，天下效之；以躬行为之倡，而因以挽一世之颓俗，此必非口舌论说之功所能比较者。古圣贤之为学，必求其反躬自省，而无丝毫不歉于心，乃为有得。若夫名满天下，功满天下，曾于吾身无一毫之增损者，常人道之，君子不计焉，以其无关于求己之道也。今同处异国，于众人之中，而求可以匡吾过而救吾失者，无如足下，辄以其意成诗一首。知足下亦无取乎便佞，故自附于直谅之末，亦以托于先施而求诲迪，特录以奉呈。诗中追述往事者，欲以纪实，著其离合之迹；君子之道，不贵苟同也。而又必称师者，薄俗忘本，非度等所当出。足下担任一世之教化者，倘以予言为信乎？若能俯赐酬答，而无辜我嘤呜，是所幸也。（同上，70页）

　　这真是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读后足以使人动容。梁启超的确大为感动，他写道：“自万木草堂离群以来，复生（谭嗣同）、铁樵（吴铁樵）宿草之后，久矣夫吾之不闻斯言也，吾之疚日积而德日荒也，十年于兹矣。风尘混混中，获此良友，吾一日摩挲十二回，不自觉其情之移也。”（同上）这里也能看出梁启超心地之单纯，待人之诚恳，他是一个真性情的人。用李肖聃的话说：“其时二人相与，天下之至好也。”（《星庐笔记》，5页）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为了给《游学译编》筹集办刊经费，杨度取道回国。他按照王闿运的安排，去见张之洞，得到张的赏识。这一年，清政府为了网罗新学人才，仿照康乾时的故事，诏开经济特科。杨度也被保荐入京参加了这次考试，并取得了一等第二名的好成绩。排在他前面的，就是后来做了北洋政府财长，与杨共事并成为政敌的梁士诒。好像命运非要捉弄他一样，这一次，他又与到手的功名擦肩而过。戊戌政变之后，慈禧最恨的就是康、梁，对粤籍士人亦深怀偏见。然而，偏偏有人告诉她，梁士诒即梁启超之弟，而康有为又名祖诒，有人编造了所谓“梁头康尾”的说法，故意将慈禧激怒。梁士诒因此被除名，杨度也受到牵连，除了他曾是“湖南师范生”外，在日本，他还有过攻击朝廷的言论，策论中也流露出对朝廷的不满情绪，于是，有人怀疑他是唐才常的同党或革命党。所以，他不仅未能被录取，还遭到了清政府的通缉。

　　不久，无路可走的杨度重返日本。此时，他与梁启超的关系更加亲密，常常出入于梁家及《新民丛报》社。当时，在日本留学生中，革命、立宪两派已势同水火，互不相让，杨度则游移于两派之间，观望风向，他不想得罪梁启超，同时，又和孙中山保持联系。关于此情此景刘成禺留下了一段记载：杨度在东京，欲谒中山先生辩论中国国是，予与李书城、程明超、梁焕彝介往横滨。孙先生张宴于永乐园，辩论终日。晳子（杨度）执先生手为誓曰：“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功，度当尽弃其主张，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晳子回车，喟然叹曰：“对先生畅谈竟日，渊渊作万山之响，汪汪若千顷之波，言语诚明，气度宽大；他日成功，当在此人，吾其为舆台乎？”（《世载堂杂忆》，176页）

　　梁士诒（1869—1933）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人，民国时旧交通系领袖，交通银行总经理，号称“五路财神”。

　　争取路权与参与立宪，二人密切配合

　　那时候，杨度在留学生中影响很大，有一种领袖群伦的风范。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担任留日中国学生会干事长，不久又被推举为留美、留日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粤汉铁路即今日京广铁路的南段，从武汉经湖南，抵达广州；北段即北京至武汉路段，当时称芦汉铁路，是贯穿中国南北的铁路干线。丁酉年（1897年）秋冬间，在张之洞的主持下，清政府与比利时人达成协议，将芦汉铁路的铺设权、监造权、行车管理权，统统让与比利时公司，该公司则给予清政府年息5厘、期限30年的450万英镑借款。这一笔生意不仅使中国完全丧失了铁路主权，还在财政上受到巨大损失，为以后帝国主义者利用债款关系控制中国铁路权益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芦汉铁路既成定局，粤汉铁路就提到日程上来了。比利时公司表现得非常积极，可谓不遗余力，大有舍我其谁的意思。但这一次清政府却将粤汉铁路的承办权卖给了美国人创设的华美合兴公司。不过比利时公司并未因此而放弃，他们先是通过比、法两国驻中国领事向清政府提出抗议，继而又谋求在私下里大量收购合兴公司的股权。到了1901年5月，比利时人在纽约收买的粤汉铁路股权，已占全部股权的一半以上，在公司董事会中所占席位也已达22票之多数，公司总办遂被改选为比利时人信任的何域查将军。

　　这种情形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担忧，梁启超在《粤汉铁路交涉之警闻》一文中就有很全面的分析，他说：“比利时者，实俄、法同盟之傀儡，全地球所同认也。彼既得芦汉铁路之敷设权，遂欲更扩张之，由汉口经广东以接续安南边境，其北路则经张家口到北京以接俄国西伯利支线，以通俄、法两国之势力范围，使相连络。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者也。”（《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171页）所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此事已非“资本问题，而政治问题也”。（同上，173页）而且不是一般的政治问题，在这场路权争夺战的背后，不仅显露出列强急欲瓜分中国的贪婪和不可一世，而且折射出列强在瓜分中国、争夺世界霸权中的矛盾冲突。梁启超在另一篇文章《铁路权之转移》中亦指出：“有间接从经济上图我者，英、美等国是也；有直接从政治上图我者，俄、法等国是也。两者目的不同，而皆以铁路政策为手段。两者结果皆不利于中国，而俄、法所挟持，尤咄咄逼人。”（同上，174页）

　　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湖南官绅首先发起“废约赎路”的倡议。他们认为，既然合约中有所谓“此权利不得让与他国人”的规定，那么，合兴公司私自将股权转让给比利时人，就可以视之为违约，合约就应该作废。他们的倡议很快得到了广东绅商的响应，绅商们经过反复商议，决定采取梁启超称之为“创举”的彩票赎路办法，他认为，这种彩票集股的办法虽说采用了西方公债的形式而有所改变，但其精神实质与西方公债却是完全一致的。他甚至预言：“今后之中国，不可不厚集全国总殖与列强决战于经济竞争之场。”（同上，249页）不过他提醒大家，这个办法虽然很好，也很容易被各地仿效，但主办者一定要讲信用，“而不然者，信用一坠，后此引为大戒，蒙其害者岂直一粤汉铁路而已”！（同上）

　　在这场争取路权的斗争中，杨度也一直冲在前头。他不仅带头请愿，发表了《粤汉铁路议》一文，要求废除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主张收回路权，由官绅筹款自办，以维护国家主权。他还以总代表身份回国，向王闿运讨教，督促张之洞负起责任。据说，梁启超在争回粤汉铁路一案中为《新民丛报》和《时报》写了大量文章，其新闻素材就来自杨度收集的电报稿。罗普在《任公轶事》中写道：“任公向杨晳子度觅得全案电稿，一一加以按语，寄由《时报》发表，以促国人之注意，故卒能达其收回自办之目的也。”（《梁启超年谱长编》，337页）

　　经过民间的不懈努力和官方的一再妥协，1905年8月29日，中国最终以675万美元的代价赎回了粤汉铁路的建路权。在这段时间里，梁启超与杨度配合得可谓相当默契。他们惺惺相惜，同气相求，志同道合，一个自称“少年中国之少年”，一个高唱《湖南少年歌》，“是二人者，均当时新青年中之卓卓者也”。（《亦佳庐小品》，74页）梁启超曾致信康有为谈到他们之间的友谊，他说：“东京中最同志而最有势力者莫如杨晳子度（湘潭人，孝廉，顷新捐郎中）。其人国学极深，研究佛理，而近世政法之学，亦能确有心得，前为留学生会馆总干事，留学生有学识者莫不归之。数年来与弟子交极深……”（《梁启超年谱长编》，369～370页）深到什么程度呢？当时流行这样一个传说，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清政府搞预备立宪，派载泽、徐世昌、戴鸿慈、端方、绍英等五大臣出洋考察。这些终日养尊处优的官僚贵胄，如果是出访游玩，摆谱享乐，他们倒也内行，无师自通。据说端方就从欧洲带回一台电影放映机，在其府中试演，忽然汽锅炸裂，震伤数人，成为当时京城的一大新闻。但他们此行的目的，却是要考察西方各国的宪政。这些人连宪政究竟是什么都搞不清楚，外文更一窍不通，如何考察呢？回来后又如何向皇上交差呢？这很让他们感到为难。随行人员中有一位湖南人，叫熊希龄，是杨度和梁启超的好朋友。当年梁启超在湖南长沙主讲时务学堂，他曾任学堂的总理。这时，他建议请一位精通宪政的人，捉刀代笔，撰写宪政考察报告。那么，这个精通宪政的人又到哪里去找呢？他说：“我国精通宪政的人才，只有两个：一是梁启超，一是杨度。他俩目前都在日本。梁启超是朝廷的罪人，不能找，不如去找杨度，请他代写。”（《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29页）五大臣接受了他的建议，派他到日本找杨度。于是，杨度拉上梁启超一起做枪手。

　　此事的记述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据《梁启超年谱长编》介绍：“日俄战争停止后，清朝亲贵中一些人也附会风气，标榜维新的倾向，其中尤以端方主张最力，所以才有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事。当日端方频以书札与先生往还。计秋冬间先生为若辈代草考察宪政，奏请立宪，并赦免党人，请定国是一类的奏折，逾二十余万言。”（《梁启超年谱长编》，353页）那时，梁启超还是朝廷通缉的要犯，此事即使进行，一定也是非常机密的，他们之间一定另有联络的渠道，只是那些来往的信札，我们现在很难看到了。不过，在梁启超写给徐佛苏的一封信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尔来送生活于海上者二十余日，其间履陆地者，不过三十余小时。公闻当亦大讶其行踪之诡秘耶。公前周间所惠书，今日始得见，亦此之由。所示秘事，闻之甚喜，惟在内任此事之人，因前此曾与一二它省人共事，颇蒙损害，故非彼稳知者，不欲共焉。今当以书与彼，得彼许可，乃能定也。又顷欲俟彼出洋者，复命后消息如何乃图之，故得彼复书后，亦正不迟也。

　　近所代人作之文，凡二十万言内外，因钞誊不便，今仅抄得两篇，呈上一阅，阅后望即掷返。此事不知能小有影响否，望如云霓也。（诸文中除此两文外，尚有请定国是一折亦为最要者，现副本未抄成，迟日当以请教。）顷新归百事积阁，须以一礼拜之力，方能了之，故现在未能约公来谈，届时当相约也。（此文请万勿示一人，阅毕望即用书留寄返。）（同上，353页）

　　1929年梁启超逝世后，徐佛苏向编纂年谱的丁文江等人提供资料时，在这封信上写了一段跋注：此函系乙巳年（1905年）发，所谓此文万勿示人者，系梁先生代清室某大臣所作之考察宪政之奏议也。所请余告秘事者，即当日某督有奏请立宪及赦党人之秘奏也。（同上，354页）

　　1905年12月，清政府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及随员在罗马合影。

　　这里所说的某督、某大臣，很可能就是端方。但徐佛苏显然把时间记错了。由于五大臣启程之际，革命党人吴樾在正阳门火车站扔了炸弹，使得考察推迟到这一年的十一月十一日（12月7日），人员则去掉徐世昌与绍英，增加了尚其亨和李盛铎。直到第二年的六月，五大臣考察结束，“分两批回到北京”。（同上，364页）熊希龄四月二十二日（5月15日）先行回到上海，闰四月十一日（6月2日）前后，他以“拟往北海道调查垦务”的名义赴日，六月初五日（7月25日）回到上海，在日本停留近五十天。这时，戴鸿慈和端方已于四天前，即六月初一日（7月21日）抵达上海等他。熊希龄与梁启超见面，请他代拟奏章，应该就在这段时间内，梁启超所说在海上秘密写作二十余日，应该也是这段时间。

　　熊希龄回到上海，带来了梁启超代拟的奏章，六月十四日（8月3日），戴鸿慈与端方便启程北上回京，并于六月二十二、二十三日（11、12日）接连上书朝廷，介绍西方各国宪法，请求尽快实行立宪。七月初九日（8月28日），清政府召开御前会议，通过了实际上由梁启超起草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七月十三日（9月1日）上谕：“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行宪政，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画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所以，清政府下诏宣示“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但由于“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于是又声称，改革“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并且“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同上，364～365页）尽管这只是清政府的一种姿态，且非常有限，但仍然极大地鼓舞了梁启超，他按捺不住由衷的喜悦，在致蒋观云的信中指出：“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同上）在这里，梁启超也许显得有些着急，或者显得过于乐观，但流亡海外七八年，天天盼、夜夜想的不就是这一天吗？他认为，随着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中国的政体问题已经解决，剩下的就是如何实现由专制政体向立宪政体的过渡，如何将立宪精神落实到具体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去。他很清楚，立宪不是仅凭“一纸法文之所可致”的，即使把宪法写在纸上，也未必能使我国民真正沐浴到“宪政之泽”。而养成立宪国民之资格，更不是一件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他预感到，要推动清政府把“预备立宪”进行下去，早日确定立宪之期限，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一定会遇到重重阻力，要做的事情很多，而这正是他责无旁贷的。（《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363页）

　　成立新党，领导权归属问题引分歧

　　这时，梁启超与《民报》的论战越来越趋于白热化，他很想尽快脱身出来，集中精力把立宪的事情办好。他在许多场合向革命党建议停止争论，与革命党关系密切的徐佛苏也积极地从中调解，希望能促成双方停战。但是，革命党这边拒绝了梁启超的请求，而清政府的所作所为，又让举国志士大为失望。九月二十日，清政府宣布了厘订内阁官制的结果，过去的中央机关主要由九卿、六部、内阁和军机处组成，新官制规定，除“内阁、军机处一切现制，着照旧行”外，拟设十一部、七院、一府，其中新设之十一部中，“外务部、吏部均着照旧”；所设“各部堂官均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不分满汉”。（《大清新法令》第一卷，38～39页）然而，在这十一位尚书中，满人占了六人，汉人只占五人，比以前六部满汉尚书各一人还减少一人。很显然，这种不肯放弃既得利益的改革，任何人都不会满意，不仅没有缓和汉人的不平，反而给革命党提供了口实，梁启超等人更因主张“开明专制”而受到猛烈的攻击。徐佛苏在写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倾诉了他们的苦恼：“公一腔热血，空洒云天，诚伤心事也。他党近来势颇发达，久恐有异动，排斥立宪之声，如哇鸣之噪耳，弟近日最受唾骂。黄某（指黄兴）已与我谈判是非，彼此虽百词辩难，终无最后之裁决。渠之直接间接运动我者可谓极矣。加之近日促弟归国办事之人甚多，其中一处为黄所探悉，渠即数次劝驾。总而言之，渠意纵不能强我入党，亦必欲使我归国，不为言论上之障害。”（《梁启超年谱长编》，368页）

　　梁启超也因此深陷于两难之中，一边是革命党咄咄紧逼，亟欲摧毁一个旧世界；一边是清政府虚情假意，维持其旧制度而不思改革。他清醒地看到，此时此刻，要救中国于危难之中，他只能两面作战。他明白：“要而言之，革命党之举动，可以亡中国者也；现政府之举动，尤其可以亡中国者也。然所以有革命党者，则现政府实制造之，现政府不可不为革命党受过。故革命党亡国之罪一，而现政府亡国之罪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九，50～51页）但他有时也表示：“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然我苟非与政府死战，则亦不能收天下之望，而杀彼党之势，故战政府亦近日万不可缓之着也。今日有两大敌夹于前后，成立故甚难，然拼全力以赴之，亦终必能得最后之胜利。”（《梁启超年谱长编》，373页）

　　尽管如此，他还是主动单方面停止了论战，抽身去做他认为更重要、更紧迫的事情。他一方面敦促清政府兑现其承诺，尽早公布预备立宪的年限，一方面积极为立宪派人士提供思想、方略，形成一致的舆论。虽然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更多的还是表面文章，若干措施往往有名无实。但“预备立宪”这四个字既然已经出自政府之口，那么不管它是否出于诚心，人民都可以借助这个理由来问责政府，“人民诚进行矣，则政府虽欲不进行而将不可得也”。（1906年7月《新民丛报》第83号，《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364页）怎样才能动员人民，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政府亦不能小觑的势力呢？梁启超从日本改良的经验中得到借鉴，认为舍政党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从这个时候起，他已把组建政党视为当今第一件大事。他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指出：“我国之宜发生政党久矣，前此未有其机，及预备立宪之诏下，其机乃大动。”（《梁启超年谱长编》，369页）

　　如何筹划组建这个党呢？首先要有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志，梁启超身边恰好就聚集了杨度、蒋智由、徐佛苏、熊希龄这样一批年轻有为的仁人志士。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月末，梁启超邀请杨度和熊希龄到神户商量组党之事，他们详谈了三天三夜，决定成立一个组织，名曰帝国宪政会。在这三天三夜里他们都谈了些什么？我们从杨度和熊希龄留下的文字中没有看到相关的记载，只有从梁启超写给康有为的一封信中，可以窥见当日发起组织政党的蛛丝马迹。梁的这封信应该作于十一月初，因为，十一月五日，他在接到康有为从瑞典发来的电报后，马上写了另一封信，继续汇报并协商组党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在前一封信中，梁启超详细地逐条陈述了他与杨、熊二人密谈的结果：其一，成立新党，先要解决保皇会的问题。他们的意见是：“新旧两会名分而实合，始分而终合。”合，不必解释，因为康有为不会有意见；分，却必须说清楚，否则，就容易引起康的误会。那么，为什么分呢？他们主要提出两点理由：第一，海外保皇会的情况，不必让内地人知道；第二，保皇会固然要改名，但不能不对外宣布，所以，“帝国立宪会即旧日之保皇会”并不是个秘密，要“推行内地，究有不便”。因此，他们建议“另立一会，其会拟名曰宪政会”，以示和帝国立宪会有所区别。

　　其二，还要解决康有为的地位问题。当年与孙中山的合作未能成功，原因之一，即康有为对于安排他“退居二线”大为不满，甚至怀疑梁启超要取而代之。这一次，梁启超吸取教训，先给康有为一个交代。他说，弟子出名作为宪政会的发起人，“先生则不出名。因内地人忌先生者多，忌弟子者寡也”。但他许诺给康有为保留一个会长的职务，不过，暂时不设会长，“先生现时惟暗中主持而已”。他还告诉康有为，自己虽然出名为发起人，但也不在会中担任任何职务。

　　其三，干事长一职计划由杨度担任。他告诉康有为，“东京中最同志而最有势力者莫如杨晳子度。其人国学极深，研究佛理，而近世政法之学，亦能确有心得，前为留学生会馆总干事，留学生有学识者莫不归之。数年来与弟子交极深”。杨度打算先写一封信给康有为，把自己的政见以及对未来的设想向康有为陈述一番，希望得到他的认可。梁启超则一再叮嘱康有为：“寄到时望先生立刻复之，且加奖励，又须开诚心布公道以与言之，自处当在不卑不亢之间。彼与弟子为亲交，虽无会长之关系，其对于先生亦必修后进之礼，是不待言。但先生总宜以国士待之，乃不失其望。以弟子所见，此人谭复生之流也，秉三亦谓眼中少见此才，先生能得其心，必能始终效死力于党矣。凡有才之人，最不易降服，降服后则一人可抵千百人，愿先生回信极留意，勿草草也。”学生对老师的这一番“谆谆教诲”，说明他是深知杨度和康有为二人禀性的，他不希望组党这件关乎国家前途与命运的大事最后毁于个人意气之争。

　　其四，党的纲领暂时拟定了三条：一、尊崇皇室，扩张民权。二、巩固国防，奖励民业（此条未定）。三、要求善良之宪法，建设有责任之政府。

　　其五，发起人除了梁启超和杨度，还有蒋智由、吴仲遥（吴铁樵之弟）、徐佛苏、徐勤、麦孟华、狄葆贤、罗普、汤觉顿等，此外还有学生十余人。为了便于在国内活动，熊希龄也不出名。

　　其六，计划由徐勤担任会计长，掌管财物。

　　其七，张謇、郑孝胥、汤寿潜都是极为紧要的人物，而且有意与我党联合。但我党目前的情况是，“下之与革党为敌，上之与现政府为敌，未知彼等果能大无畏以任此否”。为了摸清他们的底细，梁启超准备去一次上海，和他们当面谈谈。

　　其八，袁世凯、端方、赵尔巽为暗中赞助人，熊希龄负责联络。

　　其九，准备拥戴醇亲王载沣为总裁，载泽为副总裁，也由熊希龄负责运动，此事须秘密进行，决不能为讨海外会员一时之欢心而公布之。

　　其十，宪政会不能以筹款为目的，入会者只象征性地收取会费。其活动经费另行筹集。

　　其十一，海外帝国立宪会的会员是否加入宪政会，尊重其个人意愿。

　　其十二，开门办会，广收人才，摒弃门户之见，只要赞成党纲，志同道合，就可以吸收入会。（以上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369～374页）

　　但是，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十一月一日（12月16日），东南各省绅商在上海宣布成立立宪公会，推举郑孝胥、张謇、汤寿潜为正副会长。张謇在《啬翁自订年谱》中记载此事：“郑孝胥同议设预备立宪公会，会成，主急主缓，议论极纷驳。余谓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公推孝胥为会长，寿潜与余副之。”（《啬翁自订年谱》卷下，20页）

　　这一年的十二月间（1907年1月20日），杨度主持的《中国新报》在东京创刊。这是一本以政论为主的刊物，他在《中国新报序》中表示：“夫以责任之人民，改造责任之政府，是之谓政治革命。居今日而谋救中国，实以此为至易至良之惟一方法，而吾人之所笃信欲有以此贡献于我国民者。此《中国新报》之所以作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873页）在《中国新报》中，他陆续刊载了《金铁主义》、《请开国会之理由书》、《国会与地方自治》、《中国今世最宜之政体论》、《代议政体论》等文章，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民族分裂，相信只要召开国会，实行宪政，建立负责任之政府，汉、满、蒙、回、藏各族就可以实现共同进步。

　　对于与革命党鏖战正酣的梁启超来说，《中国新报》无疑是一支生力军，给予他极大的支持。他马上写了《新出现之两杂志》一文，发表于第88期《新民丛报》，文章称赞“此报之宗旨，全在唤醒国民，使各负政治上之责任，自进以改造政府，成完全发达强有力之立宪国家，以外竞于世界”。对于杨度提出的民主立宪可能导致民族分裂，西方强国将借机瓜分中国的理论，也表示十分赞赏，认为“此实最博深切明之言，而予排满之革命派以至难之返答也”。（《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476～477页）杨度也很知趣，他在《中国新报》第四期撰文《致“新民丛报”记者》，写道：“昨读贵报第四年第十六号，有新出现两杂志之批评，于中国新报，录其叙文，且为表明其主义之所以然，至为详允；于工商立国军事立国之处，尤能洞识吾人所以救时谋国之苦心。此吾人所深谢而喜得同情者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873～874页）

　　遗憾的是，梁启超与杨度最终没能走到一起。我们今天很难责备他们中的哪一个，事实上，他们都为双方能够合作成功作出过努力，但有些问题又非他们能左右。最关键的还是领导权的归属问题，即由谁出任会长（总理）。本来，梁启超与杨度已经达成共识，康有为只是作为虚设的会长，不出头，不露名，也不担任实际的职务。这一点，梁启超早在十一月初就写信向康有为汇报，杨度也有信请梁启超转呈康有为。但当时康有为正在北欧漫游，他们的信很晚才寄到康有为手上，而他们收到康有为姗姗来迟的复信，已经是第二年的三月初了。在这段时间里，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先是神户三人密谈后不久，大约那一年的春节前夕，杨度在东京与方表、陆鸿逵等人组织了政俗调查会，并自任会长。不久，政俗调查会改名“宪政讲习所”，随后又改名“宪政公会”。这让梁启超很伤心，他在写给徐佛苏的信中说：“今日得一书，言某君（杨度）特开宪政会（彼既着进行故我亦不容缓），殆即兄所言宪政研究会耶？亦别一物耶？其诡秘真不可思议，与我共事而始终不一告我，意究何居？”（《梁启超年谱长编》，396页）几天后，梁启超再次致信徐佛苏，又讲到杨度：“某君处弟近致数函，不见复，南海有一函与彼（乃复彼函者），寄去已旬日，亦不见复，不知其有何意见否。据公言知其扩张党势，日新月异，而竟毫不相告，岂有相排之意耶？若果如此，将来何以共事，必至分立，而势日薄耳。为中国前途计，能无恸哭？”（同上，397页）

　　杨度的做法的确有些令人费解。他不久复信梁启超，除了说明收到梁启超的来信及康有为的复信外，还提出有两件事要商量，一为政党成立之时期，二为政党组织之方法。前者是说，目前成立政党，时机尚不成熟，“盖先举事而后造舆论，不若先造舆论而后举事”，“与其早数月而使人疑我无势力，不若迟数月而使人惮我有势力之为愈也”。（同上，398页）他所说的先造舆论，具体言之，即以开国会相号召，这样做容易为人所理解，从而了解组党的意义，“则一言结党，而须臾立成矣”。（同上，399页）接下来，他说到政党组织之方法，先把他们多次讨论的结果推翻了，他说：“吾等前此所议种种方法，实皆不甚妥帖，即兄所拟章程，弟亦不尽为然。”为什么发生这个问题呢？他先是指责蒋智由在其中为个人争地位争权利，“始事者而存此心，将使一党之人，无不以地位权利为先，而以国事为后，则吾辈何所为而组织此党者”。他自言，组党不是为了争地位争权利，“特见中国之危亡在即”，才“思合全国同志之力，以一谋之”，如果只是为了权利和地位，“弟非不能结一特立之小党，以与公等各树旗帜，相与周旋，以为娱乐也”；他说，“吾人所任之事大于曾（国藩）、胡（林翼）数倍，则其道德亦应高于曾、胡数等，虽自问非能有此，然不可不以自勉也”。（同上，399～400页）

　　虽然杨度一再强调自己不是为了争权利争地位，而是为了国家的安危，但此时梁启超对他已心生疑虑。他与蒋智由、徐佛苏的往来信函多次谈到杨度的问题。三月，梁启超有一封致蒋智由的信，其中就谈到他的担心：“某君（杨度）欲以其所支配之一部分人为主体，而吾辈皆为客体而已。吾辈固非不能下人者，苟有一真能救国之党魁，则投集其旗下为一小卒，固所不辞，但某君果为适当之人物否，能以彼之故而碍党势之扩张否，则不可不熟审耳。又某君之意，必欲于结党式举行后，即自在上海开一大局面，此议先生此前已极反对，弟细审情形，亦益不以彼所主张为然。今当结集之始，势力无一毫之可见，而先有种种意见，不能相下，将来能无破裂以贻外人笑乎？弟甚忧之。”（同上，391～392页）

　　此时，杨、蒋之争已不是秘密，杨度在给梁启超的信中也曾抱怨：“再弟前函论观云事，其书想由兄与佛苏观之，彼回东京告人，谓杨、蒋争权，各诉于梁。”（同上，401页）他大呼冤枉，认为徐佛苏搞得他很被动，很难面对其他同志的质疑。他提醒梁启超：“徐之为人热诚而识闇，难与深谋。”（同上，401～402页）又说：“兄千顷汪洋固其美质，然处世之际，亦不择人不择言，则实不可以为长处而自护也。”（同上，403页）多年以后，徐佛苏在梁启超给他的一封信上作跋注，也提到杨、蒋争权之事，他说：“及先生（梁启超）邀集余与杨晳子、蒋观云诸友议组宪团，杨、蒋政见至迕，彼此坚愎虚憍之意态，均不可当，余无术周旋其间，亦难左袒何方，惟怵心创议结社，即有此不祥之气，后患叵测。”（同上，397页）

　　梁启超在感情上倾向徐佛苏、蒋观云更多一点，他对杨度说：“弟初有此志时，除公之外，相与共商者，在东则为观云、佛苏等，在内则为楚青、孺博等。”（同上，393页）如果双方都不肯以大局为重，作出妥协，他加入哪一边都是问题。他劝这些朋友，感情是可以培养的，但决不能互相排斥，而应该互相提携。他甚至希望，即使不能同处一党，彼此也应该是协作的关系，而不要是竞争的关系。”彼此既有共同之敌，则彼此自无相敌之必要，果能循此以行，则异时必有成就联邦之一日，弟所望者在此，未识吾兄为何如耳”。（同上，394页）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双方已经没有合作的可能了。虽然杨度还在提康有为的地位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借口，因为梁启超早在三月给杨度的信中就明确地告诉他：“南海处弟前数月致书，已将吾辈所议详陈，南海暂不入会一节，久已约定，南海复书言一切如我所议，则此节亦在其中，不必再写信往问，其无异言，弟所能保证也。”（同上，392页）

　　既然如此，到了四五月间，梁启超与杨度分手已成定局。但他不希望自己这边先宣布组党，他在写给蒋智由、徐佛苏二人的信中讨论“正式结党之迟早问题”指出：“某处既有分离之说，弟意谓最好俟其宣布分离后，我乃明建旗鼓，则我有词以责彼，彼无词以责我，在前彼仍多为说词，则不能迁延久待，今彼既有此，则小待之后，我行动更可以自如。”（同上，第404页）六月八日，他写信给康有为，汇报了杨度的情况：“杨晳子初本极热心此事，至今犹然，但征诸舆论，且察其行动，颇有野心，殆欲利用吾党之金钱名誉，而将来得间则拔戟自成一队，故不惟本党旧人不敢放心，即东京学界各省新进之士表同情于吾党者，亦不甚以彼为然。故现在政闻社之组织，杨氏不在其内。”（同上，409页）但直到六月二十二日他还写信给蒋智由、徐佛苏和黄与之，商量如何处理杨度的问题。梁启超一直期待着他的复信，如果他在复信中明确表示不接受梁启超所提之条件，准备另外成立组织的话，梁启超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与他分道扬镳了—“故今欲再加一信与彼，今将原信呈上一阅，若谓可发，请即代发之，发后即着手于组织；若谓不可发，则须俟其复书后乃着手矣”。（同上，411页）但他也担心，一旦杨度在复信中并不明确表态，而是提出新的问题，继续牵扯下去，则必将影响他们组党的进程。“故不如当其未复书前，先以此书堵之，不然万一彼复书承认条件，则吾辈另行组织之议，反难进行也”。（同上）

　　成立政闻社，夹缝中的艰难努力

　　六月二十七日（8月5日），梁启超致信蒋智由、徐佛苏和黄与之，再次提到了杨度的复信，并寄给他们一阅。不过，此时双方已没有和解的可能。而且，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也不允许他们再拖延下去。七月中旬，清政府将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八月十三日（9月20日），清政府又颁发了设立资政院的上谕；九月十三日（10月19日），清政府颁发设立谘议局的上谕，要求各省督抚务必在省会筹设谘议局，并预筹各府县的议事会。这些在梁启超看来肯定都是好消息，他急于作出反应。既然当国者已经承诺预备立宪，那么，政闻社的成立也就应和了当日中国时势的必要。为此，他作了《政闻社宣言书》一文，来说明政闻社成立之必然性和必要性。他从三个方面来论证“政闻社之所以发生也”：其一，今日中国的第一件大事是改造政府，“夫既已知舍改造政府外，别无救国之图矣；又知政府之万不能自改造矣；又知改造之业，非可以责望于君主矣。然则负荷此艰钜者，非国民而谁？吾党同人，既为国民一分子，责任所在，不敢不勉”。

　　其二，国民对于专制、腐败之政治不满意，亦不肯默认，总要寻找机会表达，但是，往往“苦于无可以正式表示之途，或私忧窃叹，对于二三同志，互吐其胸臆，或于报纸上，以个人之资格，发为言论，谓其非一种之意思表示焉，不得也。然表示之也以个人，不能代舆论而认其价值，表示之也以空论，未尝示决心以期其实行。此种方式之表示，虽谓其未尝表示焉可也。然则正式之表示当若何？曰，必当有团体焉，以为表示之机关”。这就是说，国民要想使自己的意思之表达引起专制政府的重视，进而贯彻实行，就必须组织起来；组织起来的国民人数越多，意思之表达的分量就越重。于是他说：“吾党同人，诚有反对专制政体之意思，而必欲为正式的表示；而又信我国民中其同有此意思同欲为正式的表示者，大不乏人。彼此皆徒以无表示之机关，而形迹几等于默认。夫本反对而成为默认，本欲为立宪政治之忠仆，而反变为专制政治之后援，是自污也。夫自污则安可忍也，此又政闻社之所由发生也。”

　　其三，立宪政治就是国民政治，所以，国民政治素质的高低，是立宪的关键。要提高国民素质，“其第一着，当使国民勿漠视政治，而常引为己任；其第二着，当使国民对于政治之适否，而有判断之常识；其第三着，当使国民具足政治上之能力，常能自起而当其冲。夫国民必备此三种资格，然后立宪政治乃能化成。又必先建设立宪政治，然后国民此三种资格乃能进步。谓国民程度不足，坐待其足然后立宪者妄也，但高谈立宪，而于国民程度，不一厝意者，亦妄也。”那么，国民政治素质如何提高，这件事由谁来做呢？“则惟政治团体，用力常最勤，而收效常最捷也”；“则政治团体，诚增进国民程度惟一之导师哉”。由此言之，政闻社可谓责任重大。

　　谘议局是晚清政府在辛亥革命前夕“预备立宪”期间在各省设立的议政机关，此为江苏省谘议局创办的“会期日刊”。

　　他进一步提出政闻社四大任务：

　　一曰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二曰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曰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以上均引自《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20～27页）

　　九月十一日（10月17日），政闻社正式宣告成立，其机关刊物《政论》也随之创刊，并召开成立大会于东京神田区的锦辉馆。他们还邀请了日本维新元勋大隈重信、板垣退助两位伯爵，以及犬养毅、矢野文雄、尾崎行雄等人参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按说这是一个非常隆重、热烈的场面，与会者超过千人，但其中却有革命青年张继、陶成章等数十人在会场发难，“入场狂呼，几至互殴”。（《梁启超年谱长编》，417页）徐佛苏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写道：“顷刻，当地警长复率警卒十余人到场查询敌派扰乱情形，并云政治集会结社是经警署特许者，警署即有保护之责，如甲派人开会而乙派人闯入毁物殴人，是违反警律及刑律，本署故特派人来会场调查实情，以便决定是否以法律解决此事。”（同上，第418页）但是，梁启超却不希望中国人之间因政见不同而在异国打官司，让人家看笑话，他让会友向警方说明，只是会中同人发生了一点争论，不是他党袭击，也没有毁物殴人，请他们不要介意此事。日本警察便退走了。“后来，日本名流及报纸颇赞美梁先生之有‘政治德量’云”。（同上）

　　根据《政闻社社约》所列之发起人，有蒋智由、徐佛苏、黄可权、吴渊民、邓孝可、王广龄、陈高第共七人。（1907年10月《政论》1号，《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512页）按照事先的约定，社长一席为虚设，特别邀请马相伯先生为总务员，常务员则有徐佛苏、蒋智由、麦孟华三人。马相伯与梁启超的交情很深，梁在上海办《时务报》期间就曾在马相伯处学习外文。所以，该社成立后，梁启超便特派社员汤觉顿前往上海迎接马相伯，请他来日本就任。十一月十一日，政闻社在东京召开大会，欢迎马相伯，到会者数百人。《政论》第三号报道了欢迎会的情形，文中称赞马相伯：“深通吾国经世之术，四十年前毕业于法国大学，邃于哲理法政诸学，并旁通拉丁、罗马、英、德诸国文字，本其心得，以见诸躬行，其硕德懿行，皆足为吾国人表率。今以七十高年，冒万里风波之险，专为吾社员全体及中国前途而来，吾辈对之真不胜欣慕。”（《梁启超年谱长编》，425页）梁启超在给蒋智由、徐佛苏和其他社员的一封信里也对马相伯的到来感到欣慰：“马先生已到，此公之持积极主义，（觉顿言与之等见此公后五体投地）其勇更逾吾辈。今日与畅谈一日，已承许以全力担任社务，此真吾社前途最大之幸福也。”（同上）

　　马相伯的到来，让政闻社的同人备感振奋，每次登台演讲，听众都有数百人，声势更盛极一时。但也引起了革命党的妒忌。十二月十五日蒋智由在给梁启超的信里甚至担心马相伯受到攻击和伤害，乃至要煞费苦心地安排马先生的行程，以防彼辈探知。不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政闻社本部迁至上海，马相伯一行也随之回国。当时，他们活动的最大目标即速开国会，同时筹划在汉口设立《江汉公报》，并开办江汉公学。梁启超在岁末写给熊希龄的信里谈到他的计划：“以武汉为天下之中，畴昔兵家在所必争，政党为平和的战争，其计划亦当与用兵无异，故欲以全力首置基础于武汉，而其下手之法，一曰设一大日报，名曰《江汉公报》，二曰设一法政大学，名曰江汉公学。”（同上，435页）有传闻说，杨度也已经意识到了武汉的重要，正倾注全力在这里经营。

　　此前，杨度已先期回国。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梁焕奎、范旭东等筹划成立湖南宪政公会，有意拥护杨度为会长。十月中，恰逢伯父去世，杨度回乡奔丧，料理丧事。在此期间，湖南宪政公会宣告成立，杨度出任会长一职，并起草了《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是为晚清国会请愿运动之滥觞。据说，这份请愿书曾请王闿运先生作过修改，湖南不少士绅名流都在上面签了名。第二年春天，袁世凯又与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于是，举人出身的杨度，以戴罪之身，被授予候补四品京堂，即刻进京在宪政编查馆行走，并兼任颐和园外务公所教习，袁世凯还特意安排他为皇族亲贵演说立宪精义，宣传开设民选议院的主张。

　　杨度此时还是宪政公会（即宪政讲习所）北京本部的常务委员长。梁启超在给熊希龄的信中曾提到他回国后的情况：“闻龟山（杨度）在湘于吾党颇致微词，弟诚不料其如此，彼濒行时尚与弟抵足作竟夕谈，极陈将来联络之法，今反相挤，使双方社员间生出一重恶感，弟甚为龟山不取也。”（同上，436页）他这时还是清政府悬赏十万元通缉的要犯，不便出名，更不能回到国内，直接参加运动，但事实上，政闻社内外都认可他为社长，大家都愿意接受他的领导，大事小事无不取决于他。作为一个政治团体，政闻社集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他们在立宪这个大旗下走到一起来了。但它又是一个很松散的组织，很大程度上要靠感情来维系组织内部的关系。而个人的性情不同，时间久了，出现分歧、矛盾、误会、摩擦也就难免。具体到一些事务，每个人所处地位不同，看法也很难求得一致。政闻社以开创之际，要做的事情很多，不仅人才有匮乏之忧，在经济上更是捉襟见肘。一些社员因为没有收入来源，日常生活亦发生困难，社内为经济所困扰，竟不能向社员提供任何帮助。加上清政府、革命党，以及宪政公会的压迫，政闻社几乎陷于困境，梁启超亦有内外交困之感，以致他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春天生了一场大病。徐佛苏二月十七日写信劝他生活要规律，要劳逸结合，不能过度劳累，吃饭的时候不要多说话，睡觉的时候一定熄灯，更要讲究卫生，爱惜自己的生命。

　　即使这样，政闻社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还是做了许多事，对中国的政治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是运动开国会与推动地方自治，政闻社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该社社员在各省活动颇为积极，二月二十三日，张君劢在写给梁启超和麦孟华的一封信中汇报该社运动请愿速开国会的情形，他说：国会期成会事所运动之省份，以吾社为独多，而总共人数尚不满万。（安徽六七百，山东□□，湖南二千余，江苏现所签者不过四五百。）此间社员觉办事人于此方面并未注意，故此次甚望多得一二万人，为一极大之请愿，以雪吾社不能活动之耻。前在神户所谈，谓合广东西两省，得万余人尚非难事，则致函粤中时，必须得一极热心、极有力之人运动此事，以必达此目的而后已。此最东京社员所希望者也。（同上，453页）

　　六月初二日，预备立宪公会的郑孝胥、张謇、汤寿潜电请速开国会，以二年为限。紧接其后，政闻社也以该社全体社员的名义致电宪政编查馆，请限期三年召开国会。电文说：北京宪政编查馆王爷中堂军机大人钧鉴：开设国会一事，天下观瞻所系，即中国存亡所关，非宣布最近年限，无以消弭祸乱，维系人心。且事必实行，则改良易；空言预备，则成功难。凡事如斯，岂惟国会？近闻有主张十年、二十年者，灰爱国者之心，长揭竿者之气。需将贼事，时不我留，乞速宣布期限，以三年召集国会。宗社幸甚，生灵幸甚。（同上，454页）

　　七月中，各省代表陆续来到北京，并将近半年来签名运动的成果，即有数万人签名的请愿书，通过都察院带走。清政府对于各省民众的联合请愿，固不能不闻不问，于是便有了八月初一日（1908年8月27日）的上谕，宣布预备立宪期限为九年，同时，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

　　政闻社的另一诉求是在武汉创办《江汉公报》和江汉公学。对于政闻社来说，这两件事关系到他们的立社根本。办报自不待言，“至于私立法政学堂，为吾辈造就人才，扩张势力之根据地，较报馆而尤居其要焉。学堂多一学生，即本社多一党员，学生中获一明达之士，即本社中得一用世之才”。（光绪三十四年孙志曾《致梁任公先生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460页）极而言之，“今日为政法之学堂，即他日为政党之舞台”。但这两件事进行得都不很顺利。除了经济上的原因，更为严重的是环境之恶劣。张之洞不准在武汉开设民办的法政学校，而且，杨度领导的宪政讲习所也在争夺武汉这块地盘。上面孙志曾写给梁启超的信中就讲到宪政讲习会咄咄逼人的态势：“现闻宪政讲习所在长沙汉阳之间，以学会形式而实充其宪政之党势，凡足迹所到之处，无不为讲习会之势力范围。”（同上）

　　看起来，为了遏制政闻社强劲的发展势头，杨度或在袁世凯面前有所表示，做了一些手脚，也未可知。侯延爽是政闻社委派筹办《江汉公报》的人，他致信梁启超汇报其面临的困难，其中就有“他党的倾陷”这一条，他说：“杨晳子于武昌及南京等处遍散谣言，谓政闻社目的专在排袁，延爽在汉之办报，为排袁之先锋，前于沪新任道蔡某前媒孽延爽之短，不遗余力，到南京亦复如是。盖蔡道此次莅沪，乃某军机授意，令其镌刻党人碑者，杨晳子又从而加功焉。（此系督幕中某友密谓爽云云，且谓不速离汉，则祸将及也，党狱若起，必连及岑西林，某军机授意如是云云。）”（《梁启超年谱长编》，461页）对于袁世凯和张之洞，梁启超最初确有联络他们的想法，他在给蒋智由、徐佛苏的信里说：“然西林（岑春煊）、项城（袁世凯）二人，皆为今日重要人物，将来必须提携者，失此时机，相会殊难。”（同上，404页）但康有为却主张倒袁，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一再强调“今先其大者，自以倒劭（指袁世凯）为先”（同上，449页）。并计划从离间袁世凯与庆亲王奕劻入手。这本是极秘密的事，自然不能四处张扬。但社会上有些传言却也在所难免。徐佛苏在《梁任公先生逸事》一文里就对密谋倒袁的事有所记述，他说：“又值康先生有为自海外秘电某当道，请劾奕劻植党揽权，及外间有康梁秘联粤督岑春煊（西林）倒张之洞、袁世凯之谣，于是袁党力促张之洞奏请清后举发康梁乱政秘谋，张氏甚恐留日学界鼓吹立宪，为康梁所利用，乃毅然奏请解散政闻社，通缉首犯，而清廷谕令即下。”（同上，450～451页）

　　这样看来，倒袁、排袁为确有其事，杨度只是利用了这一点，在袁面前稍事挑拨，以此来阻遏政闻社的发展。陈景仁被革职一事发生后，梁启超致信蒋智由，还说到幕后的一些情形：“昨日雪舫（侯延爽）又有一书来，言慈宫见陈电，初不甚怒，袁面奏政闻社系某某等所发起，因有此谕云。”（同上，469页）然而，真实情况不会这样简单。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陈景仁电奏的全文，但透过将他革职的上谕，还能看到其中的蛛丝马迹：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奉上谕：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等电奏，请定三年内开国会，革于式枚谢天下等语。朝廷预备立宪，将来开设议院，自为必办之事，但应行讨论预备各务，头绪纷繁，需时若干，朝廷自须详慎斟酌，权衡至当。应定年限，该主事等何得臆度率请？于式枚为卿贰大员，又岂该主事等所得擅行请革？闻政闻社内诸人良莠不齐，且多曾犯重案之人。陈景仁身为职官，竟敢附和比暱，倡率生事，殊属谬妄，若不量予惩处，恐诪张为幻，必致扰乱大局，妨害治安。法部主事陈景仁，着即行革职，由所在地方官查传管束，以示薄惩。钦此。（同上，468页）

　　在将陈景仁革职的上谕发出二十天以后，清政府又发出了查禁政闻社的上谕：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七日奉上谕：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后败坏大局。着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伙，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钦此。（同上，468 ～ 469页）

　　由此可见，清政府查禁政闻社，主要还是担心其背后有康梁在运筹，欲借国内预备立宪的机会，图谋不轨。陈景仁的电奏只是给清政府提供了一个下手的机会和借口而已。十七日上谕发布不久，政闻社有《通告全体社员》一书，发表于七月二十六日《申报》，其中就讲到：“向例，惟有专折奏事权者，乃能电奏。今陈君一法部主事，何以谕中称为电奏？本社及海内外学界、商界，以电报请愿于政府者，非止一次，何以陈君此电独能上尘天听？”（同上，470页）其实，在陈景仁电奏之前，政闻社曾以全体社员的名义给宪政编查馆发过一封电报，请求限期三年召集国会，并未得到直接的回应。但此时北京的形势已有所不同，预备立宪公会所发动的各省国会请愿代表，正齐聚北京。而康有为又发动海外二百埠中华宪政会华侨向清政府上请愿书，提出九项要求，其中有立开国会以实行立宪、尽裁阉宦、尽除满汉之名籍而定名曰中华、营新都于江南以宅中图大等四条，都是清政府最忌讳的事。清政府的立宪，本来就是摆样子的，并非真心，这时更担心局面失控。所以，政闻社恰好被拿来开刀，杀一儆百。《申报》七月二十八日的报道中就曾写道：“某中堂谓中华帝国宪政会远在海外，难于解散，惟沿海各省分设政闻社与梁启超有关系，不如先查政闻社为下手之地。”（同上，472 ～ 473页）

　　然而，查禁政闻社，恰恰暴露了清政府无意立宪的真实意图。当时颇具影响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曾指出：“盖满洲守旧党皆谓立宪政体利于汉人，而满人历朝所得之权利皆将因此尽失，故竭力反对之，近日《江汉日报》复因登外洋华侨请愿书为鄂督所封。以上两事皆足阻中国革新之举。目下政学绅商已无敢再述及立宪二字，即江苏、江西、安徽、广东、浙江各省公派入京之代表，亦均拟束装会省。据此以观，满洲政府之政策，实欲箝制国民之口舌，使之不言，而严办政闻社社员，不过借端而已。”（见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申报》，《梁启超年谱长编》，473页）

　　这是看得很清楚的，可谓旁观者清。政闻社被迫解散之后，梁启超并没有消沉，除了养晦以待时机，他更多地以个人身份，通过撰写文章对国内的立宪运动以及国会请愿给予指导。他在写给徐佛苏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心绪和志愿：政治生活，此时固无从下手，然谓竟抛弃之，则非惟于义有所不安，即于势亦有所不可。十年来，以虚誉忝负一部分人民之望，社会之恩我不为不厚，此身惟有奉献之于政治界耳。若外界之阻力，则纡曲其途以达之可，时机之未熟，在养晦以待之可也。若夫舍此不治，则此外更有何道以为吾报国之地耶。（《梁启超年谱长编》，473 ～ 474页）

　　这一年的十月，光绪、慈禧先后去世。不久，袁世凯被逐，只有杨度等很少几人到火车站送行。袁世凯走后，杨度亦请假回乡。他与梁启超的关系似乎到此为止，合也好，争也好，不复再有往来。但宣统二年，杨度忽然自上一折，奏请清政府赦免并起用梁启超，他在其中谈到与梁启超的交往：“臣自戊戌以来即与启超相识，因学术各分门户，故政见亦有参差。其后游学日本，相处数年，文字往还，于焉日密，亲见其身屡濒危，矢志不变，每与臣谈往事，皆忠爱悱恻，无几微怨诽之词，是以深识其人，性行忠纯，始终无贰。倘蒙朝廷赦用，必能肝脑涂地，以报再生之恩。此臣之愚，所能深信。倘启超被赦之后，或有不利于国之为，惟乞皇上诛臣，以为臣子不忠之戒。”（同上，527页）这也是一番肝胆肺腑之言。可惜摄政王载沣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他的奏折被留中未发。

　　《字林西报》，1850年8月3日由英国人创办于上海，曾是在中国出版的最有影响的一份英文报纸。

　　民国“帝师”，退隐逃禅

　　进入民国以后，杨度一直还做着“帝师”的梦。熊希龄组织名流内阁，请他就任教育总长，他竟以“帮忙不帮闲”为由推辞不就，一口拒绝。此后，他组织宪法研究会，出任参政院参政，并怂恿王闿运先生来京担任国史馆馆长，后来，王闿运南归，杨度遂以副馆长代理馆长之事。1915年，杨度写了《君宪救国论》一文，拿给梁启超看，被梁启超一通好骂。李肖聃对此事有很生动的记载，他说：帝制议兴，杨著《君宪救国论》，议戴袁世凯为皇帝，持以告梁，谓君若反对帝制，势必出亡，使国受损，于事无补。梁言吾于亡命有经验，逊词拒之，杨乃拂衣而去。梁旋作书致杨云：“政见虽殊，交情不改。昔贤芳躅，吾岂敢忘？”著文论国体问题凡数千言，登之上海《中华杂志》。复走云南，赞蔡锷起兵讨袁。袁败，梁请惩罪魁，梁、杨交情始裂。及梁疾病，杨思往候与诀，所亲尼而止。（《星庐笔记》，5页）

　　关于这件事，梁启超的记述略有不同。他在《国体战争躬历谈》中写道，杨度秉承袁世凯之意，与孙毓筠、胡瑛、李燮和、刘师培、严复发起组织筹安会，自任理事长，为袁鼓吹帝制。梁启超作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文章写成以后，尚未发表，袁世凯已有所闻，他托人以二十万现大洋收买梁启超的这篇文章，梁启超婉言谢之，并且将文章抄录一份寄给袁世凯，“未几袁复遣人来以危词胁喝，谓：君亡命已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余笑曰：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梁启超年谱长编》，725页）。

　　不过，李肖聃也不是外人，他与杨度是老乡，世居湖南长沙县，光绪三十年（1904年）留学日本，辛亥年（1911年）归国。1913年，梁启超任司法部部长，请李肖聃担任秘书，他有时还为梁启超代笔。他的大女儿李淑一，与毛泽东多有交往，毛有《答李淑一》一词，脍炙人口。所以，他对梁启超和杨度的看法，应该说，大体不错：杨以文章自负，谓此事不外说理、论事、言情，说理之文，吾不如雷道亨；言情之作，吾不如梁卓如；至于论事，则挟贾、晁廉悍之气，驱苏、王明辨之词，吾于诸贤，未能多让。故杨之挽梁云：“人皆欲杀，我独怜才。”犹以文言也。然梁自谢政以后，往来南北，多所著书。虽未能精思极意，上掩古人，然闳才通识，海内同称，其九牧大名，非虚致也。杨自中年不好读书，晚年欲修国史，《失地》一篇，已十余万言。又遁情禅悦，以自消遣。卒以饮醇近妇，自陨其生。盖杨之才气，较大于梁；而梁之博览古今，非杨所及也。吾以文字获事二公。于梁有挽词，而杨为作家传。（《星庐笔记》， 5 ～ 6页）

　　章太炎谈到袁世凯洪宪帝制的失败，认为关键在于“三个人反对三个人”，其中首先就是梁启超反对杨度。黎元洪继任总统，发布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杨度列第一名。袁世凯死后，杨度心灰意冷，遁入空门，在天津、青岛租界闭门学佛，在出世、超脱的佛学中重新思考人生、反省过去，并以“虎禅师”之名写了不少论佛的杂文和偈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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