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

美国人刮目相看 　　1991年10月16日，北京，雄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一个不同寻常的会议正在这里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亲手将“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和“国家杰出贡献奖”的红色烫金证书交给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一时间，闪光灯交相辉映，记者们纷纷将镜头对准钱老，历史记录下这一庄严美好的时刻。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上海，早年曾在北京师大附中和上海交通大学读书。1934年暑假，他从交大毕业，考取了清华大学公费留学。 　　1935年8月的一天，钱学森从上海乘坐美国邮船公司的船只离开祖国。黄浦江浊浪翻滚，望着渐渐模糊的上海城，钱学森在心中默默地说：“再见了，祖国。你现在豺狼当道，混乱不堪，我要到美国去学习技术，他日归来为你的复兴效劳。” 　　钱学森到美国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学工程要到工厂去实践，可当时美国航空工厂歧视中国人，所以一年后他开始转向航空工程理论，即应用力学的学习。1936年10月他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 　　钱学森是慕名而来的。因为，坐落在洛杉矶市郊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他是匈牙利人。 　　本世纪30年代初，航空科学还处于襁褓之中。冯·卡门当时是这一领域的顶尖人物，后来被誉为“超音速飞行之父”。1970年，月亮上的某一陨石坑被冠以他的名字。 　　冯·卡门抬头仔细打量着这位仪表庄重、个子不高的年轻人，他提出几个问题让钱学森回答，钱学森稍加思索便异常准确地回答了他的所有提问。冯·卡门暗自赞许：这个中国人的思维敏捷而又富于智慧。他高兴地收下了这位学生。 　　钱学森成为卡门领导的古根罕姆航空实验室的一名研究生。这个实验室后来成为美国火箭技术的摇篮，钱学森就是在这里进行火箭技术研究最早的三名成员之一。 　　学习和研究工作是非常紧张的，钱学森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半天时间看书，半天时间讨论，晚上继续苦战。3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成为冯·卡门的得力助手。这期间，他不仅掌握了空气动力学的根本知识，而且已经站到了这门科学的最前沿。1939年，他研究航空结构，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到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二年，钱学森认识了研究火箭技术的同学F·J·马林纳。经马林纳介绍，钱学森参加了当时加州理工学院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得识该小组的书记、化学物理助理研究员威因鲍姆。在小组里，钱学森同大家一起学习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每星期例会经常讨论时事。1938年冬，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个小组解散。 　　鉴于钱学森研究工作的出色成绩和美国战时军事科学研究的需要，他得以参加机密性工作。1944，美国军方委托冯·卡门教授为首，马林纳为副，大力研究远程火箭。钱学森负责理论组，把林家翘、钱伟长也请了来，进行弹道分析、燃烧室热传导、燃烧理论研究等工作。与此同时，钱学森还担任了航空喷气公司的技术顾问。1945年初，他还被美国空军聘为科学咨询团团员。这一时期，他取得了在近代力学和喷气推进的科学研究方面的宝贵经验，成为当时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空军高度赞扬钱学森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 　　“巨大的贡献”。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认为，钱学森已是“制定使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向喷气式飞机过渡，并最后向遨游太空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规划的关键人物”，“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 　　1946年暑期，钱学森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再到麻省理工学院任副教授，专教空气动力学专业的研究生。1947年初，36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同年夏季，钱学森请假回国探亲，9月中和蒋英（现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结婚。蒋英是中国早期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的三女儿，是在维也纳和柏林受过良好的音乐教育的女高音声乐家。 　　从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整整居住了20年。这期间，他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生活上享有丰厚的待遇，工作上拥有便利的条件。然而，他始终眷恋着生他养他的祖国。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不止一次地发出“旅客生涯作到何时”的感叹。 　　难以阴挡的回国脚步 　　1949年的中秋节之夜，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门对面一个街心的花园里，钱学森夫妇和庄丰干、罗佩霖等十几位中国留学生共同欢度祖国的传统佳节。 　　年年中秋，而今不同。今年的中秋节是在新中国诞生之后的第六天来到的。钱学森和大家一起共叙思乡之情，举杯祝福祖国美好的未来，他埋藏在心底的宿愿化作一个强烈的念头：早日回到祖国去，为祖国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按照有关规定，一个学年结束，才可以辞退工作。”钱学森焦急地期待着1950年夏季到来。天有不测风云。1950年初，中美在朝鲜战场上处于交战的敌对状态，美国又正盛行麦卡锡主义，美国国内掀起一股要雇员们效忠政府的歇斯底里狂热，并对许多人开始了追查和迫害。 　　加州理工学院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注意。当联邦调查局搜查校园时，钱学森遭到了无理询问。因为威因鲍姆是钱学森的朋友，他的入狱，给钱学森带来了灾难。1950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他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并指控他是美共党员，非法入境。在这种情况下，钱学森决定不再等待暑假的到来，立即以探亲名义回国，一去不返。 　　钱学森首先前往华盛顿，来到丹尼尔·金布尔所在的五角大楼办公室。金布尔是海军次长。钱学森将目前的处境告诉金布尔后，严肃声明：“有鉴于此，我已经准备动身回国了。” 　　金布尔大为震惊。他认为，“钱学森无论在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钱学森刚一离开，他立即拨通移民局的电话，恶狠狠地说：“我宁肯枪毙他，也不让他离开美国！” 　　1950年8月23日午夜，钱学森一家乘飞机从华盛顿回到洛杉矶。刚一走下飞机，移民局的一个官员就迎了上去，交给钱一份所谓文件。文件说，根据法律，钱学森不能离开美国。本来，钱学森是准备在这里搭乘加拿大太平洋公司的飞机离开美国的。他的行李也已经装上驳船，准备启运回国。 　　钱学森在这种无端的迫害下，只得又回到加州理工学院。联邦调查局派人监视他的全家和跟踪他的所有行动。 　　与此同时，美国海关非法扣留了钱学森的全部行李。当检查人员发现板条箱里满满地装了800多千克书籍和笔记本时，便硬说其中藏有机密，声称 　　“这个狡猾的中国人的全部活动证明他是毛的间谍。”于是，美国的一些造谣工具向全世界发布耸人听闻的消息说：一名“共产党间谍”企图携带机密文件离开美国。然而，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检查，这帮家伙一无所获。检查人员不得不在向官方的报告中承认，被检查的所有书籍、笔记中，除了教书、复印的科学杂志上的文章外，其余都是钱学森自己的学术研究记录。 　　尽管如此，9月9日，钱学森突然被联邦调查局非法逮捕，而那条莫须有的罪名仍然是“企图运输秘密的科学文件回国”，并宣告他是“不受欢迎的异己分子”。钱学森被关押在特米那岛上的一个拘留所里。看守人员不许他和任何人讲话，每天晚上隔10分钟就跑到室内开灯检查一次，让他无法休息。15天的折磨和迫害，使他的体重下降了30磅，那非人的拘禁生活，使他的精神受到比身体更严重的损伤。 　　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心都是相通的。加州理工学院的许多师生和当时远在欧洲的冯·卡门等教授闻讯后，立即向美国移民局提出强烈抗议，又募集了15000美元保释金，才将钱学森营救出来。 　　然而，迫害并没有结束。钱学森的行动处处受到限制和监视，并且移民局明确规定他的活动范围不允许超出洛杉矶。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一直监视他，时常闯入他的研究室和住宅捣乱。他的信件和电话也受到了检查。 　　在被滞留美国长达5年的时间里，钱学森深居简出，很少与朋友们见面，为的是减少朋友们的麻烦。但他对学术研究并未放松。1954年，他出版了《工程控制论》一书。 　　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夫妇摆脱特务监视，在一封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夹带了写在小香烟纸上的给陈叔通先生的信，请求祖国帮助他早日回国。陈叔通先生收到信的当天，就把它送到周恩来总理手中。周总理对此非常重视，立即指示，速将此信送给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授意他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据理力争，设法营救钱学森回国。8月5日，钱学森接到美国政府“可以回国”的通知，但在乘坐美国邮船的归途中，他仍被当作犯人对待。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孩子，终于奔向东方的祖国。 　　中国卫星事业的奠基人 　　钱学森回到祖国后，受到了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和高度的重视。一种盼望新中国早日强大起来的愿望，促使他上书周总理，提出了发展中国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 　　1956年4月，由周总理主持，在解放军总参谋部的大楼里，召开了一次不寻常的中央军委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由钱学森介绍在我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望着那么多共和国最高军事领导人的亲切目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在他心中油然而生。 　　1956年10月8日，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宣告成立，钱学森任研究院院长。从此，在周总理、聂荣臻元帅的直接领导下，钱学森开始了作为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技术领导人的生涯。这一天，秋日明丽，秋风怡人。精神抖擞的钱学森面对156名大学毕业生首次主讲《导弹概论》课。能够亲自培养我国搞导弹的专门技术人才，这是钱学森多年的梦想。今天，梦想成真，他怎么能不激动、不自豪呢？若干年后，这批受训的大学生，将成为我国火箭、导弹与航天技术队伍的骨干。 　　1960年11月5日，我国第一枚国产近程导弹发射成功。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科学研究的道路并不平坦。1962年3月，我国自行设计的一种中近程导弹起飞不久就掉在发射阵地前300米处，把地面炸了一个大坑。 　　钱学森深入到控制系统第一钱，与同志们一起寻找失败原因，改进方案。1964年6月29日，我国第一颗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进行飞行试验获得成功。1966年10月27日，遵照周恩来总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指示，钱学森协助聂帅，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飞行试验，导弹飞行正常，原子弹在预定的距离和高度实现核爆炸。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研制成功，美国用了 13年，我国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这一成功震惊了世界。 　　1965年1月8日，钱学森正式向国家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1965年4月29日，国防科委在邀请钱学森等专家充分研究论证的基础上，向中央专门委员会提出了在1970年或1971年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规划设想。中央专门委员会原则批准了这个规划方案。在实施人造卫星研制计划中钱学森在许多关键技术问题的解决上贡献了智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长征一号”试车无法进行。钱学森协助周总理，为领导人造卫星研制计划的正常进行，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长征一号”在1969年8月22日试车成功。1970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钱学森等一批专家在卫星发射基地组织实施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工作。1970年4月24日，重量为173千克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东方红》乐曲响彻全球。 　　钱学森对科学技术的重大贡献是多方面的，截至目前，已发表专著7部、论文300余篇。他以总体、动力、制导、气动力，结构、计算机、质量控制等领域的丰富知识，为组织领导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的研究发展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迅速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1979年钱学森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授予他“杰出校友”的称号。1986年6月南加州华人科学家工程师协会给他授奖。1989年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授予钱学森“威拉德W·F·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的称号。在国内，他更是受到中央嘉奖和人民敬重的杰出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