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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喇叭通知新闻记者火速到驾驶台开会。我没有听错，是驾驶台，干吗跑到那儿开会呢？ 乔治王岛南面的3个海湾的海洋调查已经结束。这3个海湾各具特色，乔治湾宽阔开敞，有时使人觉得像个辽阔的海，可是拉塞雷湾却是那样神秘，高耸的冰峰和陡峭的岩岸云雾缭绕，仿佛到处埋伏着可怕的危险，使人觉得有点恐怖。至于麦克斯韦尔湾，也许是我们经常停泊在她的怀抱，不论是风平浪静还是风急浪高，她在我们的印象中总是那样亲切，那样迷人，甚至还有一种无法言状的安全感…… 驾驶台里正在召开一次特别的电话会议。陈德鸿总指挥坐在报话机前面，向停泊在柯林斯湾的“J121号”打捞救生船，向菲尔德斯半岛的长城站以及在座的南大洋考察队和“向阳红10号”船，布置了春节前的工作安排。他讲到祖国将要派一个代表团到南极来，出席长城站的落成典礼，要求两船两队以实际行动迎接祖国亲人的到来。为了和祖国人民在同一时刻欢度新春佳节，定于2月19日过春节。两船两队要因地制宜开好春节晚会和举行会餐，并且在当天上午9点30分举行长城站落成典礼。 他接着宣布，南大洋考察已于2月11日上午11时35分胜利结束。 我望着挡风玻璃外的海湾，又下起雪来了，雨雪纷纷扬扬，这倒像祖国南方过春节的景象。浪涌轻摇，一群南极鸽悠闲地躺在波浪的怀抱里，任凭波浪的起伏一动不动，使人想起池沼里的野鸭子。人的思想确实古怪而且难以捉摸，几天以前，在狂风恶浪中航行的时候，那掀天的海浪和奔腾的怒海使我们畏惧胆寒，我们打心眼里诅咒它，恨不得快快离开它。可是当我听见从总指挥的嘴里说出南大洋考察已经结束，我却不知怎地涌起一股惆怅和惋惜，南大洋毕竟在我的记忆中留下难忘的印象。大海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也锻炼了我们，更重要的是她使我们大大地开拓了自己的眼界。只有这时，我才感到我们的航程太短，许多应该去的地方永远失去了机会——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我是多么希望再一次闯入她的惊涛骇浪，寻访那一个个被冰雪覆盖的神秘岛屿，登上那南极大陆的莽莽冰原……当然，这只是我的梦想而已。 我在前舱的一个房间里找到金庆明，作为南大洋考察队一队之长，对于我国首次南大洋考察，究竟应该怎样评价，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这次考察在我国南极科学事业上的地位，”我问道，“你认为哪些学科取得了突出的成果，意义何在？你认为哪些组的工作是出色的？还有，你个人对这次考察有何感受？” 金庆明沉默了一会，镜片后的目光陷入深沉的思索。 “这次南大洋考察的胜利完成，说明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进入南大洋进行海洋调查，说明我们已经进入这个领域，”金庆明手里拿着一支铅笔，轻轻地敲着桌面，“这是一次多学科多项目的综合考察，涉及南极海域的各种环境：开阔性的大洋盆地、陆坡的次深海、大陆架的浅海、深海洋盆，还有海湾、水道，在10万平方千米的南极海域全面地完整地完成了6个专业、23个项目的海洋综合观测……” 他接着告诉我，这6个专业和23个项目是生物、水文、气象、化学、地质和地球物理等6个专业，至于23个考察项目则有磷虾、浮游生物、叶绿素、底栖生物、微生物、温盐深观测、测流、波浪、水色透明度、测风等气象要素、营养盐、溶解氧、酸碱度、痕量金属测定、气溶胶、有机化学、底质采样、悬浮体、沉积物化学、大气尘埃搜集、重力、磁力、测深等。 “我们共完成综合观测站34个，测线长度3600海里，测站观测深度从几十米到4000多米，累计工作日24天。”金庆明翻开桌上的笔记本，给我念了一连串的数目字。 “慢点，我记一下。”我对他说。下面是我记录的一些主要数字，也是这次南大洋考察实际观测资料和标本样品的数量。 “重力测量22，100海里，其中测区1920海里；磁力测量21，300海里，其中测区1682海里；水深测量25，900海里，其中测区4850海里；温盐深观测，用4种方式记录了6万组数据；营养盐等10项水化学分析共有3600组数据；浮游生物样品754瓶；叶绿素测定共1224组数据；底栖生物255瓶、40袋、2大桶；微生物样品461培养基、近千株样品；磷虾捕获105千克；底质泥样约800千克……” 金庆明如数家珍地说了上述数字，他合上笔记本，定眼看了看我。 “在南极海域，同一条船上进行这样多的学科和项目的综合观测——几乎囊括了海洋学所有的专业项目，这在世界上也是不多的。”他加重语气说，“由于我们的调查区既穿越了海湾、水道，又经过浅海大陆架、次深海陆坡和深海洋盆等不同海区，所以我们取得的资料有较好的代表性。”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很突出的，不知道你注意没有？”金庆明用征询的口气对我说，“我们这次南大洋考察大部分是采用国内制造的先进仪器。这些仪器经过南大洋风浪的考验，证明它们适于南极海域使用，质量和性能都是过硬的。” “你能不能谈具体点……”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温盐深测定，我们这次带了两套装置。一套是美国进口的马克-Ⅲ型CCT，它的优点是可以随着海水深度的变化，自动记录海水每下降1米的温度和盐度，连续测定各层的数据，这对于了解海水水层的微结构很有帮助。我们还带了一套国产的3000米温盐深自记仪，是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所研制的，可以接到磁带磁盘和微机上，精度也很高。我们这次通过实地使用，两套仪器记录的数据完全一致，国产仪器取得完整的温盐深资料，实测最大深度突破了3000米大关，达到3082米。这就令人信服地说明，国产海洋调查仪已经比较先进，达到了世界70年代的水平。” 金庆明接着说，这次记录的重力、磁力、深度的地球物理剖面，是在单船不靠港的情况下记录的最完整的剖面，也是迄今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剖面，工作里程累计22，000海里，工作时数长达3个月。“我们所用的仪器都是国产的，磁力测量用的是北京地质仪器厂生产的海空核子旋进式磁力仪，连接仪器的一根长达700米的磁力电缆是郑州电缆厂生产的，在累计24，000海里的漫长航程中没有出过故障，经历了西风带和南大洋的狂风恶浪，这是很罕见的。”金庆明说，“重力测量所用的DZY-2型海洋重力仪，以及配套的WO-1型重力仪陀螺稳定平台也是国产的，过去我国海洋调查一般都采用联邦德国的KSS-2型海洋重力仪，现在看来，国产仪器的性能不亚于联邦德国的同类产品……” 是的，南大洋考察广泛使用了国产的海洋调查仪器，对于保证科学考察的胜利完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用国产的拖网设备采集了100～1500米不同深度海底大生物量的极区冷水群落底栖生物，总结出南极海域的底栖生物具有单位面积数量大、种类多、个体大3个特点； 用国产的10米柱状取样管在4000多米的深海取得了人土6.3米、样长3.41米的沉积物样品； 用国产抛弃式浪高仪实测出极圈附近10级风浪时的最大波高为8.6米； 用国产磁力仪测得太平洋至南极海洋中脊磁条带正负交替变化的异常区和大幅度对称的异常值，同时测得重力异常值，从而为该海区的洋盆扩张和大地构造的解释提供了依据； 听到这个情况，我是高兴的。南大洋考察不仅考验了我们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也考验了国产的海洋调查仪器。我在“向阳红10号”船，遇到一些技术人员，他们是仪器的设计制造单位派来的，有的本人就是仪器的设计人员。武汉地震研究所工程师李树德和张世照，就是DZY-2海洋重力仪的设计者。他们随南大洋考察队出海调查，同时实地检查仪器使用情况，积累了很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他们一致反映，我国海洋调查依赖进口仪器的时代应该结束了，采取国产仪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是这样的。”金庆明也同意这样的观点，他说，“我们这次考察，无论是经验的积累，干部的培养，以及器材装备的使用方面，都为今后我国的南极考察事业准备了条件。” “正是由于我们的仪器装备比较先进，给科学家们提供了先进的测试手段，我们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10万平方千米海域完整准确的综合性海洋学观测资料，井且对南大洋有了一个初步的科学认识。”金庆明手里的铅笔在桌上的地图上虚晃了一下，接着又下意识地敲着桌面。 他继续说，南极海域是一个生物生产力高、资源丰富的海区，根据这次获得的几十个站位不同层次的高营养盐和高叶绿素含量的数据，南极水体中的营养盐比一般温带、热带海区要高几倍至数十倍。海洋生物在海水中赖以生存的溶解氧含量比一般海区高10％～20％，表明海区生产力高低标志之一的叶绿素含量也比一般海区高，因此浮游植物和动物相当丰富。底栖生物、鱼类的数量之多、个体之大、分布之广，也十分惊人。 大海对于勤劳的人是慷慨的。我知道，南大洋考察队的科学工作者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果，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往往是常人不易了解的，这里面充满科学探索的艰辛，包含着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痛苦…… 在我的记忆里，后舱一间被仪器和各种装置塞得满满的舱室，给我留下难以抹去的印象。我记得每天晚上，当我登上一级级舷梯，走到和它毗邻的备用电讯室——我在这间堆放电影拷贝的房间暂借到可以写作的一席之地——掏出钥匙开门时，隔壁的这间舱室总是灯火通明，传来几个年轻人紧张而又愉快的声音。 有时候，我也顺便到他们屋里坐一坐，但我不敢坐得太久，因为他们总是很忙，一边和我交谈，手里还在不停地忙着。屋子里有电冰箱、可调式培养箱，还有一台像是电子仪器车间装配工序的操作台，台上是有机玻璃的透明罩子，两面各有两个圆孔，可以把手伸进去，科学工作者面对面地坐着，在那里进行操作。至于地上，角落里，到处是整箱的玻璃器皿，走路也得留神，稍有不慎就会把它们撞碎。 这间实验室是南大洋考察队微生物组的实验室，这个三人小组的科学工作者都是山东人，他们是国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的微生物学家张建中、刘福源和张进兴。 在南大洋考察的日日夜夜，每当船只到达指定的站位，考察队员们纷纷跑上后甲板或者左舷开始作业时，微生物组的考察队员却拎着采水器跑到前甲板，他们研究的是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必须找一个受船体影响最小不致污染的地方，在船上只有船首是最理想的地点。 不管风浪多大，他们都是这样。颠簸的船首往往激起排山倒海的浪涛，像瀑布一样朝他们猛扑而来，他们依然像弄潮儿一样钻进浪涛里，小心翼翼地采撷一朵朵的浪花。他们使用的仪器是两种采水器，一种叫住贝尔击开式采水器，一种叫腹背式采水器，前者用于表层采水，后者是分层采水，从表层、20米、50米、100米、200米、500米，一直到1000米。 他们需要的并不是海水，而是海水中生存的微生物。42岁的张建中是小组里年龄最大的，他毕业于山东海洋学院水产系，后来又在著名遗传学家方宗熙教授门下当研究生。他说：“把水样取出之后，先得用一种滤膜将微生物抽滤出来，再将滤膜放入培养皿里，倒入培养基，这是第一步。然后，把一个个玻璃培养皿放在可调培养箱或者冰箱里。” “这样就行了吗？”我接过他们递过来的一个玻璃培养皿，打开看了看。 “不不，”毕业于厦门大学海洋系生物专业的刘福源摇摇头，“可调培养皿的温度是14摄氏度，冰箱是4摄氏度，滤膜上面的微生物经过两个星期——在14摄氏度下培养，或者三四个星期——放在4摄氏度下培养，便长出菌落。” “我们统计菌落的数目就可以知道海水中细菌的数量分布。”坐在一旁不吭声的张进兴补充道。他和刘福源在厦门大学是同班同学，而且年龄也一样大。 微生物组的实验室操作比起其他生物学的课题要繁琐复杂得多。他们在船上带有高压消毒锅、烘箱和冰箱，所有的试验器材都在摇晃动荡的船上进行消毒。过去，短距离的海洋调查，器材事先都在岸上消毒。这次考察时间长，容易污染，消毒的准备工作都在船上做，这就无形中加大了他们的工作量。更何况这3位海洋生物学家对海洋的颠簸很不适应，3个人晕船得很厉害，刘福源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是服几片抗晕灵，遇到狂风恶浪，抗晕灵也不灵了，每人一个塑料桶放在身边，边吐边于。 当菌落在滤膜上长出以后，他们的工作更加繁忙了。这时候，他们坐在接种罩前面，把双手伸进与外界隔绝的罩子里面，把菌落分离出一个个菌株，像绣花一样将它放进玻璃试管，试管里有一块凝脂状的斜面培养基，这样，从大海中采集到的菌种就可以保存下来了。 “我们这次考察的课题是南大洋海水和海底沉积物中微生物生态学研究，包括种类组成和数量分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张建中是山东安丘人，说话还有很浓的乡音，“因为在海洋生态系的食物链上，微生物占有很重要的作用。”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课题，”说话老是慢条斯理的刘福源补充道，“我们还进行了磷虾体内微生物的分离与研究……” 我很感兴趣地问道：“为什么偏偏选中磷虾？” “磷虾是目前国际上引人注目的水产资源，”张建中解释道，“许多国家现在已经在进行商业性捕捞，国际市场也出现了很多磷虾食品。不过磷虾的防腐、保鲜、加工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这就是磷虾打捞上来以后很快水解腐烂，这是什么原因呢？一种说法是它的体内有一种酶，再一种可能就是微生物导致了腐烂。” 他说，世界各国都在热衷于研究虾病，但是根据他们掌握的科技情报，至今还没有人研究南极磷虾的虾病，更谈不上从微生物学的角度研究磷虾体内的细菌。正是如此，这3个年轻的微生物学家向这个崭新的领域进行了勇敢的探索。 他们的办法是用无菌手段取出磷虾的消化道（胃、肠道），经过碾磨、稀释，然后放在培养基上；此后的操作程序就和从海水中提取微生物一样，使它长出菌落，再分离出菌株。 “我们这次在南大洋取得了大量菌种，其中异氧细菌500多株，酶母菌和丝状真菌400多株。”张建中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向我宣告了他们的成绩。他特别强调指出：“过去我国研究海洋微生物，都是从我国周围的黄海、渤海提取菌种，而这次是从南大洋海域采集了大量低温菌种，无论从种类、生化特性，都大大丰富了我国海洋微生物的基因库。” “你们这回从南极海洋中弄到了不少宝贝……”我也为他们取得的成果而感到高兴。 这时，一直没有吱声的张进兴笑了起来，“我们带的试管都不够用了，只好把平面培养基放在低温冰箱里保存菌种，过去这种办法谁也没有试过，这回是逼出来的，结果证明这种办法也可以保存菌种。” “太好了！你们创造出一种保存菌种的新手段，这也是很大的收获吧。” 不过，要真正评价我国首次南大洋考察的成果还为时过早。在我结束对金庆明队长的采访时，他说：“最后的成果还必须等到回国以后。大量的工作要回到实验室去做。比如，我们采集的许多底栖生物，恐怕要邀请全国著名的专家学者进行鉴定……” “那么，最快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们的成果呢？” “我们争取在明年春节以前完成考察报告，这份报告预计有40万字，还有一本图集，包括平面图、剖面图和垂直分布图，还有一本资料汇编。”金庆明不慌不忙地说，“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分别写出论文，估计要到1986年底或1987年初，举行我国首次南大洋考察论文报告会……” 1986年底或1987年初，这即是说还得花费2年的时间，我们才能精确地知道大海奉献的礼物是多么宝贵，有多大价值。科学研究的艰苦由此也可窥豹一斑吧。 ------------------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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