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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晚秋的一个黄昏，窗外细雨霏霏。我妻子宗国芳在医院值夜班，我百无聊赖地靠在沙发上随意翻开一本《肿瘤研究动态》。目录中一篇文章的标准跳入了我的眼帘：“谐振电流治疗脑干肿瘤的探讨”，作者林迪文。名字上印着一个黑框。 林莉父亲的论文终于发表了，而且是在曾经哺育过他那片土地上发表的。我合上书，思潮起伏，喜悦和悲怆一齐涌上心头。淅沥的雨声把我推回到三年前那场可怕的噩梦里。 我在圣保罗大学医学院毕业以后，行医已有10年了。十年间我从死神手里夺回过许多人的生命，然而我却未能阻止一位挚友和一个敌手的极其可怕和奇怪的死亡。这出悲剧原来是可以避免的，但它还是发生了。这个事件的阴影，至今仍常在梦魇中折磨着我创痛的心灵。 三年前，我和宗国芳还在大洋彼岸的X城。我在蒙德雷特医院担任一个病区的负责医师，宗国芳是我的助理大夫，也是我热恋中的情人。病区里还有一个和她年龄相仿的助理大夫，也即这篇论文作者的爱女林莉，她们相处极好，情同手足一般。 我记得，我初次见到林莉的父亲也是在一个凄凉秋日的黄昏，屋外下着大雨。 我在哈顿脱路租了间单身寓所。这天晚饭后我扭开收音机，任意旋到一个电台。扬声器中冲出一阵阵古怪、沉重的音乐。这是当时十分流行的《黑色旋风交响曲》，一浪比一浪响的低沉旋律夹着尖锐刺耳的啸叫使人感到毛骨悚然和窒息。我关掉收音机，这时雨声更大了。 屋外一阵轻柔的汽车刹车声，跟着门铃响了。我开了门，宗国芳带着林莉和一位50多岁的男子走进来，又替他们掸掉身上的雨珠。大家坐定之后国芳向我介绍了那位老人。“剑，这是林莉的爸爸，林迪文博士。” 这是位高高清瘦的老者，满头白发和从容的举止给人一种十分庄重的感觉。国芳开门见山地说明了客人的来意。“林博士遇到一件为难的事，想找个可靠的朋友商议一下。林大夫推荐找你，我想也可以，就带他们来了。” 我把眼睛转向林迪文，“林博士，我能给你帮什么忙吗？” 他微笑着沉吟一下，考虑着从哪儿说起。“黎大夫，我以前是搞神经外科的。你想必知道，脑干肿瘤是很难切除的，因为位置太深、邻近又有许多重要的神经核，手术刀是极难深入进去的。” 我当然懂得在这个“禁区”动刀子的困难。博士继续说，“后来，我致力于研究一种不需用刀，甚至不必打开颅腔的摘除肿瘤方法。现在动物实验阶段已经完成，看来这方法是成功的。下一步便是在临床实践中来进一步检证了。这工作至少得好几年，但是我老了，我想落叶归根，回到生养我的那处故土上，在那儿继续我未完成的研究。今年夏天我已向M国当局提出申请，半个月前已获得了批准，打算下月初就动身。没想到昨天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林迪文的研究工作我早听说过一些梗概，但不详细。我没插话，由他说下去：“昨天下午有两个中年人来我家，看不出是什么国籍和身份。一个人在房里傲慢地到处看看，还拉开两个抽屉翻了翻，然后拖把椅子坐在房门口。另一个人客客气气地问我是不是打算要回中国大陆，‘林博士，你的谐振电流研究已到最后阶段了，为什么半途而废呢？’” “我说，‘回国后我会继续完成研究的。’并问他们是什么人。” “他不回答，顾自说：‘你的国家不具备供你完成研究的条件，在那里你将碌碌无为，这未免太可惜了。林博士，我提个合作建议。’他将一张支票放在桌上，‘我代表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们非常尊重有才干的科学人才。你不要回国了，在这儿继续干不去，或者带着你的女儿到我们国家去。在那儿你会有最好的实验室和极其优厚的待遇。这张支票只是个开端，表示我们的诚意。你还有什么要求不妨直说。’” “我明白他的意思。我说，‘不，先生。我的决心已定，不能接受你的建议。’” “那人收敛了笑容，阴沉着脸踱到一座站钟跟前一把扯下了钟摆。他一面端详着一面说，‘林博士，不妨告诉你，我们对你的研究很感兴趣，这几年你一直在我们的关怀之中，注视着你的人身安全。往后，你也丝毫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假如你同意和我们合作的话。’” “当时我气忿极了，我大声说：‘先生，请你注意，我是中国国籍的人，我的国家有使节在M国的土地上！’” “他笑笑，‘M国不会对这种小事大惊小怪的，也给不了你什么帮助。如果我们谈不好，往后会有什么事情我就不用说了。你再考虑一下吧，博士。’” “他们走后我反复考虑了很久。我回国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但看来他们显然也不是空言恫吓，很可能会弄出什么麻烦事来。” 我说，“是的，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进退两难，所以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考虑了一下，决定先把一些细节弄清楚，“林博士，你研究的情况可以告诉我吗？” “完全可以。黎大夫，你是学医的，很容易了解我的研究。你知道，脑细胞在代谢过程中必须伴有电子的传递，这就是脑电流。脑电很微弱，电压不到0.1毫伏，但仪器还是可以把它测出来，并按电压高低、极性方向和向量描成一幅对应的曲线。” 这种脑电图我自然熟悉，而且常用于脑病的检查诊断。我没说话，静听他说下去。 “正常的脑电曲线是有一定规律的，这我们都很熟知了。但是肿瘤细胞的代谢和正常脑细胞不同，描出的曲线也不一样。我就设想，能不能用一股极性相反的电流去扰乱肿瘤细胞的代谢，使它死亡。” “这在理论上是完全可能的，制造这种反相电流的机器大概也不复杂。但是我想，问题在于这股电流是没有选择力的，在摧毁肿瘤的同时，也会伤害大脑的其他部分。” “对极了。我研究的关键要点便是找到一种办法，使输入脑中的功率集中到肿瘤上。原理也很简单：脑干和周围组织之间有一个薄薄的空隙，这实际上相当于一个电容器；脑干以及肿瘤组织都包绕着数不清的小血管，这又像铜丝绕的线圈一样具有一定的电感量。它们组合成一个对电磁波的检波电路。这个电路只容许符合谐振频率的电流通过，进入肿瘤内部。频率不符合的便被阻隔于电路之外。这和收音机所选择不同波长的电台信号是一样的。” 我开始有点明白了。 “我请一位工程师代我装制了一台电磁发射机，这是很简单的仪器。发射的电磁进入颅腔后大部分立即毫无伤害地又穿出去了，只有符合谐振频率的部分能进入肿瘤并在那里循环不息，最终杀死肿瘤细胞。” “但是你怎么知道应该发射什么频率的电磁波呢？不同病人肿瘤位置、大小是不一样的；间隙的大小、血管网的数量、分布也不可能相同。它们构成的谐振电路频率是完全各异的。” “正是。各人的头型、肿瘤情况不同，谐振频率自然各不一样。我的办法是通过X线扫描取得颅内的有关数据，再用电子计算机分析求出能够通过的频率。” “这项研究成功了吗？” “初步成功了，去年我已完成了动物实验。后来为几个病人作了治疗，近期效果很满意。但这需要更多的病例和更长时间的疗效观察，这些要等回国后再做了。” “你的研究有很大的实用价值，但它有没有其他特殊用途，比如说军事上或者什么非法活动方面……” “我想没有。” “那么，一项和平技术为什么会引起一个外国，或者一个恐怖集团这样大的兴趣呢？” “我也不明白。” “好，暂时不管它。林博士，你的研究所里有什么可怀疑的人和事吗？” “我也想过，但找不出可疑的人来。有一个实验助理员狄克，是不参加重要研究的，掌握不到重要资料。我主要副手是装制发射机的电子工程师恩索尔，我们合作5年了，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地方。” “工程师了解研究的详情吗？” “知道。” “他赞成你回国吗？” “是的，因为我说过，我走后研究所的设备就全部送给他了，所以我走对他是有利的。对了，前几天他婉转劝我把工作完成后再回国。我说我不想再等了。当时我有点奇怪他为什么改变态度，但也许是相处多年有点依依不舍吧。” “还有别人吗？” “还有个勤杂工老约翰，他跟我20年了。我答应走后给他一笔养老金。看来也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博士，那张支票哪一天到期？” “明天。” “时间这样紧吗？林博士，依我看你明天应该把支票解入你的银行户头，以表示还有商量余地。这是安他们的心，争取一点时间。如果你拒绝它，就无异于宣告要和他们斗争了。” 林博士是位除了专业什么都不懂的敦厚长者，他吃了一惊：“什么？我怎么能收它？” “不要着急，你先收下它，然后放点风说可以推迟回国了。先缓和一下气氛再说。” “下一步怎么办？” 我沉思一会，“看来你自己这样走很不安全。你可以和大使馆取得联系，由他们出面要求M国当局护送你出境。但绝不能走漏风声。” 林迪文考虑之后同意了这个方案。他问：“怎么联系上大使馆呢？这儿离M国首都有近4000公里，我和林莉都不便亲自前去。这种事电话既不保密，又说不清。” “你明天写封信，后天让宗大夫送到大使馆去，商量个办法回来。医院里我可以给她几天假期。” “那太好了。” “林博士，你要处处小心。你的安全取决于是否会暴露你的真实意图。” 父女两人告辞走了。那个风雨之夜，我一直未能成眠。第二天，早餐后我驱车到医院。宗国芳和林莉像往常一样，各自巡视自己的住院病人。 我处理完日常工作，在图书馆借了几本有关电磁振荡的书在办公室里仔细阅读起来。努力想从林博士的发明中找出什么特殊的用途来。 下午，我早早地回到家里。快到5点时房东太太进来叫我去接电话。 电话是宗国芳从医院打来的，语气很急迫：“黎剑吗？你马上到医院来，林老出事了。” 我大吃一惊，“出了什么事？” “他怕不行了。可能是脑溢血，还搞不清。你来了再详细讲吧。” 我啪地挂上电话，抓起帽子向车房跑去。 宗国芳早已等在医院门口。她边走边告诉我事件发生的经过。 林迪文为了摆出不急于回国的样子，下午4点还参加了市里的一个学术会议。4点半钟有人叫他接电话。当时其他人还听见他在电话里大声询问对方为什么不说话。几秒钟后只听他叫了一声，跟着是打碎玻璃的声响。人们跑过去，看见电话间的玻璃门打碎了，林迪文侧着身体倒卧在地上。 5分钟后他被送到医院。心跳已经停止，值班医师反复试图使它重新起搏，现在正在抢救之中。 我们急奔急救室。一个护士拉掉口罩，顺手关掉了耀眼的照明灯。急救室里只留下两支日光灯淡淡地发出苍白的寒光。抢救人员鱼贯地走出来。最后一个年轻护士用白罩单给林迪文轻轻连头盖上。林莉泪痕满脸地站在床边呜咽。 我下意识地走上前去，揭起一角被单审视着林迪文的脸容。没有脑溢血通常特有的口角偏斜现象。 值班大夫告诉我，全身没有伤痕和血迹，死因还难断定。血液标本已送去化验了。我吩咐他：“请病理科爱德华教授亲自为他作尸体解剖。” 次日。我让林莉出面请恩索尔工程师办理林迪文的丧葬事宜，他含泪慨然应允了。我就到医院去看血化验报告和病理解剖的记录。 血液化验结果一切正常。尸体解剖记录中，心肺肝肾都没有足以致死的病理变化，看来问题出在脑上。整个脑组织变成了很深的灰黑色，与平常的粉红色截然不同。脑表面密密麻麻满布着小的点状出血，血点也由红变得发黑。显微镜对残存的少量脑组织观察发现，神经细胞变得浑浊破碎，胶质支架扭曲断裂，好像大脑内部发生了一次爆炸相似。这种变化既不是触电所致，也不像脑震荡造成的——倒像是介乎两者之间。 爱德华教授还不能对死亡原因下出肯定结论，但他答应进一步研究。 事情已经相当清楚，林迪文突然去世不是普通的自然死亡：不论从病理学还是从临床角度都无法解释脑组织的这种破坏，更无法推论出造成这种破坏的原因是什么。我在思索，这是一种人为力量造成的后果么？那么是谁、用什么方法杀害了林博士的呢？看来必须进一步弄清楚林迪文周围的有关情况。 我直觉地感到这和林博士坚持回国的问题有关系。打击来得如此突然，证明事态发展比预想的要快得多，可怕得多。而且林迪文的死亡未必等于事件已经划上了句号。 我决定去一趟林迪文的实验室，也许从中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林莉陪着我去了。 实验室离林迪文的卧室只隔几个房间，再往里去就是工程师的寝室。林莉则住在楼上。实验室正中是张治疗床，动物或受测试的人就躺在上面接受测试或治疗。靠墙是一排仪器，对面放着写字桌和一个很大的立橱。立橱上头几格并排插着许多一尺见方大文件袋，下层堆叠着各式表格和实验用的记录纸。治疗床上面天花板上还悬挂着一面可以转动角度的扫描机器。 我浏览了种种仪器，但都不甚了解其构造和用途。我问林莉柜子里公文袋装的是什么。她随手抽出一个给我，说“这是受试动物或人的测试记录材料。” 我把袋里的大叠资料抽出来，多半是些X线扫描的头颅和脑结构的照片，有些是脑干结构的血管造影的扫描片。同一个部位都从几个不同角度作了扫描，而且还有每隔0.5公分一张的断层切面图片。此外有记着测试条件、电压、功率强度、振幅、扫描时限和一些波形等记录。 我问：“这些记录和摄片是用来计算脑干的谐振频率的吗？” 林莉说，“是的，这些是原始资料，输入电脑运算之后才能得到可以计算出谐振频率的数据。这些都记在一张卡片上。”她抽出一张信封大小的黄色卡片给我看，卡片上有几个打印的数据，背面有受试者的编码和姓名，也有测试日期。 我又问，“你自己的谐振频率测试过吗？” “测试过。以前我们用狗来测试。去年开始不用动物，进行对人的测试了，研究所的人和我都自己测试过的。每人都有一份这种记录。” “你爸爸自己也测试过？” “试过，测试是无害的。这就是他的资料袋，编号是112号。”她抽出另一个纸袋，封面上打印着112的号码。 我拿出资料翻了一遍，但没找到那黄卡片。“卡片呢？” 小林帮我找，也没找到。这时宗国芳在旁边的一个公文袋里找到了，“在这里。错插到113号袋里去了，这里有两张。这张是林博士的，插到狄克的袋里去了。” 我接过113克袋，一叠资料掉出来散落到地上，我弯腰去一一拾起。柜底下有团黑色的毛线团引起我的注意，我把它拾起来放进上衣的口袋中。 回到起居室后，我问林莉：“林大夫，你爸爸近来还常用动物来做测试吗？” “从去年起就不用了。都是对人进行测试。” 我点点头，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 晚饭后，我让林莉服了点安眠药去睡了。我和宗国芳在她寝室外间坐着休息，林莉不在场是我们讨论林迪文死亡事件的合适时机。我用台录音机放着盘音乐磁带，这样房门外即使有人想听也无法听清我们的谈活内容了。 “国芳，你看林老是怎么死的？” “大家都说他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发生了神经性休克或者脑溢血。” “什么刺激呢？他在会议中表现还很正常。” “可能是在接电话时受到了恐吓。” “这也可能，大家都这么说。你的看法呢？” “联系到前天的事，恐吓是可能的。问题是不论造成休克或者引致脑溢血，从发病到死亡总要有个过程，至少应有个几十分钟吧？但他当时就摸不到脉搏了，在场的都是医学家，这不可能弄错了。” “对呀，特别是病理解剖结果也不符合。” “按我看，只有触电和心脏骤停才会使人在瞬间致死，而这两点都被病理解剖所否定了。所以他的死因是无法用医学常识去解释的，这肯定是一种还未为人知的非正常死亡。”宗国芳不安地把一只依偎在她身上的小猫推开。 我站起来找了只咖啡杯调了一杯牛奶，用匙子搅着。“国芳，这事情还没算完啊。现在我们最要紧的是保护林莉的安全。因为她了解林老的研究，而且要把重要的资料带回国去，这就决定了她目前处境的极端危险性。看来时间比我们最初估计的紧迫得多，你可知道林老死时上装的口袋里仍然装着那张支票吗？” “知道。” “他没有把支票解入银行，大约是不愿玷污自己名声的原故。银行4点钟关门，4点半他就遇害了，可见事情发展非常之急迫，但是要想保护她的安全就先要弄清楚林老被害的来龙去脉，否则任何行动都是盲目的。” “这我理解，但这事像谜一般无从着手呀。” “不完全这样。从常理分析，为了掠夺这项发明最好的手段是偷窃，流血不是上策。因此他们首先应该是收买接近林博士的某个人。如果确实收买了，那是谁呢？最理想的应该是恩索尔工程师，他知道研究的秘密。其次是狄克，最后是老约翰。这一推测我有个根据：林老接电话时曾问对方为什么不说话。” “对了，他可能是林老的熟人，怕认出他的声音并叫出他的名字。” “就是啊，打电话的人可能就是杀死林老的凶手。” “你的分析是合情理的。但分析不等于事实，事实需要有证据才行。” “但我有迹象，国芳。”我从口袋里取出在大橱底下拾来的那团黑毛团，“这是在实验室橱子底下捡到的一撮狗毛。” 我将牛奶杯放在小猫鼻子前，小猫贪婪地吮舐着。然后我又把这撮毛放在杯子里，猫儿嗅了半天鼻子，连奶也不喝了。 国芳不解地望着我。我说，“小林说，他们已经有一年不用狗来做实验了，可是实验室里为什么还会出现狗毛？我怀疑恩索尔私下在做动物实验。” “实验是他的正常工作呀，干吗需要私下去做。不让别人知道呢？” “也许他做的是另一种实验。我总在想，一项治疗肿瘤用途的发明为什么竟然引起这么严重的争夺风波？于是我猜这电磁发射机还可以有别的什么用处。现在我明白了。” “还有什么用处？” “你知道发射机发出的电磁波在频率与脑结构相符合时可以被检波成电流以破坏肿瘤。同样道理，假如这个人没有肿瘤；电磁波也会破坏它描准的那块脑组织，只要谐振频率相符、发射功率足够强大就行。” “哦，这倒是可能的。” “我想工程师用狗做实验的目的是为了要知道多大功率才能摧毁大脑。这就是必须私下进行的原因。这种手段不是治疗用途，但在从事间谍斗争或某些非法活动中倒是种很隐蔽的杀人武器。看来这也是他们不肯让林老回国的原因。此外，你记得吗？林老的112号文件袋里少了一张最终计算出来的数据黄卡片，这说明有人拿来使用过这个计算出来的频率。” “我明白了。有人偷偷地取出来用过，放回去时慌忙中错插到113号袋中去了。” “这些迹象联系起来完全可以说明林老是被他所发明的发射机所杀死的。这也解释了病理解剖所见到的结果：脑组织被强烈的振荡电流力量所摧毁，一些组织甚至碳化了。可怕。” “还有一点疑问。他是在会议上接电话时被害的，发射机肯定是无法带进会场去的，难道能从电话里传送电磁波吗？” “电和声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广播电台不是把声音载波到电里播送出去的吗？我认为凶手是把杀人电波先变成声音，再用电话线路送出去的，这对一个电子工程师来说并不是个多大的难题。这一点我也找到间接的证据了，上午我到会议场所去，找到了那个叫林老接电话的清洁工，问到一个重要情况。林老倒下以后电话听筒还悬空挂着，是他把听筒放回到电话上去的。他说，放回听筒的时候，听到听筒里有音乐的声音，是一首叫《黑色旋风交响曲》的交响乐。 “我回来后又问了老约翰，那天下午4点半时所里几个人在干什么事。约翰说工程师在实验室里关着门听收音机，那时在放一支令人毛骨悚然的什么交响乐。” “也许是巧合，近来电台常放这支交响乐。” “问题是实验室里没有收音机——电话倒有一部。他在放磁带。我认为他先把电磁波混频到这首交响乐里，录进磁带中。在林老接电话时，从电话线路把它送到林老的耳边。这个推理能解释所发生的一切。” “那么，清洁工也听到这首乐曲，他却没有受到伤害。” “他不会受害。他大脑的数据和林老不同，电波不会发生谐振。” 宗国芳点头，“但我们要找到确切证据才能使恩索你认罪。” “证据是无法找到的。他很巧妙地选择了声音作为武器，声音是不留下任何痕迹的。磁带上的交响乐事后肯定抹掉或毁掉了。即使还在，我们也无法证实它混有杀人电波，电波已变成声波，成了音乐的一部分，最多使音乐略有失真而已。只有林博士的头颅可以验证电波的存在，而他的头颅已被解剖过了，不再发生谐振了。” “这么说，即使官方同意调查他，也查不到任何证据的了。” “是的，警察也无可奈何他的。” “那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我们首先要保护小林。而且要想出一个制裁罪犯的办法，这不仅是伸张正义，也只有制裁了罪犯才能保护好小林。” 我们商议了一会没有想出很好的方法，两人都一致的意见是林莉应尽快离开这儿回国去，在离去之前尽量隐藏在安全的地方不露脸，特别是不和恩索尔接触。但这个方法是不很可靠的，因为林迪文的葬礼还未举行，林莉总得等下葬之后才能离开。这段时间里，即使能避开恩索尔也不等于不发生来自其他方面的危险。 我沉吟着，说：“最好是使恩索尔感到他有机会再次下手。这样他就不会改用新的手法，老办法我们已经知道了，比较容易防范。” 我又沉思许久，忽然心头一亮，“对！要让他故技重演！自我暴露、自我毁灭！”我打定主意，把大致计划告诉了宗国芳，但有一个关键我觉得事前不说为好。“国芳，你今晚辛苦一点，到实验室拿一张包X光片的铝箔来。将林莉明天戴的帽子衬里拆开，把铝箔衬在里层再缝好。” “干什么！”国芳不解。 “有了这层金属屏蔽，戴上它时林莉头颅的电容量就改变了，原来测定的频率就不再发生谐振。凶手的‘秘密武器’对她就不灵了。” 宗国芳惊恐地，“你不是说不会让她受到那种电磁波攻击的吗？那还何必……” “这是以防万一的安全措施，实际上很可能用不上。” “我这就来缝进去。” 时间已经很晚了，经过一天紧张的活动，我们都很疲倦了。国芳到小林寝室里睡了，我和衣躺在沙发上。过了一个小时，全屋子里已经全无声息，我又起来轻轻地下到楼下，来到实验室。我掩上门，拉严窗帘，然后打开电灯。 恩索尔的卧室和实验室隔着好几个房间，我倾听半晌是毫无动静便开始行动起来：我把橱里的大公文袋抱出来，快速地一个个检查起来。最后找出了两个袋子，把里头的黄卡片拿出来仔细地审视着，然后又在橱子下层拿出两张新的空白黄卡片，坐到办公桌前。 早晨，按照昨晚商定的计划，宗国芳陪着林莉出去了。她们先去买好一张当晚去S城的机票，并订好从S城飞往东京、再由东京飞往香港的机票。到了那里回国就在咫尺之间了。办完这些事，她们应该找处僻静的咖啡室，一直呆到下午4点然后去举行丧礼的殡仪馆。其他的事都由我来做。 她们走向不久，我听见恩索尔起来洗漱的声音。我把约翰叫来，给他一些钱：“约翰先生，林小姐明天要到东京去，你去环航给他买一张机票。买好后你到殡仪馆去帮帮恩索尔先生的忙，他今天事情不少呢！” 约翰给我和工程师端来早餐后就走了。 我想这一幕戏工程师是一定听见的，因为我在说话时他房间里的收音机立刻收小的声音。 不一会，狄克按时来上班了。我告诉他，林小姐给他一星期休假，因为现在不搞研究了。但今天他得到殡仪馆去帮个忙。至于以后是否继续雇用他，要由恩索尔先生来决定，他是研究所的新主人了。 狄克走后，研究所里妨碍恩索尔活动的只有我一个人了。 吃完早餐，工程师到我休息的房间里来，“早上好，黎大夫。” “早上好，恩索尔先生，我正要找你呢。林小姐决定明天回国了，上午她去和朋友们告别。下午4点之前她会赶到殡仪馆去的，晚上大约不一定回这儿住了。这个研究所她按照林博士生前的打算赠送给你，她回国后会写信给你的。财产方面她委托林博士的律师代为办理。” “对林博士的不幸我深为悲痛。他女儿的吩咐我一定照办。下午的丧礼你也去参加吗？” “我是林博士的朋友，要来向他告别的。” “那很好。你知道林小姐上午要不要亲自去看看棺材和墓地？那是我代她选择的。墓碑上午可以刻好。” “她都托付给你了，你看着好就行。” “好的，那么我该走了。黎大夫上午不出去吗？如果我有事要找你商量……” 我装着没听出他的真正含意，说：“我必须到医院去，今天宗大夫和林小姐都不去上班了，我要找人代替她们。有事你打电话到医院找我吧。” “我尽量不打扰你。” 我确实到医院去了。 在医院里我把工作作一安排，便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睡了一觉。现在，戏目已经安排就绪，就等开锣上演了。 下午3点，我驱车到殡仪馆。时间还早，参加丧礼的客人来得不多。我看见工程师的摩托车在停车场上。 客人们陆续来了。不久，宗国芳和林莉也按时到场了。恩索尔走过去对小林说：“林小姐，4点30分仪式准时开始，还有40分钟。请你陪着客人，不要走开了。” 林莉点头道谢。客人们渐渐到齐，轮流向她表示哀悼和慰问。一些人站在铜质棺材前面，棺盖开着。经过整容，林博士比生前更为容光焕发。人们向他身上洒着小小的白花。 我在大厅一角找了个可以看见出入口的地方坐着，宗国芳坐在我身边。我虽然和她低声说话，但视线一刻也没离开过恩索尔。他在人群中穿来转去忙碌着，不时望望林莉，间或也瞟我们一眼。我很佩服他的镇定。 离仪式开始只有30分钟了，工程师仍在招呼着客人，难道他不打算动手吗？还是什么细节上露了马脚？我混身燥热、忐忑不安。这是我一生中最恐怖、最难挨的时刻了。我害怕他们改变了行动方式，那么我们就全盘皆输了。我决定，如果10分钟内还没有动静，便不顾一切把林莉拖出大厅，先逃离这里再说。我暗暗吩咐宗国芳先到我的汽车里等着，一看见我和林莉跑出来便把车开过来接我们。 又过了5分钟。我颤抖地站起来要向林莉走去。这时工程师终于缓步走向问口。我立即止步转过脸去，从镜子盯着他。他步态自然、举止镇定。我走到老约翰身边，告诉他我和林莉要离开一会儿，要他和狄克照料一下客人，仪式可以推迟一点开始。这时外面已响起了摩托车发动的声音。 我过去挽住林莉的胳臂，当着几位来客面前说：“林小姐，我要耽搁你几分钟。”边说边带着她从容走出大厅。宗国芳恰好把车开到我们跟前，我们一上车便风驰电掣地向研究所驶去。 当我们赶到研究所门口时，发现恩索尔工程师的摩托车已经停在那儿。我压制住内心的愤怒和激动开门进去，放轻脚步快捷地走到实验室门口，两位姑娘紧跟在我后面。这时，透过实验室的门隐隐听到恩索尔在打电话：“一切都很好，我这就开始……好的。晚上10点我再和你通话。” 挂断了电话，恩索尔又重新拨号，“喂，请找林小姐接电话。有急事，快点。”一阵寂静，好像对方找人去了。 我对宗国芳做个手势。她掏出钥匙插进锁眼一转，便推开了门。我抢先冲了进去。 工程师吃了一惊，手足无措地仍然抓着话筒。我已看清，电话机旁放着一台录放机，用电线连接在一起。他呐呐地，“你怎么……” 林莉和宗国芳也跟着进来。“呵！林……林小姐？”恩索尔见林莉出现在面前，惊得语无伦次、呆若木鸡，慌忙把手里的话筒挂回电话机上去。“这很好。”我想。这样殡仪馆那一头的人便不会听到这里马上会发生的事了。 林莉脸色苍白而严峻，厉声问道：“你不是找我吗？有什么话，说吧！” “嗯，嗯……林小姐，我有点私事，想告诉你，请个假……” 我一步跳到他跟前，揪住他的衣领，喝道：“畜生！你说，林博士是怎么死的？” “别误会，别误会，林博士……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狂笑一声。用手指敲敲录音机，“我都知道！这里面不是装着一个黑色的死神吗？你不是正要再次把他放出来吗？” 恩索尔知道事已败露，一场较量在所不免，但一时间还拿不定主意采取什么对策。为了抢先占有可以威胁我们的优势，他装着无意地移向录放机旁，准备随时按动放音键。我抢先把手护住按键，说：“你已经赌输了，恩索尔先生，这一点你应该看清楚。我有两条路由你选择：一条路是你彻底认罪，把你的主子和你们所干的一切全部供认出来。并且作为一个人证把事件提供给警方。这样你就只是个从犯。第二条路是你不认输。那么，由我来代替上帝，执行他的意旨。你选择吧。” 恩索尔沉默不语，用凶狠的目光轮番打量我们3个人。我很清楚，他在掂量双方的力量。他身材魁梧、孔武有力，我却不是什么壮汉，但是加上两位姑娘他也不容易占上风。我心里在想，假如我是他，又决心要动武的话该怎样动手？显然是应该出其不意地先搁倒一个，然后就能从容对付另外两人了。这样的一对二取胜把握确实较大。先攻击谁呢？无疑是林莉，这只需要一两秒钟，按一下录音机的放音键就行。 实际上，恩索尔心里想着的和我完全一样。他突然向我猛冲过来，把我撞得仰天一交。他死命地敲下了放音键，一阵振耳欲聋的轰鸣声夹着尖锐的啸叫爆发出来。 我们3个都呆呆地看着，一动也动不了。工程师双手抱着头弯下腰来挣扎了一下，便倒在了地上。 我们证了好半晌。我说，“这儿的事结束了，他是咎由自取。我们走吧，丧礼已该开始了。” 工程师没再在大厅里出现，仪式是我代他主持的。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这节骨眼上离开了。丧礼结束后，我们和一些来宾陪同林莉将棺材送到墓地落下葬。然后我们按时送小林到机场，飞机顺利起飞后我们才松了一口气。 从机场回医院的路上，国芳问我：“我没料到那首交响乐会致工程师于死地。是你做了什么手脚吗？” 我放慢了点车速，“我只是将他的黄卡片和小林的数字对换了一下罢了。其实我不想把他置之于死的地。要是想送他的命，下午我们何必多此一举追到实验室去呢？我只须在灵堂坐着，等他找电话过来、再按下放音键就行了。我追着去是想放他一条生路，交由警察处理的。但他执意要斗到底，结果自取灭亡，我也没法子。” 国芳点点头，“如果他不按那键，我们三个人还真不一定弄得过他，那才危险哪。” “正是。即使是制服了他又能怎样？只要他坚持矢口否认，没有杀害林老的证据，司法机关也是无可奈何他的。而且事情一捅出来，他的主子知道了会改变策略；林莉作为当事人便不能离开M国，这危险就大了。” “他既不服罪，死也是罪有应得。” “与其制服他后由我来杀掉他，还不如由他自己去按那个键的好。” “不过实验室里那摊子得怎样处理掉才行。” “没事。狄克回家休假了，老约翰我已想好个事支开他几天。两三天内有人会去把实验室处理得干干净净，不留痕迹的。” “谁会去干这事情？”国芳惊诧地。 “记得吗？工程师在实验室打电话找小林之前和他主子通过话的，所以他身上必定有联系的电话号码，或者还有别的能牵连出他主子的东西。所以工程师没了影子——他约定晚上再去电话的，他主子必定要找他，最后会找到实验室里。为了不暴露自己，他们会把一切都处理干净的。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卷入了这件事，恩索尔的后台势力往后很可能会找我们的麻烦。国芳，我们留在这里不是好办法，不如也回国去吧。” “嗯。”国芳点头同意。忽又想起，问：“既然你改找了林莉的黄卡片，那首交响乐对她就不起作用了，你还让我在她帽子里安上铝箔，这是为什么？” “我已说过这是以防万一。我担心工程师早已复制下她的卡片数据，不再使用文件袋里的那一张了。所以不得不多作一番防范准备。” 回到医院里，约翰早已遵照吩咐在等着我。 ＊＊＊ 我从深沉的回忆中清醒过来，窗外的雨已经止了。一轮皓月从云端里露出脸来。 我希望把这个噩梦永远沉埋在心底。然而林莉却坚持要把它写出来：“让人们知道，海外有无数正直的科学家是如何深爱着自己的国家。”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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