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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福明:一介书生的历史承当

作者:肖 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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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前的1978年,那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大讨论,犹如一声春雷,在沉闷而僵化的思想领域掀起一场摧枯拉朽的轩然大波。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都刻骨铭心。揭开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序幕的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一篇文章。同时,也将一位普通的理论工作者胡福明推上了历史舞台。
  30年后的2008年4月12日,这位已73岁的老人利用亲临浙江人文大讲堂探讨新命题的间隙,应约与笔者在西子湖畔的西湖国宾馆,进行了一次穿越30年时空的对话,思想解放的话题历久弥新……
  
  一
  
  20世纪70年代,注定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四人帮”横行肆为。最终落入历史垃圾之中,被斥为“政治小丑”:“文化大革命”曾以狂风暴雨之势席卷整个中国。但是在人民的意志面前还是落荒而去。由此。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的胡福明强烈地感到,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一旦觉醒了,没有一种力量能使他们屈服。
  同中国千千万万普通人一样,在1976年金秋十月。胡福明也以饮酒吃蟹来庆贺“四人帮”的倒台。他积极投身于批判“四人帮”的斗争。在南京大学和江苏省召开的揭批“四人帮”大会上,胡福明都是第一个登台发言者。作为一个哲学教师、一名中共党员。他敏感地觉察“中国已经到了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国要“改弦更辙”。“所谓‘改弦’,就是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根弦去掉;所谓‘更辙’。就是要另辟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
  当时胡福明主管哲学系的教学。还有授课任务。他挑灯走笔。写下了许多批判“四人帮”在思想上拨乱反正的理论文章。胡福明口诛笔伐,满怀激情地投入了揭发和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他的第一篇揭批文章是《评张春桥的全面专政》,揭露了张春桥的荒谬论点和反革命目的。文章在1976年南京大学第4期学报发表后,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接着,他一鼓作气,连出重拳,接连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谁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等文章。广大读者无不拍手称快。
  从1976年年底起,胡福明开始苦苦思考一个问题:“四人帮”虽然粉碎了,但是中国社会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局势:党内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依旧盛行。大量的历史冤假错案尚未得到清理和平反,1976年广大人民群众自发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行动依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如何从根本上批判“四人帮”。以推动拨乱反正呢?
  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主要思想实质是维护“文革”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两个凡是”。此后,批判“四人帮”突然降温,拨乱反正寸步难行。中国的未来命运一下子又被推到了生死攸关的抉择关头。
  胡福明陷入苦思,夜不能寐:判断理论、认识、观点、决策是否正确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判断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在历史上也经常按实践来修改自己的观点,怎么能说句句是真理?怎么能搞“两个凡是”?这完全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是宣传个人崇拜,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
  在参加一个教育战线讨论教育问题的座谈会时,胡福明发言表示教育质量下降了,科研无法搞了,教学被破坏了。后来有一位领导人对他说,教育战线是“文革”的重点,不能否定“文革”。虽然这位领导人是出于好心的“善语”,但这又促使胡福明不得不思考:拨乱反正的阻力在哪里?
  3月,南京正是春寒料峭时节。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胡福明终于意识到冲破“两个凡是”才是关键。发现这个问题,胡福明非常高兴,谋划着写作一篇战斗檄文。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长期从事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他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充满深厚的感情,背负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另外,他相信能收拾“文革”残局的除了邓小平没有其他人。所以,即使风险很大,他也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为了有力地批判“两个凡是”,胡福明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析研究、反复比较后,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中找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论点,作为基本观点。他认为,提出真理的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能切中要害。而且,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科学观点,又可以帮助干部群众运用这个科学观点去分析研究“文化大革命”,推动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
  7月上旬,文章的主题、观点、布局已基本形成,胡福明开始动手收集研究材料、拟定提纲。这时,家里偏偏又出事了——妻子张丽华检查出肿瘤,在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接受开刀治疗。把一双儿女交给岳母照管,胡福明白天在学校的讲台上授课,晚上到医院的病床边陪伴妻子。病中的妻子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但那时市场上供应的副食品相当匮乏,他只得利用课余时间不厌其烦地穿行在南京城中,采购西瓜、鱼虾等难得的时鲜食品。一位当时的医护人员至今还记忆犹新。当时张丽华想吃西瓜,可那时的市场上根本没有西瓜卖,胡福明只能找了他的一名学生“开后门”,买了两只碗口大的西瓜以安慰病中的妻子。
  夏天的南京,素有火炉之称。空气燥热,更兼牵挂着要写的文章,使在医院陪伴妻子的胡福明难以入睡。每当夜深人静时,他搬来椅子,摇着蒲扇,借着走廊的灯光看书,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有关实践真理标准的内容一边阅读,一边做摘录,一边进行认真研究。瞌睡了。就把3张椅子拼起来躺一会,醒了再看、再写、再改。7天后,妻子出院时,文章的提纲已写好,此时正逢暑假。胡福明用了一周时间写成文章初稿。这年9月,经历3次修改后,完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惊世骇俗之作。
  
  二
  
  文章写完了,寄给谁呢?想了半天,胡福明想到了这年5月认识的《光明日报》哲学编辑组组长王强华。当时,江苏省委党校召开一个理论讨论会。胡福明作了个《唯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的发言,在会场引起轩然大波,立即有两三个人站出来反驳、甚至批判他的观点。双方争论不下。会议也难以继续。大会主持人只得宣布暂时休会。这时。王强华找到胡福明,约他为《光明日报》写稿。
  于是,胡福明将稿件寄给了王强华。不料文稿寄出后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更不会知道将会在中国社会引发一场怎样的地震。原来是王强华去上海出差3个月,当他回到北京读了稿子后,立即排出了小样,于1978年1月19日寄给了胡福明并在附信中致歉,他写道:“……这篇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一下,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的副作用。文章请尽快处理寄来,争取早日刊用。”胡福明便着手按所提意见修改。
  4月上旬的一天,在《光明日报》社,一张刊有《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哲学》专刊第七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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