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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活得要飞了





  从二十八岁起练习写作,至今已有整十二年。在这十二年里,有三次真的快活——快活得连话也说不出,心里笑而泪在眼圈中。第一次是看到自己的第一本书印了出来。几个月的心血,满稿纸的钩抹点画,忽然变成一本很齐整的小书!每个铅字都静静的,黑黑的,在那儿排立着,一定与我无关,而又颇面善!生命的一部分变成了一本书!我与它似乎并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我决不会排字与钉书,或象产生小孩似的从身体里降落下八开本或十二开本。可是,我又与它极有关系,象我的耳目口鼻那样绝属于我自己,丑俊大小都没法再改,而自己的鼻子虽歪,也要对镜找出它的美点来呀!
  第二次是当我的小女刚学会走路的时候,我离家两三天;回来,我刚一进门,她便晃晃悠悠的走来了,抱住我的腿不放。她没说什么——事实上她还没学会多少话;我也无言——我的话太多了,所以反倒不知说什么好。默默的,我与她都表现了父与女所能有的亲热与快乐。
  第三次是在汉口,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开筹备会的那一天。未到汉口之前,我一向不大出门,所以见到文艺界朋友的机会就很少。这次,一会到便是几十位!他们的笔名,我知道;他们的作品,我读过。今天,我看了他们的脸,握了他们的手。笔名,著作,写家,一齐联系起来,我仿佛是看着许多的星,哪一颗都在样子上差不多,可是都自成一个世界。这些小世界里的人物的创造者,和咱们这世界里的读众的崇拜者,就是坐在我面前的这些人!
  可是,这还不足使我狂喜。几十个人都说了话,每个人的话都是那么坦白诚恳,啊,这才到了我喜得落泪的时候。这些人,每个人有他特别的脾气,独具的见解,个人的爱恶,特有的作风。因此,在平日他们就很难免除自是与自傲。自己的努力使每个人孤高自赏,自己的成就产生了自信;文人相轻,与其说是一点毛病,还不如说是因努力而自信的必然结果。可是,这一天,得见大家的脸,听到大家的话。在他们的脸上,我找到了为国家为民族的悲愤;在他们的话中,我听出团结与互助的消息。在国旗前,他低首降心,自认藐小;把平日个人的自是改为团结的信赖,把平日个人的好尚改作共同的爱恶——全民族的爱恶。在这种情感中,大家亲爱的握手,不客气地说出彼此的短长,真诚演为谅解。这是何等的胸襟与气度呢!
  在全部的中国史里,要找到与这类似的事实,恐怕很不容易吧?因为在没有认清文艺是民族的呼声以前,文人只能为自己道出苦情,或进一步而嗟悼——是嗟悼!——国破家亡;把自己放在团体里充一名战士,去复兴民族,维护正义,是万难作到的。今天,我们都作到了这个,因为新文艺是国民革命中产生出的,文艺者根本是革命的号兵与旗手。他们今日的集合,排成队伍,绝不是偶然的。这不是乌合之众,而是战士归营,各具杀敌的决心,以待一齐杀出。这么着,也只有这么着,我们才足以自证是时代的儿女,把民族复兴作为共同的意志与信仰,把个人的一切放在团体里去,在全民族抗敌的肉长城前有我们的一座笔阵。这还不该欣喜么?
  我等着,等到开大会的那一天,我想我是会乐疯了的!

  载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汉口《大公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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