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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中国历代文说(上)





  在第一讲里,我们略指出中国文士论文的错误,是横着摆列数条,没管它们在历史上的先后。现在我们再竖着看一看,把古今的重要文说略微讨论一下。
  先秦文论:文学,不论中外,发达最早的是诗歌。象《诗序》里的“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那样心有所感,发为歌咏,是在有文字之先,已有的事实。那么,我们先拿《诗经》来研究一下,似乎是当然的手续。《诗经》,据说是孔子删定的,这个传说的可靠与否,我们且不去管;孔子对于《诗经》很喜欢引用与谈论是个事实。
  《诗》中的《风》本是“出于里巷歌谣之作,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也。”(朱熹)它们的文学价值也就在这里。可是孔子——一位注重礼乐、好谈政治的实利哲学家——对于《诗》的文学价值是不大注意的;他始终是说怎样利用它。他用“《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篇》)定了读《诗》的方法;于是惹起后世注《诗》的人们对于《诗》的误解:“刺美风化”是他们替“思无邪”作辨证的工夫;对于《诗》本身的文学价值几乎完全忘却。这是在思想方面,他已把文学与道德搀合起来立论。再看他怎从其他方面利用《诗》:
  “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篇》)《诗》的用处是帮助修辞的。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
  (《礼记·经解篇》)这是以诗为政治的工具。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篇》)《诗》不但可以教给人们以事父事君之道,且可以当动植物辞典用!
  这样,孔子既以《诗》为政治教育的工具,为一本有趣的教科书,所以他引用诗句时,也不大管诗句的真意,而是曲为比附,以达己意,正如古希腊诡辩家的利用荷马。铃木虎雄说得好:
  “孔子当解释诗,对于诗的原意特别注重把来安上一种政教上的特别的意义来应用。……例如述到逸诗:‘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必评论说:‘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论语·子罕篇》)原篇虽是说男女相思,因居室远而相背的。对于这下一转语,可说是相思底程度不够,倘若真相思便没有所谓远这一回事的,恰如利用所谓:‘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篇》)的意义一样。政教下的谈话成了干燥无味(之谈,而)①由此得救了。又在《大学》里引《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商颂·玄鸟》)《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小雅·鱼藻之什缗蛮》)也说:‘于止,知其所知,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大学》)掇拾‘止’字以利用《大学》的‘止于至善。’……子夏问到《诗》里所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怎样解释,孔子答以:‘绘事后素。’子夏遂说道:‘礼后乎?’(《论语·八佾篇》)孔子又说子夏是‘可与言诗’的。甚至称赞为‘起予者商也。’但这种问答诗底原意已被遗却,只是借诗以作为自己讲学上的说话而已。”(《中国古代文艺论史》第一编第四章)
  这“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何等的美!可惜孔子不是个创作家,不是个文学批评家,所以没有美的欣赏。有孔子这样引领在前,后世文人自然是忽略了文学本身的欣赏,而去看古文古诗中字字有深意,处处有训诫,于是文以载道明理便成了他们的信条。
  周代诸子差不多都是自成一家之言。他们的文字虽然很好,象老子的简练,庄子的驰畅,可是他们很少谈到文学,而且有些藐视孔门的好古饰辞的,象“仲尼方且饰羽而画,从事华辞。”(《庄子·御寇篇》)之类。正是“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文选序》)只有孔子和他的几个门徒是以由考古传经而得致太平之术的,于是讨论诗文也成了他们的附带作业。他们是整理古著从而证明他们的哲学,对于文学的创作与认识是不大注意的。他们的功劳是保存了古礼古乐古诗,且加以研究;他们的坏处是把礼乐与文学全作了政治思想的牺牲品。“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关雎序》)诗的用处越来越扩大了!他们能作得出: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离骚》)
  那用“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来解释《离骚》的,也是深受孔门说诗的毒——这点毒气至今也没扫除净尽!
  汉魏六朝文论:汉代崇儒,能通一艺以上者,补文学掌故缺。六艺都是文学,失去独立的领域。这时候的传诗的人们,分头去宣传自家师说;《关雎》到底是说某夫人的事,《宛丘》到底是讥刺谁,是他们研究与争论的要点;《诗》已成了“经”,它的文学价值如何,没有什么人过问了。
  这时代的文学作品要算赋最出风头。对于赋的批评有扬雄的:
  “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扬子《法言·吾子篇》)
  有司马相如的:
  “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西京杂记》)
  前者由作家把赋分为两等——诗人的与辞人的;后者把赋的形体和作者的资格提道一下;二者全没说到赋在文学上的价值如何。
  班固便简直不承认赋的价值,他说:“……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竟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讽谕之义。”(《汉书·艺文志》)
  赋本来是一种极笨重的东西,“竟为侈丽闳衍之词”的判断是不错的;但是以失古诗讽谕之义来打倒它,仍是以实效立论,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所以铃木虎雄说:“自孔子以来至汉末,都是不能离开道德以观文学的,而且一般的文学者单是以鼓吹道德底思想作为手段而承认其价值的。但到魏以后却不然,文学底自身是有价值的底思想已经在这时期发生了。所以我以为魏底时代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自觉时代。”(《中国古代文艺论史》第二编第一章)那么,我们就看一看魏晋六朝的文说:曹家父子有很高的文学天才,论文也有独到之处。在曹丕的《典论·论文》里,有三点可以叫我们注意的:(一)他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这是清清楚楚指出文的内容不同,作法也就有别。说理的文自然以条理清楚为主,而诗赋便当写得美丽。他虽然没有说出为什么要如此,可是他真有了文学的欣赏,承认美是为文的要素之一。以前的人们是以体道而摹古,他现在是主张爱美的了。
  “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子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兢驰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矜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行;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隋书·李谔上书正文体》)这是后世守道明理者对“诗赋欲丽”的反攻,仍要把文学附属在道德之下,但适足以说明曹家父子对文学界的影响如何伟大了。(二)《典论·论文》里又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曹丕与王朗书里也说:“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
  这些话虽然没有说出文学是认识生命、解释生命的,可是承认了为文学而生活是值得的。自然这里的名利计较还很深,但因求不朽之名以致力文章,实足以鼓舞起创作的兴趣与勇气。
  (三)曹丕又说:“文以气为主。”气是什么?很难断定。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此语看出:为文的要件是由内心表现自己,不是为什么道什么理作宣传。这里至少是说文当以什么为主,不是文当说明什么;气必是在文内的,道理等是外来的。
  以上三点虽仍未说明文学是什么,但是对于文学的认识,确已离开实效而专以文论文了。
  以下讨论陆机的《文赋》:陆机的《文赋》比近人的一开口便引“文,错画也”真够高明的多了。他开口便是:“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
  这是说文是感物激情而发的,不是什么“文者务为有补于世”。有深刻的观察,有敏锐的情感,有触于内心,那创作欲便起了火焰,便欲罢不能的非写不可;那写出来的便是物我的联合。所以,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心有所感,便若痴若狂。想象与思维的联合,使心灵荡漾在梦境里。那方寸之地,忽然与宇宙同样的广大,上帝似的在创造一切;忽然缩敛,象一丝花蕊般细嫩,在春风里吻着阳光。于是,
  “笼天地于形内,挂万物于笔端。始踯躅于燥吻,终流离于濡翰。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或操觚以率尔,或含毫而邈然。”
  我们再看他对技术方面怎样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这是体格不同,当配以相当的文字。
  “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这是文辞音声应求妍美。
  “或寄辞于瘁音,言徒靡而弗华;混妍蚩而成体,累良质而为瑕……”这是一些文病。
  但是为文到底有一定的规则没有呢?他不肯武断的说。他只说:
  “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或袭古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或览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后精。”这似乎是说:文无定法,技有巧拙,要在审事达情,必求其适了。
  统观全文,可以看出两个要点来:一,文学是心灵的产物,没有心情的激动便没有创造的可能。这个说法又比曹丕的以求不朽之名为创作的动机确切多了。二,作文的手段,如文字的配置,音声的调和等,是必要的,不如是,文章便不会美好。
  发于心灵,终于技术,这是《文赋》的要义。陆机虽没能逐条详加说明(假如他不用赋体作这篇文章,他一定会解说的更透彻一些;自然,也许因为不用赋体,它便不会传流到现在),可是这些指示,对文学已有了相当的体认了解。我们可以替他下一条文学定义:文学是以美好的文字为心灵的表现。
  《后汉书》的著者范晔,主张“以意为主,以文传意”。(《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同时他拿“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去讲究音调。
  以意为主是重在讲说什么,便是要分别什么是该说的与什么是不该说的;这比以情为主的文学欣赏又低落了许多,因为文学的成功以怎样写出为主,说什么是次要的。况且传达“意”的自有哲学与科学,不必一定靠着文学。但是不论是文以情为主,是以意为主,他们——陆机,范晔——都由作家的立场来说文的主干是什么,不是替别人宣传什么文学以外的东西了;他们也全以为音调的讲究为必要的。
  音调的讲究渐渐成了文学的重要问题。在《南齐书·陆厥传》里说:
  “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沈约是四声八病的首创者,这种讲究看着虽然很纤巧,但是中国言语本是“声的言语”;声的调配实是叫文章美好的要件。当这“盛为文章”的时代,由主义而谈到技术上去,是当然的步骤。这四声八病的规定,虽叫文人只留意技术方面,可是这不能不算对言语的认识有了进步;文学本来是以言语为表现工具的,怎样利用工具的研究是应有的。沈约答陆厥书里说:“自古辞人,岂不知宫羽之殊,商征之别。虽知五音之异,而其中参差变动,殊昧实多。故鄙意所谓比秘未睹者也。以此而推,则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处。”这明明是说声韵的分析与利用是一种新的发现。
  这技术上的讲求,自然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事,但足以证明那时候文学确是成了独立的艺术,一字一声也不许随便用了。这正象乐器的改善足以帮助音乐进步,光线颜色的研究叫画家更足以充分的表现。自然,专修美工具是不能产生出伟大作品的,但这不能不算是艺术进展中必有的一步。
  现在我们看萧统的文说:他是很爱读书的人,他并且把所见过的文章选出来,作一部模范读本——《文选》。这个工作的第一步自然是要决定:“什么是文”。他说:“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以剪截!”(《文选序》)
  他一面推崇姬、孔,一面暗示出这些经艺根本不能算作纯文学;于是托词不敢芟夷剪截,轻轻的推在一边。
  还有:“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说理讲哲学的著作,不是为爱好文学而作的,也就不取。(打倒了“以意为主”)。
  “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这是说事实虽美,毫无统系,而且不是文学上有意的创作品,也就放在一边。
  “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史书是记载事实的,也不是纯粹文学作品,所以也不取。
  那么,什么样的作品才合格呢?只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方能被选。这个大胆的择取,便把经,史,子,杂说,全驱到文学的华室之外,把六艺即文学的说法根本推翻。有想象的,有整个表现的,有辞藻的,才能算文;不如此的不算。这个规定把“文”与“非文”从古籍里分析开,使在历史上与文学上“文”与“非文”截然分立,差不多象砌了一堵长墙,墙上写着:这边是文学,那边是文学以外的作品!这个“清党工作”真是非常勇敢的,大有益于文学独立的。
  以下我们谈《文心雕龙》:我们一提到文学理论与批评,似乎便联想到《文心雕龙》了。不错,它确乎是很丰富,很少见的一部文学评论。看它的内容多么花哨:
  关于说明文学体质的有《原道》、《征圣》、《宗经》、《正纬》等篇。
  分论文体格式的有《辨骚》、《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讨论修辞与作文法理的有《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但是,我们设若细心的读这些篇文章,便觉得刘勰只是总集前人之说,给他所知道的文章体格,一一的作了篇骈俪文章,并没有什么新颖的创见。看他在《原道篇》里说:“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
  这又是以“文”谈“文学”,根本没有明白他所要研究的东西的对象。至于说:“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便牵强得可笑!动植物有“纹”,所以人类便当有“文”;那么牛羊有角,我们便应有什么呢?
  在《宗经》里:“‘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
  经是文章的骨髓,自然文士便不许发表自家的意见,只许依经阐道了——文学也便呜呼哀哉了!不怪他评论《离骚》那样伟大的作品也是:“(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淹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辨骚》)
  这样以古断今,是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创作。《诗》是《诗》,《骚》是《骚》,何必非把新酒装在旧袋子里呢!论到文章的体格,他先把字解释一下,如:“诗者持也”,“赋者铺也”,“颂者容也”等等。然后把作家混含的批评一句,如“孟坚《两都》,明绚以雅瞻。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等等。前者未曾论到文学的价值——赋到底是体物写志的好工具不是?后者批评作品混含无当,作者执笔为文时可以有一两个要义在心中为一篇的主旨;批评者便应多方面去立论,不能只拿一两句话断定好坏。
  至于章表奏启本来是实用文字,史传诸子本是记事论理之文,它们的能作文学作品看,是因为它们合了文学的条件,不是它们必定都在文学范围之内。刘勰这样逐一说明,比萧统的把经史诸子放在文学范围之外的见识又低多了。
  说到措辞与文章结构,这本来是没有一定义法的;修辞学不会叫人作出极漂亮的诗句,文章法则只足叫人多所顾忌因沿。法则永远是由经验中来的,经验当然是过去的,所以谈到“风骨”,他说:“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这“正式”是哪里来的?不是摹古么?说到“定势”,他便说:“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势流不返,则文体遂弊。”这是说新学之锐,有所创立是极危险的。文学作品是个性的表现,每人有他自己的风格笔势,每篇文章自有独立的神情韵调;一定法程,便生弊病,所以《文心雕龙》的影响一定是害多利少的,因为它塞住了自由创造的大路。
  总之,这本书有两大缺点:一、刘勰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是把文与道捏合在一处,是六朝文论的由盛而衰。
  二、细分文体,而没认清文学的范围。空谈风神气势,并无深到的说明。
  这么看,《文心雕龙》并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而是一种文学源流、文学理论、修辞、作文法的混合物。它的好处是把秦汉以前至六朝的文说文体全收集来,作个总结。假如我们看清这一点,它便有了价值,因为它很可以供给我们一些研究古代文学的材料。假如拿它当作一本教科书,象欧洲早年那样读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与《诗学》,便很容易断章取义,把文学讲到歧途上去。刘勰自己也说:“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和“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这弥纶群言,是他的功劳;虽然有时是费力不讨好。这唯务折衷,便失去了创立新说的勇气。
  和《文心雕龙》的结构不同,而势力差不多相等的,有钟嵘的《诗品》。前者是包罗一切的,后者是专论诗家的源流,并定其品次。王世贞说:“吾览钟记室《诗品》,折衷情文,裁量时代,可谓允矣,词亦奕奕发之;第所推源,出于何者,恐未尽然。”诚然,钟嵘对于各家作品强求来源,如李陵必出于《楚辞》,班婕好又必发于李陵等,何所据而云然?他说:“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本来是极精到的话;可是他又说:“诗有三艺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然后“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这分明是说以古体为主,加以自家的精力,才能成好诗;于是每评一人,便非指出他的来源不可。而且是来源越古的,品次也就越高——上品都是源出国风、《楚辞》与古诗的。这个用合古与否作评断的标准,是忘却了文学是表现时代精神而随时进展的。
  至于评论各家也不完全以诗为主眼,如提到李陵,他说:“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如此?”这并没有论到李陵的诗的好处何在。就是以诗立论的,也嫌太空泛,如说曹植的诗是“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如说嵇康是“颇似魏文,过于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然托喻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矣。”使我们对于这些诗人并没有什么深刻的了解,只觉得这是些泛泛的批语而已。本来一篇诗的成就不是很简单的事,作家的人格,作风,情趣,技术都混合在一处;那么,只拿几个字来评定一个诗家的作品是极难的事,就是勉强的写出来,也往往是空洞的。况且,从诗的欣赏上立论,我们读诗的时候,它只给我们心灵的激动,并不叫我们随读随想那一点是诗人的人格,那一点是诗人的感情,而且是一个“整个”的。正如喝柠檬水一样,如果半瓶是苏打水,半瓶是柠檬汁,并没有调匀在一处,又有什么好喝呢。所以,就是有精细的分析,把诗人的一切从诗中剥脱出来,恐怕剥完了的时候,那诗的作用一点也不存在了。
  钟嵘也知道:“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即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诗品序》)如果他始终抱定这个“直寻”来批评,当然强寻源流的毛病便没有了,对于诗的欣赏也一定更深切了。
  至于把诗人分成若干等级是极难妥当的事。设若不把什么是诗人先决定好,谁能公平的给诗人排列次序呢?同时,诗人所应具备的性格、能力与条件,又太多了,而且对这些条件又是一人一个看法,怎能规定出诗人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找出诗人必备的条件,还有个难题,什么是诗呢?这是文学理论中最困难的两个问题;不试着解决这个,而凭个人的主张来评定诗人与诗艺的等次,是种很危险的把戏。他对于声律的讲求,有很好的见解:“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诗品序》)
  如果他抱定“直寻”和“口吻调利”来写一篇诗论,当比他这样一一评论,强定品次强得多了。以情性的自发,成为音调自然的作品,岂不是很好的理论么。
  以上这些论调,无论怎样不圆满,至少叫我们看得出:自魏以后,文学的研究与解释已成了独立的,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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