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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特奈尔在1720年以常务秘书的身份为数学家M．罗尔写的颂词中使用了“革命”这个术语。“革命”一词在这里的出现与罗尔本人的工作无关，而是在关于洛必达《无穷小分析》（这是关于微积分的第一部教科书，1696年在巴黎出版，后来又分别于1715、1720、1768年再版）一书的评论中提出来的。（丰特奈尔实际上是洛必达那本书的匿名序言的作者，尽管他运用了一种可能使不善猜疑的读者认为它是洛必达本人文笔的风格。）丰特奈尔认为（1792，7：67）： 那个时候，洛必达的书已经出版了，而且，几乎所有数学家都开始转向新的无穷几何学「即新的微积分」。——直到那时也没有多少人知晓。数学家们所使用的方法的惊人的普遍性，证明的极其简洁，最困难的解法（解式）的精巧和速度，一种特别的、出人意料的新奇，都引起了数学家的注意，因而，在数学王国中发生了一场非常显著的革命。 丰特奈尔在为洛必达所写的颂词（1704）中也使用了“革命”这个概念。在这篇领词中，丰特奈尔再一次谈到洛必达的教科书以及‘哪些正在成长为数学家的人们对《无穷小分析》一书的渴望”。丰特奈尔写道，洛必达的目的“主要是造就数学家”，而且，他满意地看到，“以前留给那些现在已近暮年、对数学感到忧虑的人们的问题，对于年轻人来说，已经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了”。“显然，这场革命的规模将会更大，而且总有一天，我们将会像从前发现那么多的数学家那样，发现更多的数学研究者”（1790，6：131）。 上述在谈到洛必达的教科书时对“革命”一词的这两个用法与以前的情况是不同的，因为，微积分引起了数学中的一场观念的革命，而洛必达的《无穷小分析》一书则巩固了那场革命，并且使它的方法和成就对于数学家的职业革命化是如此有效和得心应手。换言之，（在丰特奈尔看来）洛必达对于吸引年轻的数学家（几何学家）进行新的分析并且赋予它们以新的力量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因此，丰特奈尔看来在“une revolution presque totale……dans lageometrie”（几何学〔数学」中的一场几乎是全面而彻底的革命）和“une revolution bien marquee（非常显著的革命）之间作了区分，如洛必达的书在几何学界所产生的革命（即几何学界的一场显著的革命）。 确切些说，那些研究微积分的人都从经验中体会到了丰特奈尔所描述的东西——以一种简单而又直接的方式解决那些最困难的问题的力量。解决复杂问题的卓越的工具的这种意义通常首先展现在对分析几何学的研究中，以及后来的微积分中。在经历了17世纪的两次伟大革命——笛卡尔和牛顿（他同莱布尼茨共同分享了荣誉）之后，数学的力量和深奥被揭示出来。 正如丰特奈尔充分意识到的，牛顿和莱布尼茨就微积分的发明优先权问题曾进行过激烈的论战。在其《几何学……原理》一书的序言中谈到微积分时说：“牛顿是第一个发现这个奇异的运算的人，而莱布尼茨是第一个将它公之于众的人。关于莱布尼茨和牛顿都是微积分的发明者这个问题，我们已在1716年加以叙述和说明，而且我们在此也不会再作重复”。 丰特奈尔使用“时代”（“它是一个几乎全面革命的时代”）表明，“革命”具有创造某种全新的东西的含义（见上文，第4章）。丰特奈尔也写道“总体的革命”或全面的革命。在思考一场意义极其重大的变革时，“total”（总体的、完全的）和“complete”（全部的，彻底的）这些词是被用来表明：革命改变了一切。然而这意味着，这样一个用语的使用者已经忘记了这个词原来的循环的含义，因为一场全面的或总体的革命（如在三百六十度摆动或绕轨道转满一圈时），照字义讲意味着回到出发点，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任何根本的变化。 丰特奈尔除了论及数学领域的革命外，还谈到人类事务其他领域的革命。在一篇有名的短论——“论数学的有用性”——中，他说，历史提供了一幅“人类事务中继续革命的景象”。这些构成了一个接着一个不断发生的帝国、道德、习俗和信仰的盛衰和兴亡（1760，6：69）。在他关于彼得大帝一世的颂词中，丰特奈尔专门谈到在俄国发生的革命，以及马莫德在波斯进行的一场革命。 在18世纪初，丰特奈尔展现给我们的革命（不带有该术语的旧的循环的根源的任何遗迹）观，是把革命看作一种被认可的科学变革的方式——当然，这里所说的科学的变革是在数学中的变革，而不是自然科学或生物科学中的变革。我未曾发现丰特奈尔谈及笛卡尔引发了一场革命，虽然丰特奈尔坚定地相信笛卡尔哲学；在他为牛顿所写的传记中，他也没有援引革命的概念或使用这个术语（见科恩和斯科菲尔德的著作1978，427——474）。我认为，对于数学中而不是自然科学中的一场革命的这个卓越的比较早的论述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表明，无论笛卡尔还是牛顿的自然哲学，正像牛顿和莱布尼茨的新数学一样，到那时为止尚未得到充分而普遍的认可。 随着18世纪的发展，牛顿在自然哲学中的革命才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认识（而且，最终得到几乎普遍的认可）。我所发现对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革命力量的最早的明确阐述，见于阿列克塞一克劳德·克雷洛1747年11月15日在巴黎皇家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上宣读的论文的开场白中。克雷洛明确说：牛顿的“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标志着自然科学中一场伟大革命的划时代的事件”。这里，我们也许可以再次注意到，使用“时代”一词，在克雷洛断言一场牛顿式的革命时，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克雷洛的陈述更加重要，因为他在其中进行陈述的那篇文章致力于探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牛顿的引力平方反比定律可能并不是精确无误或绝对正确的，而是需要修改的。 对科学革命的这两个比较早的论述都与牛顿有关，这个事实值得注意，因为，正是牛顿在理论数学中的成就和他在万有引力力学的基础上对宇宙体系的分析实际上给科学的革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并使科学家和哲学家们都认识到，一场革命事实上已经发生了。我们也许可以说，牛顿1687年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对于认识一场科学革命的发生，发挥了与历温年光荣革命显然对政治革命发挥的相同的作用。 狄德罗和达朗贝 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在狄德罗和达朗贝共同编纂的伟大的《百科全书》中，对政治革命（在世俗的非循环的意义上的革命）以及作为几何学、天文学、地质学和钟表学中的一个术语的“革命”进行了相当多的讨论。但是，对于科学中发生的革命——与过去进行彻底决裂意义上的革命——则未作任何涉及。关于这个主题，我们必须转向《百科全书》中由达朗贝和狄德罗的著作增补的其他条目。在《百科全书》（1751年出版）的“引言”中，在简短地概括近代科学的兴起，或者说与近代科学密切相关的哲学的兴起时，达朗贝引入了革命的概念。但是，该篇短论的目的是要概括出对所有知识包括科学的～种方法论的和哲学的分析——这在他的计划中占据了主要位置——而不是描述科学本身。 达朗贝的历史描述是从“掌玺大臣（大法官）培根”（他被置于一个前辈的位置上）开始的，然后转向对笛卡尔所进行的根本的创新作简短的概括。尽管充分认识到牛顿自然哲学的重要性——事实上，正是牛顿的自然哲学推翻和取代了笛卡尔的自然哲学——但达朗贝仍然觉得需要为笛卡尔这位法国人和数学家同行说几句话。因此，他提请人们特别注意笛卡尔（他显示了“如何摆脱经院哲学、舆论和权威的束缚的智慧”）伟大的“反叛”。达朗贝非常清楚地知晓政治的革命力量的作用，而且他把笛卡尔描绘成（1751-1780，I：xxvi；达朗贝1963，80-81）“一位反叛者的领袖，他最先敢于起来反抗一种专横、独断的势力，而且，在准备一场彻底的革命的时候，奠定了一个更公正、更美好的而他本人不可能看到被确立起来的政体的基础。”笛卡尔在如此“准备”“革命”的过程中的作用，或他的“反叛”，是“对哲学的一个贡献，这一贡献比起他的杰出的后继者此后所作的贡献可能是更难以做出的”。尽管达朗贝没有专门指出这一点，但是他含蓄地告诉我们，笛卡尔所准备的革命是由牛顿完成的。因为，达朗贝不仅同时用可以想象到的最可嘉许的措辞详细而清楚地说明了牛顿在普通物理学、天体力学和光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而且他还特别指出，当牛顿“终于出现”时，他“赋予哲学一种显然它要保持的形式”。因此，在科学中，牛顿实际上完成了笛卡尔只是对此作了准备的革命。 而且，在指出这个“伟大的天才「牛顿以识到现在正是从自然科学中清除猜想和含糊的假设的时候”（1963，81）之后，达朗贝说，牛顿“几乎完全回避讨论他在其最有名的著作中的形而上学”。这个评论的重要性在于，它使达朗贝对牛顿的描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因此，既然他在这里没有引起任何革命，那么我们将不会从这一主题「即形而上学」的观点来考虑他”。这里的意思是说，牛顿是从其他的观点——万有引力，天体力学，宇宙体系，光学，科学解释的性质和局限——引发了一场革命。实际上，达朗贝明确地说，牛顿“无疑已经得到整个的认可，因为他用大量真正的财富丰富了哲学”（1963，83）。然后他又作了适当的评论。他说，牛顿“通过讲授哲学，也许做了更多明智的事情，并且把笛卡尔迫于环境而不得不给予它的那种大胆限制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1963，8l）。 科学中的革命的概念非常清楚地见于达朗贝为《百科全书》写的题为“Experimental”（实验）的条目中。在该文中，就像在“引言”中那样，达朗贝对这一学科的历史作了简短的回顾，再次强调了培根和笛卡尔并以牛顿为结束。首先，达朗贝认为，培根和笛卡尔引入了“实验物理学的精神”；不久，意大利的实验研究院、玻意耳、马略特等人继续了这一工作。后来（《百科全书》＜1751－1780>6：299），笛卡尔的科学取代了亚里士多德的科学，也就是说，取代了亚里士多德的注释者们的科学。他认为，牛顿成功地证明了他的前辈只是预言过的东西——将数学引人物理学的真正的艺术。牛顿把数学与实验和观察相结合，创立了一门真正新的科学，这门科学是“精密的、深奥的和有启发意义的”。达朗贝认为，最初，牛顿的思想并末被充分地欣然接受，但是，“新的一代牛顿式的科学家终于崛起了”。因此，达朗贝几乎和大约两个世纪以后马克斯·普朗克所做的一样，是最早认识到科学革命的世代特点的人之一。达朗贝写道：“一旦一场革命的基础得以确立，那么这场革命就几乎总是在下一代人中完成。革命的完成不太可能更早，因为完成这一革命的障碍是自动消失的，而不是人为地放弃的；当然，它也不会更晚，因为一旦越过了完成革命的障碍，那么人类精神的发展通常要比它自己期望的快得多，除非它遇到新的障碍，使它不得不长时间地停止下来”。在这段话中，达朗贝不仅表达了一种随着世代的交替科学得以历史发展的哲学；他还把科学中的伟大革命集中于牛顿的著作。 在另外一篇与《百科全书》无关的作品——“对18世纪中叶人类思想的概要描述”——中，达朗贝提出了关于思想领域革命的一种一般理论（1853，216-218）：“大约三百年来，自然似乎注定了每一个世纪的中叶都是人类思想中发生革命的时代”。他特别提到，“在15世纪中叶，对君士坦丁堡的夺取，在西方国家引起了文学界的复兴”。同样，“16世纪中叶则经历了宗教和欧洲大部分国家体制的一个迅速的变革”。最后，“在17世纪中叶，笛卡尔创立了一门新哲学”。 《百科全书》第6卷1756年在巴黎出版，其中收有达朗贝写的词条“实验”。前面的一卷（第5卷，巴黎，1755）收入了狄德罗关于科学中的革命的讨论；这个讨论见于他所写的“百科全书”这个条目中。狄德罗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科学中正在发生变革，所以，在以前的世纪中出版的所有辞典都会缺少科学发明或放在显著地位并赋予新的意义和重要性的新的词汇。因此，在“光行差”这个词条下面，比较旧的辞典不可能给出现时的天文学的意义（这同布拉德雷＜1693－1762，英国天文学家）的发现＜即光行差效应的发现）联系在一起），而“电流”这个条目可能只会有一条线或两个给出的“虚假的概念和古老的偏见”。狄德罗认为，即使如此，“科学和文理科学（包括艺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中的革命也许并不如在力学中发生的革命那样有力和被人强烈地感觉得到；但是，在科学和文理科学中都发生了革命”。 狄德罗在其著名的论文“对自然的解释”（1753年初版，1754年又作了扩充）中也曾述及科学中的革命。狄德罗写道，“我们正在接近科学中的一场伟大革命”（1818，1：420）。这场革命将完全拒斥几何学以及科学中的几何学精神。他说：“依据我们的作家对伦理、小说、自然史和实验物理学的爱好判断，我几乎可以确信，不出一百年，人们在欧洲连三个伟大的几何学家也列举不出来。” 这些以及其他一些段落都标明“革命”（或“革命的变革”）在狄德罗科学发展理论中的重要性。像达朗贝一样，狄德罗认为，科学的进步和发展是以一系列连续的革命为标志的，但是“在这一场革命与另一场革命之间的最大间隔”是一个“固定的量”这个思想显然是从他发源的。尽管表面看来狄德罗把革命主要看作是激进的世俗的变革，但在前面的段落中也存在着把革命看作是一个循环的革命变革过程的言外之意；其中，最大的间隔这个术语甚至使人们听到了在循环的周而复始自然现象之中革命周期的弦外之音。而且，人们应当认识到，尽管政治领域中的革命的循环意味在《百科全书》的“革命”这一词条中并没有全然出现，但是，这个意义却正好出现在达朗贝的“引言”中，在这里，他谈到（《百科全书》1751-1780，1：p．XI）“关于帝国及帝国的革命研究的主要成果”。稍后，达朗贝在“引言”中还论及作为激进变革之要素的革命，但是仍然存有帝国盛衰，腐朽和再生演替进行的思想含义。他开始说到中世纪“那些黑暗的岁月”。在那时，“一场能够使世界呈现出新的面貌的革命必然能够使人类摆脱野蛮状态”（p.xx）。他继续说：“希腊「拜占庭]帝国被摧毁了，而且它的灭亡使残余的知识流回欧洲。印刷术的发明以及梅迪契家族和弗兰茨一世的保护和支待，使人们的思想重新活跃起来，而且启蒙运动到处获得再生”（1963，62）。这段话的循环的弦外之音，盛衰和消长的意义更加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在那个时候，这可能依然是对“革命”一词的普遍用法。 论述天文学中革命的两位作者 我们已经看到，在《百科全书》出版的时候，“革命’作为一种世俗的而非循环的重大变革的新的含义已经流行开了，至少在法语中是如此。在18世纪后半叶，这个概念以及表达这个概念的词汇，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思想领域，特别是关于科学的作品中。然而，不同的作者，根据他们的学科来断定不同时代革命的时间。因此，拉朗德在赫维留之后的时代看到了天文学中的一次革命（1764，l：131）： 这是一个所有民族都在为作出新发现以及使这一学科趋于成熟的荣誉而彼此争论的时代；尤其是巴黎的科学院，伦敦的皇家学会，在这次革命中发挥了最伟大的作用。它们造就了无数杰出的科学家和著名的天文学家。 但是，拉朗德并没有把“革命”一词用于说明哥白尼对托勒密权威的反叛，也没有用于伽利略或开普勒发现或引入的全新的东西；他显然把“革命”一词用于称呼发现和改进的过程——他认为这个过程是最近几个时代确立和详尽阐述天文学这一学科的过程的一个部分。当然，我们必须谨慎地设想，在拉朗德的论述中出现的这个差别，来源于一个关于用法的有意识的和清晰的决定。也许最重要的只是：拉朗德的确在科学中引入了革命概念。 在法国大革命前十年出版的巴伊（1736-1793）的著作向人们指明了科学中革命的概念是如何获得它借以在19世纪继续牢固确立起来的形式（当然有变化）的。在其《近代天文学史》一书中，巴伊介绍了几种重大的革命——从哥白尼宇宙体系和牛顿自然哲学的大规模的详尽阐述一直到望远镜的设计和使用中的革命性的创新。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天文学家，巴伊企图附加十字准线，尤其是测距器来改进望远镜：“对工具的这个完善，实践中的这种精确性，以一种非常明显地产生一场革命的方式对所有观察或观测产生影响”。而且，“这场革命，这种巧妙的运用的想法应归功于皮卡德和奥祖（1785，2：272-273）。 巴伊探讨了过去以及他那个时代的革命，甚至预测了即将到来的革命，尽管只是一些小规模的革命——主要是新的计算（无近似值）和积分的工具和方法。他也预言了摆钟将被取代。巴伊的历史也引入了一个非常清楚地拟定出的两阶段革命的概念，这个概念适用于大规模的科学革命，在这些革命之中，首先要摧毁已被认可的概念体系，然后确立一个新的概念体系（见&13．1）。然而，甚至在巴伊的著作中，周期性的革命变革的陈旧概念与对“革命”这个术语的新的用法，都是用于指称科学中根本的、激动人心的变革，某一个人的著作和思想的影响是特别经常地存在的。 正是巴伊把已经发生了一场哥白尼革命的思想传播开来的，尽管他的两阶段革命理论显然会使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无论是伽利略还是开普勒，他们实际上都没有促成一场他认为哥白尼已经促成的那种革命。他确实坚信牛顿学说所引发的革命，这在他的历史著作中一再表现出来。巴伊充分认识到笛卡尔所作的显著贡献，但是他显然没有发现笛卡尔的创新是革命性的。巴伊说，天文观测当然是针对原因而提出问题：“敢于把宇宙的一般运动规律归结为地球上的物体的运动规律，的确是一个卓越的思想。这样一种胆识和雄心是我们近现代以来的几个世纪独有的；这个荣誉和功劳应归于笛卡尔”。而且，“笛卡尔发现，同一种机理无论在天空中还是在地面上都必定是物体的动力”。巴伊继续写道，即使笛卡尔没有完全想到真正的机理，“我们也决不能忘记，这个新的卓越的思想是他的天才的结果”（1781，xi）。他说，“在公正地评判笛卡尔的时候”，我们“没有减损牛顿这位伟大人物的任何荣誉”。而且，“假若笛卡尔用他在几何学中的新发现打开了通往最美好的发现的道路，那么开普勒预见到并且留给我们比他所拥有的更多的自然科学（物理科学）的真理。笛卡尔敢于做的事情比较多，而且他的胆识是衡量他的天才力量的尺度；他只是不够精明。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在他那个时代广为人知的许多事实”（1785，2：192）。 巴伊也从天文学发展中一个循环过程方面着手写作。因此，一场革命有时可能意味着回到某个比较古老的思想或观念，或某个比较陈旧的原则。但是，巴伊敏锐地注意到，人们决不能仅仅因为现在使用的某个思想或观念可能从前曾经出现过就设想不存在任何真正的变革。他举出了一个奇怪的例证：“异教神学设想世界是从一个鸡蛋中产生出来的；无知和渊博的知识通过相反的道路达到同样的结果殊途同归，这并不是第一次”（2：519）。在他的历史著作的第2卷的开始，巴伊对由于循环革命所引起的变革作了更完全的表达（2：3－4）： 在写这部历史的时候，我们发觉，一方面，人们相信宇宙机理的简单，因而仍然倾向于这个思想，甚至在无视它的时候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思想是给我们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一个思想。结论自然是我们回到我们由此开始的思想：这就是我们的道路，我们总是在一个圆圈中转来转去。然而，这个思想，这个已知世事的第一个开端已使自身变成了一场革命的目的。 巴伊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一次又一次地谈到（如1：bk．8，&1）随着文明的起落天文学科学的兴衰。巴伊认为，古代巴比伦人、印度人和中国人的天文学是“我们不知道其伟大作用的一种比较早的文明”的科学的“残骸”，“它们被一场伟大的革命所摧毁”（1781，18）。这种文明丧失了天文学思想，只能是“因为某次大的革命，这次革命毁灭了人、城镇和知识，剩下的只是残骸。一切都证明，这场革命是在地球上发生的”（p．59）。在《物质通论》或索引——其中包括他的三卷本的《现代天文学》和单独的一卷《古代天文学》——对这两种革命的论述（参见“革命”条）先于对恒星和行星革命的论述。 巴伊认识到，在革命中可能存在循环的过程——这对任何职业天文学家来说都是非常明显的。这一事实并不减低他在论及以一个世俗的而非循环的巨大变革为特点的历史事件时使用“革命”一词的冲力。由于巴伊不仅用“革命”来表示科学中的根本变革（这同达朗贝和狄德罗是一样的），而且事实上把这个词汇和概念整个引入到他关于现代天文学的历史著作中，所以我们可以提出结论：到这个时候，“革命”得到充分认可并被引入到科学史的叙述以及对科学思想、理论、方法、思想体系的生成和发展的分析之中。 18世纪末论述科学革命的著作者 到18世纪幼年代，法国出现了许多直接论述科学中所产生的这一场或那一场革命的作者。但是，孔多塞的情况也许尤其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据利特雷说，他是“revolutionnaire”（革命的，革命者）这个术语的首创者。科学中的革命这个概念（以及用“革命”一词来表达它的做法）经常出现在已故科学院院士的颂词中。正像丰特奈尔（Fontenelle）早先曾经做的那样，孔多塞在担任科学院常任秘书期间，一直承担着这些颂词的写作和宣读。因此，在杜哈梅·杜蒙西奥的颂词（1783）中，孔多塞是这样说的：“他将成为科学史中一个时代的标志，因为我们发现，他的名字是同那场专门把科学导向公共用处的思想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哈勒的颂词（1778）说：“冯·哈勒在其中公开这些发现的著作标志着解剖学革命的时代”。达朗贝的颂词（1783）说：“这个原则是物理-数学科学中一场伟大革命的时代标志”。欧拉的颂词（1783）中说：“他以其在数学科学中引发的革命而赢得这一荣誉”。（见孔多塞1847，2：300，641；3:58，40，以及7，8，9，28）如此等等。在这其中的三个例子中，我们看到孔多塞把“时代”和“革命”这两个术语并列用于一个世纪之久的传统，它明确地介定了“革命”一词的非循环的意义。 孔多塞在其中对革命概念和术语使用最为突出的主要著作是《人类精神进步史梗概》。该书初版于1795年。孔多塞在该书中论述了新近发生的美国革命以及尚未完成的法国革命，同时敏锐地阐明了造成这两次革命各具不同特点的原因。他对笛卡尔的探讨在目前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他认为，笛卡尔给予“人们的思想以一般的动力，这种动力是人类命运中的一切革命的第一条原则”（孔多塞1955，147；1933，173）。在解释化学的兴起时，孔多塞对这一学科作了某些改进，“这些改进扩展了这一学科的方法，而不是增加了它的真理，预示着一场成功的革命并为这场革命作了准备，因此实际上影响到整个既定的科学体系。”孔多塞试图“发现”收集和分析气体的“新方法”；为化学物质“编制一种（新的）语言（术语）”；“采用一种科学的符号法”；“亲和力的一般规律”；将物理学的“方法和手段”用于“计算具有严格精确性的实验的结果”；而且“把数学运用于结晶现象”（1955，153－154；1933，180－181）。孔多塞在此也清楚地说明了他关于我们所处这个时代人们激烈争论的话题的科学的看法。 孔多塞在谈到化学而不是物理学、天文学或生命科学时特别使用了“革命”一词，自然是因为他事实上已经亲眼目睹近期发生的化学革命。这场革命是拉瓦锡在双重意义上引发的，因为他是这场革命的主要设计师，而且为化学革命命名。他至少在三部手稿中用“革命”这个特有字眼谈论他自己的工作。 拉瓦锡并不是18世纪从“革命”方面来谈及他自己在科学中的工作的唯一科学家。另外两个人是西默尔和马拉。至少三位科学家用“革命”这个词描述他们正在做的事情，这个事实标志着科学中革命的概念———被清除了任何循环、回归或盛衰的寓意——已逐渐成为一个被认可的理解科学中如何取得进步的方式。 如人们所料，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一位热烈的支持者——是那些把革命的概念从政治领域移置到科学之中的人之一”’。在1796年出版的一部关于燃素和水的分解的著作中，他认为新化学的胜利是“科学革命’才最伟大、最突然和最普遍的一项革命（见第14章）。 普里斯特利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科学中的革命并不总是进步的，而且也并不总是引起知识状态中某个更迅速的发展。他说：“在所有实验哲学分支的历史中，没有什么是比成功或失败的最出人意料的革命更平常的了”。他这样解释他的观点（1966，300）： 的确，一般说来，当许多有独创性的人们专心致志于某个已被充分展开的学科时，研究是愉快而平等地进行的。然而，正如在电学的历史以及现在有关空气的发现中一样，从最出人意料的地方现出了光明，因此，科学大师们不得不从新的更简单的原理重新开始他们的研究；所以，对于科学的某一学科来说，甚至当它处在其发展的最迅速或最有希望的状态之中时，遇到停滞或挫折也不是不正常的。 其他运用科学革命概念的人有威廉·卡伦，A．－R．－J．杜尔哥和伊曼纽尔·康德，以及那些经历过生命科学中哈维革命的人们。另外一位曾经论述过科学中的革命的18世纪科学家是一位瑞士生物学家查尔斯·博内。他在1779年写道：“关于植物的叶子的那本书再一次把我同另一位伟大的人联系在一起，不久他就在生理学中进行了孟德斯鸠在政治学中进行的同样的革命：我所说的是已故的哈勒先生”（1948，155）。因此，博内同意孔多塞关于哈勒在科学中的革命影响的看法。 到18世纪末，有许多作者论述了在从牛顿到拉瓦锡和伏打这个世纪启蒙运动中科学的革命性发展。特别是其中的三位作者发展了研究这样一些革命的理论基础和观点：萨缪尔·米勒，苏格兰的约翰谱莱费尔（关于他请参见下面&18．1）以及德国的克里斯托夫·李希膛贝格（参见下面514．2）。米勒是新泽西的一位教土，他第一个对18世纪的思想成就作了全面的考察（《对18世纪的简短回顾》第一部分）；他在长达两卷的文字之中，对那个时期在科学、艺术、文学中的革命和改进作了概括（纽约，1803）。显然，米勒用“革命”一词概指巨大的进步，因为它强调被认作他正在考察其成就的那个世纪期间的规范的科学（以及艺术和文学）的发展模式。正如他本人所承认的（2：ix），他的著作是一个汇集，而不是独创性的原文：“尽管这部著作的较大部分是由汇编组成的，但是作者声明自己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汇集者。他认为他已提出了他本人的观点、感想和推论”。米勒在阅读（包括许多法文著作，这一点在其脚注和附注中是特别明显的）的过程中可能已经遇到过科学和艺术革命的概念。 在第二卷最后他的“揭要”（p．411）中，米勒认为18世纪的特点在于，它“显著地是一个自由探索的时代”。人们在一个比以前所知的更大的程度上学会“摆脱各种特殊名目的权威……抛弃被认为是建立在永久基础之上的所有主张，推翻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的体系”。人们极力推进他们的探索，蔑视一切约束，不受任何旧习惯的限制，同时引起了一场“人类精神的革命”。如此作出的想象是一种陷于猖狂的思想的无套裤汉的形象，而且米勒努力指出，这场“革命……伴随着许多有利的方面，同时也有其许多有害的方面”，然后，他详细说明了这两方面的情况。 稍后，他又回到“科学的革命和进步”，同时他注意到，“刚刚过去的时代显然是以科学中的革命为特征的”（2：413）： 各种理论或学说比以前任何时期都丰富多彩，它们的体系更加多样化，革命以更快的速度接连发生。 在几乎每一个学科，时尚或原则的变化，及权威的变化是如此令人目不暇接地接踵而至，以致人们记起或列举它们可能都是比较困难的。 米勒给自己提出的问题就是说明这个“科学革命的频率和速度”。他对这一问题作了一个最时新的回答，因为他看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共同体”出现的首要原因。米勒特别针对“知识的惊人的传播”；“一大批调查者和实验者遍布各个领域”；而且——最重要的是——“科学家们进行了空前的交往和交流”，因此，“每一种新的理论通常都自始至终受到及时的考察和研究”，由此也造成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巧妙和辉煌的组织结构的相继建立和破坏”。所以，由于“一系列发现、假说、理论和体系的迅速的连续的产生”，“科学界比以往更加清醒和繁忙”（2：438）。当认识到米勒已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一个纯粹的汇编者的局限之后，他总结了他的“概述”，他说：“18世纪显著地是文学的和科学的交往的时代。” 在米勒十多年的著述中，对科学革命的存在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认识。在《法兰西语言研究院词典》（由该研究院自己审查、修订和增补）第5版（1811年）中，我们发现了最初的循环的和天文学的定义： 一颗行星或恒星回到它原来由此出发的同一个点。行星的革命。天体的革命。周期的革命。在同一意义上。世纪革命，时代革命，季节革命。 同时也提到一种“性情的革命”（Revolution d’humeurs）。这个条目最后谈到“使这些国家产生动摇的重大的、激烈的变革”，“古罗马的革命，瑞典革命，英国革命”。在狄德罗和达朗贝编纂的《百科全书》关于革命的词条中提到这三种革命。在《词典》的这个版本（1811年）中，没有提到法国革命或美国革命，虽然在1793年版本中曾举法国革命为例。法兰西语言研究院的词典编纂者们指出，在说革命这个词时，人们往往想到建立一种新秩序：“当人们在谈论这些国家的历史简单地说革命时，他们指的是重大的革命，即带来一种新秩序的革命。因此，在说到英国时，革命指的是1688年的那场革命”。 但是，在目前条件下，最重要的是专门论及人们有所比喻地使用“革命”一词的方法的段落：“关于在公共事务中发生的变化，在言语问题中的变化，看法的变化，等等。”其中所列举的例子有：迅速的、突然的、出人意料的、奇异的、惊人的、愉快的革命。 时间引起事务中的不可思议的革命。 这个世界的事物都将经历大的革命。 艺术、科学、思想和时尚中的革命。 因此，在正式进入到符号文字的记录中以后，对“科学中的革命”的表达被公认为指称一个表示科学变革特性的被接受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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