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白日点灯案
作者：沈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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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人员在讯问时特地问道：“你是否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
何明渊坦然回答：“我考虑过——大不了一个死字罢了!我如果不离开家乡，这会儿恐怕也已经饿死了!人民政府竟会让自己的人民饿死，这叫什么人民政府?”
何明渊随后又对他第二次去天安门广场白日点灯一举作了说明：原以为第一次白日点灯后，会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哪知几天下来根本没有任何反应，于是他就决定再次行动。何明渊说到这里，再次声称他已经准备被政府处死，所以再来一次白日点灯。
讯问结束后，调查人员随即写了一份《关于白日点灯事件的调查报告》，于下午4时送到了局长冯基平的案头。至此，他们的差使算是完成了，不过领导人并没有宣布这个调查组解散，所以没有返回原先的工作岗位。没想到只隔了一天，他们竟然又接到了新的调查命令。
新的调查命令跟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过问白日点灯事件有关——
冯基平接到《报告》后，当即派机要通讯员送往北京市委。
彭真主持北京党政领导工作时，有一个规定：凡是呈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文件、材料，或者虽然不是直接呈送领导人本人，但是对于该领导人指示身边工作人员来电来函询问过的事情的书面答复，都必须经他本人亲自过目签字。北京市公安局这份报告因此就送到了彭真面前。彭真先前并不知晓白日点灯案，看了这份调查报告前面所加的按语后方才知道，不禁眉头紧皱：“唔，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当时的彭真，身兼数项要职，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市长，还担任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彭真自然是知道粮荒的严重性的。这样，对于彭真来说，白日点灯案就不仅仅是一桩个别群众闹事或者“反革命分子活动”之类的案件了。
警方调查人员在《报告》中已经对此事作了定性，认为属于“反革命事件”；何明渊已经被拘留，所以《报告》中称其为“该犯”。整篇《报告》不到千字，比较笼统。彭真接连把《报告》阅读了三遍，每遍都看得非常仔细，看完后，沉思良久，然后吩咐：“请市公安局冯局长来一趟。”
彭真召见冯基平，是因为他需要当面了解白日点灯案的详细情况。冯基平已有准备，他把对于何明渊的讯问笔录也带来了。彭真只是象征性地翻了翻就把笔录放在一边，直接听取冯基平的口头汇报。冯基平具有超人的记忆力，把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
彭真听完后，沉默了片刻方才缓缓开口：“人民政府竟会让自己的人民饿死，这还叫什么人民政府?这句话是那个叫何明渊的人所说的原话吗?”
冯基平点头：“是的。”随即从笔录中找出何明渊的原话，指给彭真看。
彭真微叹一口气：“这话说得重了些，不过……”他没有往下说，但是意思已经表达出来了。
稍停，彭真又说：“这个何明渊讨饭进京、白日点灯的行为至少暴露了三个问题：第一，特殊时期的困难给人民群众造成的损害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第二，我们的干部中有一部分人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第三，对群众中对于当前形势的认识缺乏及时的引导。从这方面来说，这个何明渊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基平同志，我想托你办件事：何明渊这事既然是公安局出面调查的，能否再辛苦一下，以调查何明渊的名义，对他所说的情况进行一番调查，然后把结果告诉我。”
冯基平说：“当然可以。本来，作为一个案子，我们也是准备要派人去四川何明渊的家乡那里作一番调查的，其中还包括何明渊是否有过精神病史的内容。”
冯基平已经从彭真的话中意识到此事不仅仅是一个案子的问题。
彭真：“如此，就拜托了!”
冯基平点了点头：“我们将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这次调查，尽快把调查结果报送上来。”
彭真说：“至于何明渊的问题，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待调查后再作结论吧。”
三
北京市公安局迅速落实彭真的指示，当即指派调查人员赴四川达县调查。同时决定将已关押于看守所的何明渊从监房中放出来，安排他从事“外劳动”。
当时的看守所，被关押的人是不从事任何劳动的，只有极个别人属于例外，那就是“外劳动”。所谓“外劳动”，就是从事看守所内部清洁卫生、伙房等劳役的一种“岗位”，通常由问题不大、案情清楚而又没有前科的人担任。“外劳动”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并且能够获得较多的囚粮定量，因此被视为一种求之不得的美差。安排何明渊从事“外劳动”是一种优待措施。而且还包含着准备从宽处理他的意思。可是。何明渊并没有领悟到这层意思。他在大约一个星期后，就突然来了个不辞而别。
那天，看守所要购买当月的囚粮，派了两名看守员押着4个“外劳动”推了一辆人力车前往粮站。买了粮食返回的时候，何明渊在旁边推车，两个看守员一前一后押着。因为“外劳动”是属于受信任的人，以前外出从来没有发生过逃跑事件，看守员因而也大意了。后面的那个看守发现路边有农民在出售萝卜，于是就起意买几个给“外劳动”啃啃——这在那个年代已经算是一种不大容易得到的水果了。哪知，当他买来萝卜追上车子时，四个人只剩下三个了!
看守所方面当即一面组织追捕，一面报告上级。消息传到那几个没有去达县调查的警员那里，不禁大吃一惊：让何明渊做“外劳动”，这是他们听了冯基平局长所转达的彭真的指示后讨论决定的。哪知这何明渊竟然不识抬举，乘机逃跑了。这还得了，如果何明渊逃跑之后在社会上继续搞白日点灯的把戏，或逃跑出去后发生意外。被外国新闻媒体诬为“杀人灭口”，怎么办?这种忧虑，市局领导人同样存在，于是当即下令紧急追捕。
何明渊那天逃跑后，偷偷爬上了附近停着的一辆军用卡车，一下就到了秦皇岛。然后，他就在秦皇岛一带流浪，靠乞讨糊口。
北京市公安局派出富有追捕经验的警察追捕何明渊，功夫不负苦心人，5天后，何明渊被北京派往秦皇岛的一支追捕小组找到，押回北京，重新投进了看守所。
同一天，赴四川达县调查的4名警察返回北京。冯基平召见调查人员听取了汇报：达县地区的灾情确实非常严重，农村公社、大队、生产队许多干部作风粗暴，不少村子已经发生了非正常死亡——饿死、因饥饿而引起的自杀、他杀等。至于何明渊，他本人以及家属均无精神病史，他对审讯人员所说的情况完全属实。另外一点新情况是，何的一个没有成过家的叔叔和大哥均为红军烈士。
调查报告很快就送到了彭真的面前。彭真当天就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称赞北京市公安局做了一桩好事。次日，彭真陪同国家主席刘少奇会见外宾，结束后当面向刘少奇谈到了白日点灯案和随之进行的调查。刘少奇听后，难过得久久不语，最后说：“情况早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境地了!这是全党全国的头等大事啊!”
也许是白日点灯案为中央了解特殊时期的灾情起到了一个促进作用，在之后的两个月里，中央决策层综合全国经济情况进行了慎重的考虑，认为缺粮情况严重，导致工业上原定的指标无法完成，农村和城市居民的生活已经到了越来越难以维系的程度，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了严重困难。
为了扭转局面，中共中央于1960年6月8日至18日在上海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三年(1960年至1962年)补充计划问题。同年7月5日至8月15日，中共中央又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国内经济调整问题，并于8月10日发出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8月30日至9月5日，国务院审议了国家计委提出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在周恩来总理的主持下，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在1961年1月中旬举行的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上，“八字方针”在全党得到了确认。
由于得到彭真关心过问，何明渊第二次被拘留后的第三天，就被警方宣布解除拘留，改为收容。彭真提出：鉴于何明渊家乡某些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似不适宜让何明渊返回原籍，以防受到打击报复，可征求其本人意见，准其在其他地方择址落户。这正是何明渊所特别担心的问题，因此他立刻提出愿意去贵州一位朋友处落户。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他到贵州后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妥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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