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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表家族 钟表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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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表决漏 以正案法
齐景公 (公元前547~前490年在位)与燕国交战,连年失利。有人推荐司马穰苴,认为他文能团结大众,武能统帅全军,于是齐景公便任命他为将军。司马穰苴接受任命后,与监军、庄贾约定:明日中午到军营受命。庄贾走后他立即驰马到了军营,“立表下漏,待贾”。在地上竖起一根杆子,观看太阳的影子,把漏壶装上水开始起漏。到了第二大中午,影子到了正北方,漏壶也指示中午到了,庄贾却还没有来到。穰苴“仆表、决漏”宣布了庄贾的迟到。原来他在家里与亲朋家属饮酒话别,长途相送,弄到夕阳西下才到。穰苴以军法为重,判斩庄贾,贾驰书齐景公求救,待景公赦免庄贾的命令来到时,庄贾早被斩首示众了。
《史记》上记载的这一段故事是有关漏刻与圭表联用的实际记录。圭表能测定正午时刻,用它来校准漏壶,这在汉代肯定是广为应用的方法。1965年在江苏仪征东汉墓里出土了小型的活动圭表,可见在汉代圭表和漏壶都是比较流行的。以圭表来校准漏壶就如今天收音机里的时号对表,古代看来是这样办的。
剩下的另一个问题——漏水不均怎么办?为了要使漏水均匀,必须使漏壶里水位保持不变,最初的办法是增加漏壶的个数。东汉著名科学家张衡(公元78~139年)写的《漏水转浑天仪注》中记道:“以铜为器,再叠差置,实以清水,下各开孔,以玉虬吐漏水入两壶。”这里指出是用两个壶联合使用。后来向多级发展,晋孙绰《漏刻铭》:“累筒三阶,积水成渊,乘虚赴下”,则已是三个壶的漏壶组了。唐代吕才的漏壶采用四级补偿,使最后泄水壶的水位尽量保持稳定,进一步提高了精确度。
多级补偿是用两个以上漏壶,自上而下放置,使最上一个壶中的水流入第二壶,再由第二壶流入第三壶……,由最后一壶(称泄水壶)流入箭壶,箭壶中的水连同浮舟慢慢升起。由于得到上面几级漏壶的补偿,最后一级壶中的水位可大体保持稳定不变,这就基本达到了漏水速度均匀的效果。
问题似乎都解决了,其实并未满意的解决,漏壶的数量不能无限地增加,水位也不是完全稳定,于是还有继续改进的必要。社会的需要促使人们去思考,用什么办法能使出水壶里的水位保持不稳定而又简便可行?漏壶精确度的提高关键就在此举了!
据史籍记载,这一项改革完成了宋代景祜年间。1036年司天监再次考定漏壶的精确度,人们提出:关键是漏水不均匀的问题,这可以采用1030年燕肃的一项发明,用加一个平水壶的办法来解决。所谓平水壶,就是使水位保持平衡的壶。说起来很简单:在一套漏壶的最下一级壶上再开一漏孔,但此孔开在壶上沿,只要从上面壶里漏下的水量比这一壶的漏量稍大,则总会有水从上孔中泄出,从而保持最下一壶的水位总在上沿漏孔的地方,这就达到目的了。
平水壶的发明实际上就是上沿再开一孔的创造,这一孔之开可真解决了大问题,他使多少年来想解决的漏水不均匀问题宣告解决。
故宫交泰殿里保存有一座清代漏壶,乾隆九年(1744年)制造,其中平水壶是一个重要部分。根据实验,一小时内流入受水壶的水量约为3.5千克,一天24小时约84千克,一天的误差约为十分钟左右。只要正午时根据日影来校准一下,连续使用时每天的时刻读数都可以准确到几分钟的程度,这对古代的日常应用来说已是足够的了。
影响漏水不均匀的因素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当然都是较为次要的,但古人也已注意到了。例如温度的不同会影响水流速度。《周礼》一书中就提到
“挈壶氏……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冬天要以火烧水,保持一定水温;宋代还有人提出以水银代水,以免冬天冻结;对漏壶用水也很注意,要选用无杂质的洁净泉水、井水等。此外,对漏壶的漏孔,历代也进行了很多研究改进。古代人民对漏壶的研究改进确是很深入细致的。
苦行僧的钟
在印度有个圣地叫“贝拿勒斯”,现在改名叫“瓦拉纳西”,是座著名的古城。古城内有成千个寺庙,最有名的是金寺。古城西北约10公里的地方叫鹿野苑,据说那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第一次讲道的地方。自古以来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到贝拿勒斯去朝圣。在古印度,有许多化斋的和尚常常不远千里徒步走向圣地,在漫长的征途上,苦行僧们多么需要知道几点钟啊!
聪明的苦行僧终于发明了一种随身携带的“影子钟”:他们在手杖上半截打一个孔,插上一支短木钉,在手杖上刻上刻度。苦行僧的手仗不是圆的,而是八角形的。看“钟”的时候,只要把手仗上的绳子一提,让手杖竖直向下,太阳光照到木钉上,木钉的影子投到手杖上,看看那影子有多长,就知道时间了。
苦行僧的手杖为什么是八角形的呢?这是为了适应不同季节而制作的八个面。一年四季中,太阳在天空中走过的路程是不同的,所以夏天的影子和冬天的影子也就大为不同了:夏天的影子短得多。
苦行僧的手杖做成了八个面,每一面只适用于半个季节。看!苦行僧把短木钉插进了这个孔里,孔上写着梵文“阿里曼”——相当于我们的九十月间。他又提起手杖,影子正好投到正午那个刻度上,说明这时恰恰是中午。
太阳闹钟
除了圭表和日晷之外,古代还出现一种“太阳闹钟”。这种闹钟的原理是这样的:在大炮引火线的上方安置一个凸透镜(常用的那种放大镜就是一种凸透镜),阳光经过透镜会聚到一点,那就是耀眼的焦点。太阳在天上移动,焦点在镜下移动。当太阳走到适当位置时,恰好是某个时刻,灼热的焦点恰好投射到导火线上,于是大炮轰鸣,向人们报告了时间。
太阳闹钟的发明者很高明,炮声一响,便向人们报了时。这说明,在时间的计量工作里,不但要有对时间的测定——测时,而且应当有播时报时。太阳闹钟就是一种巧妙的播时方法,打更也是古代的一种播时方法。
追溯太阳闹钟的发明,历史学家发现我国元代科学家郭守敬发明的仰仪是太阳闹钟的渊源。
郭守敬49岁时(公元1279年),担任了同知太史院事,这个官虽然不大,却可以见到元世祖。郭守敬把自己设计的仪表绘成图,献给元世祖忽必烈。这个图里包括“高表”,也包括“仰仪”。
这一天,元世祖召见郭守敬,要他讲解这些仪表的构造和功能。郭守敬一大早就进宫了,皇上拿着图问这问那。
“这仰仪为何物?”元世祖问。
“禀告陛下,观测天象必要观看太阳,日光耀眼,仰望太阳,难以看清,为此而制仰仪。”郭守敬接着详细地介绍了仰仪的构造原理。
仰仪是用铜制成的一种仪器,形状像一口仰天放着的铜锅。锅口刻有东南西北的方位,锅里刻有赤道坐标。在锅口面上用竿子架着一块板,板上凿有一个小孔,小孔的位置正好在半球面的中心。
“陛下,这小孔关系重大,阳光透过小孔,可在锅里形成太阳的倒像,这是墨子的发现,叫做 ‘小孔成像’。如此这般,我们只需低头俯视仰仪,便能清晰地看出太阳的位置。”郭守敬一边说一边打开了他的设计图。
“陛下,在发生日食的时刻,也可以用仰仪来观测,从中可知日食的时刻和位置……”
“好!好!”元世祖十分高兴,马上批准创制新仪器。
仰仪是一种太阳钟,也可以说是一种球面日晷。不过它是用小孔成像的像仰仪来报时的,那耀眼斑点的走动,便向人们报了时。
后来,仰仪传到了朝鲜和日本,他们制作了“仰釜日晷”,把仰仪上用来小孔成像的板取消了,改成晷针,就成了球面日晷。
至于欧洲古代的太阳闹钟,是否是受到仰仪的启迪之后发明的,那就很难考证了。
太阳的神话
圭表、日晷和太阳钟报告着时间,指出了季节。万物都照着这神秘的节气变化着。春季来临,便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冬季来到,则是“绝爱初冬万瓦霜”。
那么,太阳和太阳光下的影子为什么能指出时辰,指出季节呢?
在古代,我国各民族人民根据自己的认识和想象,编出了各自不同的太阳神话。“羲和主日”、“阳鸟载日”,便是黄河中下游一带的古代传说。
据说,羲和是一个负责观测天象、制定历法的天文官。又说,羲和驾着六条龙拉的车子,每天从东到西飞驰过天空。
在一本叫《山海经》的古书里,说东南海的外边,有个国家叫“羲和国”。羲和国里有个女人叫羲和,她是天帝的妻子。羲和一共生下了10个太阳,她总是在大海里为太阳洗澡。
古书里还说,在大海里有一棵叫“扶桑”的大树,树干有三百里那么高,9个太阳分别居住在下面的树枝上,1个太阳住在上面的树枝上。每天住在上面的那个太阳先飞出去,住在下面的一个太阳就来填补上边的空位。等到外面的太阳回来,另一个太阳再从扶桑上飞出去,第二个太阳又来填补空位……就这样,每天总有一个太阳东升西落。太阳怎么出来值班呢?古人说,用大鸟驮着。所以,古书上有时就管太阳叫“阳鸟”。
你说,太阳为什么会东升西落呢?真有只大鸟驮着吗?
古人又发现,夏天日长,冬天日短。为了解释这个现象,人们也编出了许多美丽的传说。云南省的澜沧县有个木戛乡,那里的老人常给孩子们讲这样一个民族神话故事:
“太阳神是很勤劳的,每天都要出来在天上从东到西走一遭,看看人间万物。冬天冷了,他就骑着快马跑。马儿聪明,专找近路走,跑得一天比一天快,到最快的时候从木戛东南边的那帕寨子背后就回去了。天热了,太阳就改骑猪。猪走得慢,而且笨,尽走远路,走得最慢的时候,是从木戛东北方向的克到寨子上来,到西南方向的哈胡寨子才回去。后来又换成骑马,太阳再从东南方的路迪寨子上来时,就是一年了。”
这个故事,用木戛乡东南、西南、东北、西北的四个寨子,形象地描述了太阳出没的情况和冬天日短,夏天日长等现象。然而,事实是古人想象的那样吗?
在古埃及,人们认为太阳神是独自驾着一条小船,在空中由东向西前进的,每天航行都有固定的航线。
在希腊神话中,太阳神的名字叫阿波罗,最古老的阿波罗形象是个端庄匀称、长发无须的少年,“望楼上的阿波罗”是著名的古代雕塑。今天,人们还用“阿波罗”来为宇宙飞船命名呢!
地球钟
如果我们坐上“阿波罗”宇宙飞船进入茫茫的太空,便会发现既没有扶桑树也没有骑猪的太阳,更没有英俊少年阿波罗。
看!那光芒四射的巨大无比的火球,就是太阳。有一个小小的蓝色星球在不停地绕着太阳转着大圈子——这就是我们的地球。像它那样的星球还有8个,远远看去就像9颗小皮球在大广场上围着一座大礼堂转圈子,这就是太阳系。
再看,那蓝色的地球不但绕着太阳转,而且自己也在自西向东转着,好像一个芭蕾舞演员在太阳公公周围跳着转圈舞,一边自己旋转,一边绕着太阳转大圈,这就是地球的自转和公转。
人类生活在地球上。由于地球的自转,我们从地面向外看,外边的太阳和星星就都由东方升起,西边落下了。这好像你在公园里坐转椅,转椅转一圈,你看到的都是公园里的孩子们转了一圈儿。
看太阳或者看星星定时间,用日影来定时间,实际上是按照地球的转动来确定时间。我们的地球妈妈从西向东转动一周,我们就看到太阳东升西落一次,日影也就有了一天的变化。“太阳钟”、“日影钟”实际上就是“地球钟”。
我们的地球不断地自转着,同时又绕着太阳公转。地球相对于太阳自转一周,就是从太阳当顶再到太阳当顶所经历的时间,也就是指太阳两次过子午线的时间,这就叫“视太阳日”。或者叫“真太阳日”。把这真太阳日等分为86400份,每份就是一秒,叫“真太阳秒”。这样得出的时间标准叫真太阳时,太阳钟反映的就是真太阳时。
如果地球只有自转没有公转,那么,太阳两次过子午线的时间,就是地球自转一周的时间。但是,地球在自转的同时,还要绕着太阳公转。在地球自转了一周以后,它不呆在原处了,应当在地球的椭圆轨道上前进1度左右。这样一来,第一次正对着太阳的那一点,在地球上自转了一周后,并没有再一次正对着太阳,那里的太阳并没有再一次当顶,而且还偏在子午线东边 1度左右,必须要等地球再转过一个角度后才正对着太阳。地球自转过这个角度的时间,大约需要4分钟。所以,地球自转一周并不是24小时,而是23小时56分钟。这样,一个真太阳日既反映了地球自转运动,又反映了地球的公转运动。
太阳的欺骗
地球绕太阳转动的轨道是一个椭圆。地球在这个轨道上的运动是不均匀的,离太阳远时,走得慢些;离太阳近时,走得快些,再加上地球上的赤道和这个公转轨道又不在一个平面上,所以一年中每天的长短就不一样了。最长的一天和最短的一天要差51秒呢。因此“真太阳秒”总是在变化着,这在时间计量上当然是很不方便的。
为了弥补真太阳时总是在变化的弱点,人们假定天上有一个点,在赤道上像太阳那样东升西落地移动,不过这个“假太阳”的移动速度是均匀的,它的速度等于真太阳的平均速度,天文学家把这个点叫做“平太阳”。
“平太阳”连续两次经过子午圈的时间间隔叫一个“平太阳日”。再把这个平太阳日等分以后得出“平太阳秒”,这种时间就叫“平太阳时”。
平太阳和真太阳经过子午圈的时刻是不一样的,最多能差16分钟,一年只有4天它们才一样:4月16日,6月15日,9月1日和12月24日。所以,很早以前,巴黎的钟表匠就在他们的招牌上写过:“太阳所指示的时间是骗人的。”
的确,你试试看,你的表指着北京时间12点时,太阳并不当顶,你要是在西北或者在东北,太阳所指示的时间就会和北京时间差得更多。这是为什么呢?
不管是真太阳时还是平太阳时,都是按照太阳当顶两次的时间间隔计时的。这样,在同一瞬间,地球上经度不同的地方,时间就是不同的了。当伦敦是正午时,北京却已是下午7点45分。而当上海烈日当顶时,纽约已进入漫漫的深夜。不同地方的时间差,恰好是它们地理上的经度差。时间上的24小时相当于经度上的360度,1小时相当于15度。
用各地的太阳时来计量时间当然是不方便的,在交通运输比较发达的时代,统一时间计量的要求更加强烈了。
1884年,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国际经度会议,由24个国家商定了国际计算时间的标准,确定把地球经度为零度的英国格林威治时间,作为全世界的标准时间,简称“世界时”。
有了统一的世界时,各国之间的联系当然是方便多了。但是,如果各地都把钟表对准世界时就会使人很不习惯:当北京太阳当顶的时候,钟表却指着黎明前4点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把全世界划为24个时区,每个时区占据经度15度,时区之间相差1小时。
以0度经线为中央经线,包括东经7.5度、西经7.5度的范围叫做零时区。在零时区以东,东经7.5~22.5度的地区叫做东1区,然后是东2区、东3区……直到东12区。在零区以西,西经7.5~22.5度的范围为西1区,依次是西2区、西3区……直到西12区。最后,东12区和西12区是重合的,以东西经180度为中央经线。这样一划分,各时区的中央经线彼此相差15度或15度的整数倍,各时区的时间就只差整小时数了。
北京位于东经116度20分,属于东8区。因此,“北京时间”并不是北京的真太阳时或北京的地方时,而是东经120度经线上的地方平太阳时。
我们辽阔的祖国领土从东5区到东9区,横跨了5个时区。为了统一时间的需要,全国各地都采用“北京时间”。这样,北京时间正午12点,各地太阳的位置就各不相同,连北京的太阳也不正在当顶——“太阳指示的时间是骗人的!”
恒星帮助了孤帆
1984年,报上登出了这样一条新闻:“美国一位68岁的名叫马文的退休教授,一人驾一艘普通小艇,在没有任何现代化的航海工具的情况下,成功地作了一次环球航行。马文在历时17个月的环球航行过程中,完全依靠观测天上的星位、海潮的涨落和风向的变化,来判断自己小艇所处的航位和前进的航向。”
孤帆探险并不是从马文开始的,早在100多年以前就有人进行了。很早以前,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就争论过,远古时代的人是否横渡过大洋?许多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古埃及人乘草船能渡大西洋?古秘鲁人既无指南针又无天文航海钟,会渡太平洋?但是,另一些人认为是可能的,因为墨西哥的太阳金字塔酷似埃及金字塔,这不是古埃及人渡洋的证据吗?因为生活在太平洋岛屿上的波利尼亚人有着古秘鲁的文明……
1867年6月,一艘仿古的木筏从纽约出发了,它的名字叫“无敌”号,上边坐着三位探险家,他们决心驾帆驶向英国。出发前,许多欢送者到筏上参观,发现“无敌”号的航海装备确实很简单,甚至连航海中最起码的天文钟也没有。
三位探险家在北大西洋的惊涛骇浪中搏斗着,他们只能根据太阳高度的变化来确定自己的位置,修正航向。他们在夜间又只能通过观察星星确定时间和方向。经过51天的拼搏,他们终于在7月份到达了英国。
怎样看星星定时间呢?我国渔民中有一首民歌说:“六月晚上十点钟,牛郎三星照南窗;七月晚上八点钟,正南方向看牛郎。”可见看星星能确定时间。
恒星离地球很遥远,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不动的。地球自转一周,我们看到的恒星就绕了地球一周。这就是一个恒星日。它应当比平太阳时每大短4分钟左右。我们给每颗恒星都定下位置、编码、赤经、赤纬,就像每一个城市用经纬度来表示位置一样。当某一颗星走到某一个位置时,就可以知道是恒星时几点了。
恒星日要比平太阳日短4分多钟,这样,按照恒星时走动的钟表就会和按照平太阳时走动的钟表相差许多了。就像同是一块布,用市尺和米尺量出来的尺寸不同一样。
市尺和米尺可以换算。平太阳时和恒星时也可以换算。它们的换算关系是:
1年=366.2422恒星日=365.2422平太阳日
1平太阳日=1.002738恒星日
1恒星日=0.997270平太阳日
天文台准确地观测恒星后,根据这些换算关系推算平太阳时,所以,格林威治天文台的天文照相机是很宝贵的。
根据这些测定、换算,形成了一个以地球自转确定出来的平太阳时系统,我们的钟表一般都是按照这个计时系统走动的。
地球闹脾气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地球自转的速度是很稳定的,并且以它来确定时间。但是,近年来格林威治的天文学家却说,他们不知道现在到底是几点钟了。1979年格林威治天文学家欧蒙拉对报社宣布:“你不能说现在是几点钟,你只能说依照某一台原子钟,或是某一天文学读数,告诉你现在是几点钟!”
事情是这样的:7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测时的天文台,都有了一种走得相当准确的石英钟。这种石英钟放在天文台特设的地下室里,一天一天地按照天文学家测定出来的秒长走动着。从来没有人对石英钟工作的准确性发生过什么怀疑。人们把石英钟当做忠实的守时卫士,要想知道几点钟,看看它就行了。
天文学家当然也要通过观测星相来与石英钟核对时间,而且不断地改进着观测手段。后来,精确的观测发现,石英钟在8月里忽然慢下来了,到了冬天又恢复正常,到了春天的三四月份,竟又快起来了。石英钟出了什么问题呢?奇怪的是,世界各地天文台的石英钟都不约而同地春快秋慢,起伏不定。难道各国的石英钟都走不准,发生了“传染病”?
于是,人们开始怀疑地球自转的速度了。
地球自转的速度是变化着的,人们从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那里找到了证据。
珊瑚化石是一个证据。珊瑚虫是一种腔肠动物,它每天都要分泌出一些粘液,这粘液就会变成一条细小的日纹,看看珊瑚化石身上的日纹就能知道过了几天。现代的珊瑚每年有360多条日纹——和一年365天相近。古生物学家发现,五六亿年前的珊瑚化石上每年都有400多条日纹,难道那时地球转得快,一年400天?
大家知道,月球绕着地球转,当它绕到太阳和地球之间时,会把影子投到地球上,这就会发生日食。由于地球公转和自转有一定的规律,月球的转动也有规律,天文学家便可以计算出古往今来的日食,例如,1997年3月9日8时至9时会发生日偏食,我国各地都可以看到。天文学家也推算出了几千年前发生日全食的时间和地点,谁知,竟和历史学家提供的日全食时间和地点有些不同。学者们经过分析研究,发现这是因为地球自转速度变慢造成的:每世纪的日长增加0.0016秒呢!
地球自转的速度还有着季节性的变化:每年三四月最慢,8月最快,反复地发着脾气。
1956年2月23日,太阳上出现了特大耀斑,地球自转突然变慢,日长增加了千分之九秒!地球在太阳面前还像个孩子,大人一瞪眼,就吓得不知所措了。1959年7月15日,太阳又发生耀斑,地球自转又变慢了一次——日长增加了万分之八秒。
千分之九秒和万分之八秒,对于我们日常的生活来说是微乎其微的,但在飞向宇宙和钻入原子的现代科学技术中,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1981年,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就因为电脑中有四万分之一秒的误差而停止了起飞。
看来,用地球当钟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一座稳定的钟。
立竿见影与圭表
寒暑的更叠伴随着正午太阳位置的高低变化。夏季,烈日当空,树木、房屋投下短小的阴影,人们要想找个阴凉的地方躲避火辣辣的太阳也很困难,而冰封雪盖的隆冬,行人拖着长长的淡影,似乎也显得缺乏生气。随着季节的变化,投影的长短也跟着变化,且年年如此,这就启发人们在思考,能不能在地上竖立一根标竿,看它中午时的影长变化来指示季节,这是不难做到的。旭日东升,逐步向上,影子便从西方转向西北。正午的影子,自然射向正北方,也比较短。夕阳西斜时,影儿便偏往东北了。就全年来说夏天的中午,太阳位置高,影子也短;冬天的太阳较低,中午的影子也较长。中午影子最短的那天是夏至,最长的那天即冬至,古代亦称“日北至”和“日南至”。这是非常直观的名称。如取上午与下午影子一样长的影端两点联接起来,那它的中点与标竿入地处的联线方向就是南北方向,它应同中午的竿影相合,这根标竿就称为“表”。大约至迟在殷商时期,人们已经懂得用表来测日影定季节了。最早的表是用木制的,或用竹竿,也有用石柱的,它们都是容易得到的材料,为了测量日影长度,周代使用一种专门尺子——土圭。
“土”是度量的意思,“圭”是一条尖头的玉器,土圭就是量度日影的一把玉尺。
周初定都镐定(今陕西西安市附近),但还有个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是奴隶主统治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相传周公姬旦曾在洛邑东南约一百里的阳城(今河南登封告成镇)树立起圭表测量冬至和夏至的日影,来定出一年的长度和季节。从此,观测冬至与夏至,成为一件重要的大事。《左传》上曾记录着一段历史事项:公元前654年冬至那天,刚好碰到十一月初一,朔日。鲁国的僖公带领群臣举行了仪式,宣布新月即将出现。之后,他还亲自登上观测台,去观看太阳照射在表上投下的影子。有关官员则记下情况存作资料。这是当时的规定礼节。
土圭长一尺五寸,它是怎样定下来的呢?表,又有多高呢?周代,人们的概念中还不懂得地球是个球体。他们认为阳城是大地的中心——地中。测定日影,那是个理想的地上点。容易想象到影长同表高是成正比例的。他们看到八尺的表,于中午日影最短的夏至日,影长一尺五寸。于是就立下了一个标准,表高八尺,圭长一尺五寸。八尺,与中等身材的人的眼睛差不多同样高。再则,那时已知,一直角三角形如短边是六尺,长边是八尺,其斜边刚好为十尺,都是整数。定为表高八尺,也许就是这个缘故吧。冬至日最低的太阳,一定使表旁拖着一条长长的影子。在阳城,那天中午的表影又是多少呢?据记载,汉代初年,都城长安的天文台——灵台上,八尺表身已改为铜制,圭身长一丈三尺。这就是配合冬至的日影测量而定的。
1965年,在江苏省仪征县发掘了一座汉古墓,墓主人大概对天文学有些兴趣。墓中陪葬虽不多,但其中有一件长方体的铜器却引起人们的注意,它上面的刻度表示长为1尺3寸(汉尺),活动的部分可以直立起来,高是8寸。因此许多人都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小型的活动圭表,也许是洛阳灵台上八尺之表的缩小模型吧。
一年有多少天?粗看起来好像不是件难事,只要计算太阳在天上从冬至点回到冬至点用多长时间就行了。可是大家都知道,当太阳从东方地平线还未升起的时候,它的光辉就己经淹没了所有的星星,哪里谈得上直接观测太阳在恒星间的位置呢?然而,我们聪明的祖先还是想出了其他的办法,来测量一年有多少天。早在春秋中期就已知道这个时间是 265天还多一个畸零数,约为四分之一天,这可能就是供助圭表测影的方法得到的。公元85年,东汉的编䜣和李梵制订四分历,他们年复一年地仔细丈量着日影。他们发现第二年冬至日影其实不与上年的一样长。第三年和第四年仍然如此,要到第五年,冬至日影才同第一年的长度相等。算算日子,一年365日。这第五年却超过了一天。即四个年头共有1461日。这样,他们通过用圭表做实验,证明了以
1前所得的数据,一年确是365日。
编䜣和李梵是相当幸运的,因为他们连续五年的冬至都遇上了晴天,这给测量日影的长度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发现第五年才同第一年一致。如果其中有一年碰上阴天那只有前功尽弃了。这种倒霉的事也许有不少天文学家都碰到过,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谁能避开老天爷变幻不定的脸色呢?肯定有许多人在想办法,历史上记载下来的最早的是祖冲之。
祖冲之测定了大明五年 (461年)冬至前后若干天的影长,根据古书记载冬至前的十月十日测得影长1丈7寸7分半,冬至后的十一月二十五日测得影长1丈8寸1分,二十六日1丈7寸5分强,祖冲之就根据这几个数据算出了冬至的日期和时刻。
祖冲之的方法被后代历法家所采用,他的方法有两大优点,第一是不受冬至日阴云不见太阳的影响,只要在冬至前后若干天测量日影就行了。第二是可以推算出冬至的近似时刻,这是因为冬至时刻不恰好是在正午,用圭表不能直接观测到。利用此法求得冬至时刻对于历法的推算有实际意义。
利用圭表,除了测定冬至和夏至,编订历法,推算二十四节气外,还有好几种用途。
一种是测定方向。除前面说过的简易测量外,如果画许多同心圆,树表于圆心,当上下午表影顶点落在同一圆周上时,将这些对应的点联接起来,它们的中点轨迹与圆心联线,便是南北方向。它必然应该同正午日影相重合。在夜里,当视线通过表顶凝望北极时,这方向亦即是南北方向。搭建房屋,修筑城市的道路,统治阶级营造宫殿宗庙或举行祭祀,等等,都需要确定南北方向。《诗经》上说“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就是用观测日影决定方向盖宫殿的记录。
再一种是丈定土地。周王室分封土地给诸侯,诸侯又将部分土地给予家臣。他们要划出疆域界线,量度长短阔狭,核定田亩大小等。丈量用的基本尺码,大致就是土圭。早在周秦时期,人们说,同一日子内,南北两地的日影长短倘使差一寸,它们的距离就相差一千里。虽然这数字并不准确,但人们已有了如何在大范围内测量土地的概念了。
为了提高圭表测影的精度,需要解决许多问题。表竖得笔直吗?地面是否歪斜?圭身恰好正南正北无误吗?表太高而使表顶影子有点模糊又怎么办?影子长度能不能量得非常准?自从有了圭表以来,直到汉以后的一千几百年中,不少人为这些问题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来改进表影测量工作。
早在周代,人们就在表顶旁边挂一根悬锤,从而校正表身,使它位于铅直线方向。六世纪初期,祖冲之的儿子祖暅在表下石圭面上开凿了沟槽,灌上水,用以校正它的水平状态。其作用就像现代的水准管一般,这项改进为后世的圭表所采用。祖暅又在平整得很好的场地上立下一根直挺挺的表竿。他用一套校正好的漏壶计量时间。待恰好中午时刻,于表影尽头再立一根表竿。到了夜晚,他通过这第二根表竿去望准北极方向,再在视线之北更立下第三根表竿。当三竿刚好位于一直线上时,这直线无疑即南北子午线了。
北宋的沈括,对这方面问题用三座铜表做得更加细致周到。他将圭表放在一间密闭的屋子里,暗黑的屋子使影子不会因四周日光的漫射而减淡。他又在圭面安设一座小小的附表,让附表的影端同表的影端重合,加深影端浓度,使之清晰。他还将矩形的表顶,削成向南的斜面,使平顶成一条线状,可以使影子尽头更清楚些。
日影又称晷影。对它的量度,早在西汉时期,已经能够做到量得的单位以“分”计算。一分等于2.34毫米。经过大约1000年之久,到11世纪中叶北宋皇祐年间,周琮等人树起新表,耐心地测了3年日影。在精细的工作中把日影长度单位取为半分,误差出入不超过1.17毫米,这是难能可贵的。
至13世纪后期的元代初叶,天文学又有了新的发展。一直到这个时候,我国天文学家始终走在欧洲的前面。这时,郭守敬创造了相当于四层楼房高的四十尺高表,配着一百二十八尺长的石圭。对关系到测量精度的那些问题,郭守敬作出了划时代的改进。他将表顶改为用双龙高擎着的开有水槽取平的铜梁。石圭面上凿有环通的水沟。他设法使圭身处于子午线方向。他将表略向前倾,梁上挂下三条铅垂线,取锤尖联线为表影起点。他制作了能产生铜梁影子的针孔像的景符,梁影细如发丝。这些还不算,郭守敬又采取测定长度的技术措施,使影长尺寸能量到半厘,即0.12毫米。这同近代游标卡尺量到1/10毫米非常接近,真是何等令人惊叹啊!他取冬至前后相同的日子里的日影,成对地反复量取计算,所得冬至时刻,自然是极为准确的了。由此郭守敬和他以前的杨忠辅一样也算得了回归年的长度为365.2425日,这与现今通用的公历即格里历相同,但是比它却要早3个世纪。
郭守敬的高表虽已在历史的演变中消失了,然而今天还遗留着它的一座模式——登封告成镇上巍峨的观星台。它是郭守敬在1279年年底在古阳城旧址南侧建立的。近年来,有关部门曾测量过它那石圭的方位,发现它与正南北方向几乎完全一致。这是世界上又一处著名的古天文台完整的遗址。台旁还留有唐代开元年间南宫说所立八尺石表,夏至日日影不超出基座,是公元8世纪初期的遗物。1975年经国务院拨款修葺,现在已修整一新,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圭表由实际需要而逐步改进,由大自然的启发而产生,改进工作大体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加高表身,使表影增长,减少相对误差;一是设法读准影长,使结果精确。总之目标就是提高精度。这两方面的努力到郭守敬可算达到了顶端,他既建造高表,又改进读数装置,发明了景符和窥儿,使观测精度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并又使圭表的用途增多,扩大到能观测月亮和星星。这一思想方法在现今的天文仪器制造中又一次得到了体现。建造高表相当于增大望远镜的口径,使得到更大的光量,放进读数装置相当于改进望远镜的接收设备,终端设备的改进可以在较小口径的望远镜下得到比较好好的结果,还可以使望远镜的用途增多。古代改进圭表的历史过程同现今改革望远镜有着相似的思想方法,这是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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