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生死劫
作者：从维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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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上个世纪60年代的尾声。林彪发布了“战备一号令”。一些距离水晶城北京较近的劳改农场成员。有的被勒令还乡。有的被疏散到边远山寨；剩下一些无乡可归和被认定的“不安定分子”。便指定转移到“三线”。我和妻子为劳改队中的“右派”分子。皆属于无乡可还群体中的一员，于是在1969年的10月28日深夜，先被装上卡车，然后被押上火车，从河北海滨的劳改农场，开往“三线”山西。
大撤离。
大疏散。
大转移。
其实，我们原来所在的茶淀农场。远离北京一百多公里，是个方圆近二十公里的大芦苇塘，根本影响不了国家的安定，迁移“三线”实属劳民伤财、伤天害理之举。但是始自1966年的“文革”，已使中国疯狂起来。在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的形势下，各大城市火葬场爆满没使“文革”的头头们感到满足。对活人的世界也草木皆兵。因而。我们一些当年被错划为“老右”的人，自然属于大撤离、大疏散、大转移的对象。混同劳改农场中的地、富、反、坏、不分“内矛”和“敌矛”，便一块儿被掷往山西汾河湾去了。
我乘坐的车厢是“劳改鸳鸯”专列。其中除了我和妻子张沪是夫妻“右派”之外，其他夫妻都属于男女扒手、男女流氓、男女坏分子组合成的夫妻店。我能记下名字的有徐盛增、孙西敏。赵光弟、张丽华，张汉文、马俊卿，便宝华、程风英，张富、赵爱晶，刘四、耿秀敏，陆恒庆、贾永莲…’…约有八九对夫妻。无须讳言。这些“杂品”当中有的确属社会垃圾。但也不乏被“文革”风暴卷进大墙的冤鬼。至于那些单身“老右”，当列车驶过阳泉车站时，被抛出一部分去了阳泉王庄劳改煤矿，余下的几百号人，则被运往晋南的曲沃劳改砖厂劳改。
曲沃是远古历史上的名城。春秋战国时。“重耳走国”救赵之故事。就演绎在这块地界。这儿原有一些古迹保存。在“文革”大破“四旧”的日子。皆被疯狂的群盲毁坏殆尽。待我们抵达这座古城时，它的古老文明已荡然无存——只有一件东西没有拆毁，那就是劳改砖厂的红色围墙。它不但没有被拆毁。还因其人满为患。我们抵达曲沃砖厂不久，干的第一件活儿就是在大墙上砌砖。加高狱墙以防犯人越狱逃跑。干这个作茧自缚的活儿。已然让我感到内心悲凉——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一场生死劫，会落到与我同炕而眠的前奏张沪头上。
1970年初。“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身材魁梧、作风专横的支左军代表于连长，身披一件绿棉大衣，在空场上召开训政大会。他先宣读了“一打三反”内容(我只能回忆起“一打”是严厉打击反革命，至于“三反”都反什么，我已记忆不清)。后又动员劳改成员之间展开揭发检举，以深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巩固和深化“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本来。会议召开的时间不长。于连长训政之后，已披起军大衣离位而去。剩下的具体事儿由劳改干部布置就行了。但由于“煮豆燃豆萁”的“同类”相煎，本来离位而去的于连长，又匆匆地走了回来——因为在他离开椅子的瞬间，有人递上去一张告密的纸条。
他把手里的纸条打开看了几眼后说：“谁叫张沪?”
张沪懵懵怔怔地站了起来。
“你想翻你‘右派’反革命的案？”
“这是没有的事。”张沪不亢不卑。
那咋会有人揭发你哩！“于连长瞪圆了一双眼睛。
坐在男号队伍中的我。心突然狂跳起来。据妻子告诉我，在冬季的认罪守法学习中，管理她们女监的沈队长，曾动员那几个女号向党交真心。向“文革”献忠心。张沪在例行公事时。把她在1957年的反“右”结论。在女号中间自述了一遍。比如她说“五一节搞大游行是劳民伤财”。以及模仿陶行知先生的诗。在《北京日报》编辑部黑板上，胡诌过打油诗“大佬官坐小汽车／小佬官坐大汽车／没有车坐的／吃灰”等等。管理她们的沈队长。觉得一个革命家庭出身的女记者，仅凭这几条就被打成“右派”。有点迷惑不解，甚至流露出某种同情。在这种情况下，张沪说了以下几句话：现在定我为“右派”的那几个头头。都被群众当“走资派”揪出来了。沈队长当时只是听着。并没有对张沪的发言表态。因为这一切都是事实，张沪并无半句虚言。会后。那个姓沈的队长，还曾对张沪的遭遇表示过惋惜一当然。这是在只有她和沈队长单独在一起时才能流露的感情。
没有料到为人老实厚道的徐盛增，有个并不厚道的妻子孙西敏(曾在北京某中学教书，划“右”后又因偷窃而劳教)。在“一打三反”的会场上，不知是出于表现欲望。还是女性之间本能的嫉妒，抑或是荀子的“人性恶”的支使，她匆匆给军代表递上了这一纸条，纸条上不过短短几句诬陷和告密的话。差点把张沪送上断头台。
军代表问：“你过去是个记者?”
张沪点点头。
“说话——”军代表对她的态度已然懊恼。
“是。我曾经是北京日报的记者。”
“我考考你，你给我说说，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军代表摆出一副刚愎自用、盛气凌人的架式。
其实。在这样的场合，他之所以杀出一个“蒙太奇”式的考问。不外乎表示自己不是大老粗，是一种潜意识的自我标榜。张沪1951年在人民大学进修的就是政治经济学，那密密麻麻的笔记有厚厚的一沓，因而回答这样1+1=?的幼儿园式的简单问题，可以脱口而出。但在当时的一片肃杀气氛中。在政治统帅一切的“文革”年代，她竟然做出了带有戏谑性的回答：“政治是一切的基础。”
在场的全体劳改成员中。除了刑事犯不知其回答的谬误之外。“老右”都知道她答错了。我则深知其性格，她是以此来暗喻这个“红海洋”的年代。
军代表立刻轻蔑地一笑：“你是哪儿‘毯’的记者，连马列的ABC都不知道。”
“请你嘴上卫生一点。”桀骜不驯的她。公然顶撞了这个“皇帝”一句。
“给她戴上手铐。”于连长立刻下令。
沈队长神色犹豫地站起来，想缓冲一下紧张气氛。但还没容她说什么，军代表已然对她发了脾气：“听见没有。马上执行。”
沈队长摊摊手。表示她没有随身携带手铐。
“你是干啥吃的?这是专政机构!”
干部们顿时愕然，劳改队队员面面相觑。整个会场静无人声，有几百号人的开会现场。瞬间变成了基地般的肃穆。我暗自为张沪心急。希望在现场没有找到手铐的情况下。她说上一两句违心认错的话。以改变眼前的危机。在场的军代表中另一代表吴排长。甚至站起来大声提醒她：“张沪。你该知道你犯了错误，现在悔改——”“还不迟”这三个字还没出口，于连长手一挥说：“不能对‘反革命’有任何仁慈。去，拿手铐来。带她去隔离反省!”
给她戴手铐那一刹那。我心碎了。
……
之后发生的事情。是当今读者难以想象的：张沪的行李，被从我们住的那间四号小屋搬走了，由我们同车来汾河湾的“内矛”张丽华(绰号小耗子)监管她；张的“内矛”丈夫赵光弟(绰号小黑子)搬到我的小屋来对我实行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