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张东荪其人其事

作者：华　威

字体： 【大 中 小】

　　张东荪，原名万田，浙江钱塘县人。是我上世纪三十年代国著名的哲学家，是当时中国政治、文化两界声名赫赫的人物。
　　张东荪出身官宦世家，自幼饱学诗书，后留学日本，接受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熏陶，在梁启超的影响下，产生了入世、救世思想。回国后，他以“圣心”的笔名发表政论文章，并参加了孙中山在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4月，他选择了另一条生活道路：办报议政。主要以评议时局、研究政体、介绍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的方式参与政治的。
　　作为学者，他被研究者称为“输入西洋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人”；作为报人，他参与创办《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主办了《解放与改造》等多种时政刊物。在张东荪等人的努力下，“学灯副刊”被誉为五四时期三大报纸副刊之一；作为政论家，在近代中国风雷激荡的语境下，他总是力图坚持自己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受到人们的关注。为抵制蒋介石政府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他和张君劢组建了国家社会党，起草了国社党的政治宣言《我们所要说的话》，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结束训政，还政于民。
　　1937年，张东荪形成了调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国民党与共产党，借以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所谓“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后因“国共合作并不是建立于诚意真心，政府未必采纳”而扫兴地返回北平教书。他先后写了《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和《理性与民主》三本著作，构成了他独立的知识论体系，形成了较完整的文化思想和“渐进的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
　　1941年12月，时任燕大教授的张东荪被日本人抓捕。他拒绝与日本人合作，自杀四次而未遂，并与看守厮打，不屈服于日寇的淫威。1942年6月18日，被日军判处一年半徒刑，缓刑三年。
　　抗战胜利后，张东荪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常委。1945年11月，他作为民盟代表从北平飞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针对时出中国急需的是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但政协会议中达成的五项协定并没有起到束缚当政者手脚的作用，国民党极力破坏协定的实施，大举进攻解放区。在内战已经打响、政协决议根本无从实施的情况下，国民党并没有完全放弃舆论攻势，仍然决定按期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党对各党派负责人极尽拉拢之能事，以图孤立中共。作为民盟和民社党(国社党此时已更名为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的张东荪经历了严峻的考验。而和张东荪相交多年的民社党党魁张君劢顶不住党内的压力，已决定率民社党参加国民大会，并派员向张东荪游说。张东荪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没有退让。当民社党正式宣布脱离民盟参加国民大会的消息传来时，张东荪气愤地说：“简直是胡闹，想做官，想做官罢了!”包括张东荪在内的民盟中央决定将民社党开除出盟。
　　和谈破裂，张东荪等人幻想以不偏不倚的第三方立场，调和国共冲突，使中国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然而内战的全面爆发让张东荪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中国究竟应该走怎样的道路?和当时许多知识精英一样，他认为中国应该走一条既不同于欧美、又异于苏联的“第三条道路”。1946年底，张东荪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召开的一届二中全会。1947年，张东荪写了《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和平何以会死了》及《美国对华与中国自处》等文章，进一步阐发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1947年l0月，夕国民党下令解散民盟，抗战后逐步形成的第三方面势力瓦解，所谓的“中间路线”宣告破产。
　　1948年底，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驻守北平的傅作义与解放军就北平的和平解放问题进行谈判。张东荪在和傅作义会晤的过程中帮助傅将军下定了和平解放的决心。毛泽东事后在颐和园一次会议上当着许多人的面，竖起大拇指说，北平和平解放，“这是张先生的功劳!”张东荪后来也认为，使千年古都免遭刀兵战火，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情。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张东荪以民盟中央常委身份参加了筹备会；9月21日，新政协第一届会议开幕，张东荪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9月30日，张东荪与周恩来等56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0月l9日，张东荪被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这一年元月下旬，张东荪与费孝通等人到西柏坡拜会了毛泽东，会谈中毛泽东对张东荪的“中间路线”主张和反对外交“一边倒”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包括张氏在内的很多知识分子存在严重的“亲美”、“恐苏”思想。这次谈话让张东荪的情绪一度低沉，但并未使他改弦更张，特别是他坚持认为中国要想发展就不能和美国交恶，中国不能充当美苏两大国冲突的牺牲品。正是这一“顽固立场”为后来发生的“叛国案”埋下了伏笔。
　　1950年美国间谍王志奇被捕，l95l年，张东荪被定为犯有“叛国罪”。
　　关于张东荪叛国案，人们说法不一。目前，有关张东荪叛国事件的回忆都没有引述原始文件，这给这桩历史事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据一个看过张案审讯材料的人回忆说：“据美国间谍王志奇招供，当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时，张东荪送了一份名单给美国国务院，凡他认为将来可以与美国合作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他都做了记号。有的是双圈，有的单圈。又当中国政府决定抗美援朝时，张把消息透露给王，并叫他赶快离开北京去香港。凡此种种，人证物证俱在，这是现行反革命的罪行，是通敌卖国的行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中对张东荪的介绍是这样的：“张东荪，原为燕京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抗美援朝时，因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被免去政府委员职务，但从宽处理，不逮捕法办，并照发工资，随后民盟中央决定开除他的盟籍。“这个介绍中，只肯定了张东荪在抗美援朝中这一件事，而排除了给美国国务院送名单并做记号的说法。而张东荪的亲友则称：“此案的关键人物是一个同时为美苏服务的双料间谍王志奇。王在解放以后常去张家，但张对他不欢迎，曾劝他马上离开中国。张在政治上缺乏经验，他当时在燕京大学工作，常到城里开会，就随便把文件置放在长子张宗炳家中，有一次刚好被王志奇看到。王后来被捕，事情就牵涉到张。张亦承认自己于此事有责任，自责不已。“虽然张东荪亲友的说法也未必绝对可信，但比起其他人的说法，似乎较为合理。由于这是一件秘密审理的案件，档案至今也没有解密，所以今人也无从得知案件的全貌。据与张同时代的学者们推论，出事的时候，张东荪已是64岁的老人，说他主动给美国特务提供情报，没有什么前提，也不合张东荪一贯的为人行事的原则，王志奇无意中看到有关材料是可能的，但出事以后将此事扩大为张东荪主动提供是不近情理的。对张东荪的遭遇，学者吴孝武的判断是，“张在解放战争期间曾鼓吹中国做美苏桥梁的外交政策，并认为中国今后要工业化，必须在更大程度上依靠美国而不是苏联。因此，他对中共后来的‘一边倒’政策有所保留。“吴孝武认为这是引起对他怀疑的原因。
　　张东荪的好友俞颂华说过：“他是彻头彻尾的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有独特的见解与主张，他喜欢独来独往，特立独行，而不愿受任何拘束的。对于什么政党的所谓铁的纪律，他是感到头痛的。”由张东荪的思想和性格推论，50年代初，以他那样身份参政的人能掌握多少国家情报和机密昵?在张东荪看来，他所知道的那些事也许根本就不是什么情报，这也就是旧文人在新时代的不适应。张东荪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最早被新时代抛弃的人。
　　l950年公安机关逮捕美国特务王志奇后，王在供述中一口咬定张东荪向他提供了国家机密。l951年，正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接受重点批判的张东荪一跃成为叛国罪人。虽然张东荪拒不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更不承认自己是卖国和叛国分子，认为自己的主观动机还是为了国家免受战难，但他还是在“世人皆曰杀”的氛围中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屡想自杀谢罪。1952年l0月，民盟将张东荪开除，有人并提议将他逮捕法办，但毛泽东指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养起来。就这样，张东荪在辞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后，其数十年丰富多彩的政治生命宣告结束。虽然名义上还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但一个“美国特务”怎会有上讲堂的资格?赋闲家居的张东荪从此以作旧体诗词自遣，在诗中沉痛地自白：书生谋国直堪笑。l973年6月2日张东荪病逝于北京；终年88岁。
　　（责编：金锋 滑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