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名世界的瓷器

瓷器是我国独创的发明之一。我国瓷器的历史，最早可以推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它是在制陶技术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发明的。 　　早在六千多年前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创造并且使用陶器。当时的陶器是用粘土经手工捏制以后，在陶窑里大约五六百摄氏度的下烧成的，因此质地粗松。 　　到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对于陶土的粘性和可塑性，对于火的利用和控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提高。在制造陶器的过程中，已经懂得了采用精细淘洗过的陶土作胎。制胎不仅有手制、模制，有的还用轮制。器皿的外部不仅砑光，有的还绘有红色和黑色等图饰，考古家们把它叫做“彩陶”。有一种质地坚致、胎薄、纯黑、近乎半透明的陶器最引人注意，叫做“蛋壳陶”。这些陶器之所以质地坚致，是和当时陶窑结构的进步分不开的。河南庙底沟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的陶窑，已经出现了火口、火道、火膛、火室等结构。这种窑通风和热量扩散比较好，制成温度比较高，火候控制也比较容易，因此当时陶器不仅质地致密，而且器种增多，既有一般的红陶、灰陶，又有制作比较精细的白陶和黑陶。 　　瓷器虽然和陶器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它们的烧制过程极其相似。可以认为，制瓷工艺是渊源于制陶工艺的。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代，出现了用瓷土做原料，经1000摄氏度以上高温烧成的刻纹白陶和压印几何体纹饰的硬陶，这就是原始瓷器出现的基础。 　　自1953年以来，我国先后在河南郑州二里岗、安徽屯溪、江苏丹徒、陕西西安和扶风等地，发现了许多商周时期的釉陶或青釉器皿，品种很多，有尊、碗、瓶、罐、豆等，它们具有光泽，质地坚硬，扣之作金石声。由于这些敷釉器皿的外观或成分等方面兼具有陶和瓷的某些特点，所以人们叫它做 　　“釉陶”，“原始青瓷”或“原始瓷器”。 　　所谓“瓷器”，它的坯料是由高岭土（也叫瓷土）、正长石和石英混合而成的，胎的表面施有玻璃质釉，在120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下焙烧而成的，成品的吸水率很低，烧结后的器皿质地坚硬。为了鉴别和深入研究以上这些带釉出士品的质地情况，有关单位对安阳殷墟出土窑器作了化学分析。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原始瓷器的坯料是由高岭土一类的原料制成的。还可以看出，原始瓷器和陶器不同，它的胎中所含的酸性氧化物二氧化硅相对地增加了，而碱性氧化物氧化钙、氧化镁、氧化钠等却相对地减少了，这种人为的增加和减少，导致了原始瓷器烧成温度的提高，就是胎体熔化温度升高了，达到了1000摄氏度左右。在这样高温下烧结的原始瓷器，由于表面施有一层薄薄的青色玻璃质釉，所以它的吸水率降低了。据分析，安阳小屯出土的原始瓷器，吸水率的平均数大约只有十分之四，由此看来，商周时期原始瓷器的出现，恰好标志着我国陶瓷生产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高岭土的采用，釉的发明和发展，以及烧成温度的提高，都为瓷器的产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然而，由于商周时期原始瓷器的加工制造过程还不很精细，胎和釉的配料还不很准确，温度控制和火候掌握还不够熟炼，所以和后来瓷器相比，技术比较差，因此叫它“原始瓷器”。 　　1924年，在河南信阳擂鼓台曾经发现了汉和帝永元十一年（公元99年）的早期青瓷。近年来，又在逝江上虞一带出土了东汉后期的青瓷。解放以后，从遍及我国南北的墓葬中，出土了许多东汉、三国、两晋时期的青瓷器皿。其中，在南京石门发现三国时期吴赤乌四年 （公元241年）的青瓷琖和砚，在南京光华门外赵土岗的墓里发现赤乌十四年 （公元251年）的越窑上虞袁宜所作青瓷水注，在江苏宜兴周处（公元240～299年）墓发现了西晋元康七年 （公元297年）的艾青瓷器。这些青瓷，胎质细腻坚致，通体施有颜色浓绿的厚釉，已经超出了早期原始青瓷施釉薄颜色淡绿的阶段。此外，在浙江上虞帐子山还发掘出两条东汉龙窑，长度有10米以上，据研究这种窑的烧成温度已能达1250摄氏度。根据这些有确实年代可考的出土文物说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东汉到六朝时期，已经发明了瓷器，并且比较成熟地掌握了瓷器生产。而且在制釉方面，向前发展的迹象更加突出。 　　瓷器所以引人注意，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坯体上施有一种或几种不同颜色的釉药。所谓晋有“缥瓷”（青白色瓷），唐有“千峰翠色”，柴周有“雨过天青”，吴越有“秘色”，宋代有粉青、翠青、乌金、玳瑁和杂彩，元代有青花釉里红，……这些美名都是对我国历代在制釉方面既有新的发展、又有独特风格的赞扬。 　　我国早在商周时期就发明了釉药。首先被烧制出来的是青釉，也就是氧化钙作为熔剂的石灰釉。它是我国传统的瓷釉之一。釉和坯同样是由矿物料制成的，主要成分为硅酸盐、氧化铝、硼酸盐或磷酸盐等。在古代，釉呈色剂 （也叫着色剂）有铁、铜、钴、锰、金、锑以及其他金属元素。所谓汉代多色釉，就是氧化铅釉。关于“呈色剂”，只就铁的呈色作用来说明铁的氧化物有两种：一种是氧化亚铁，呈绿色；一种是三氧化二铁，呈黑褐或赤色。釉中的铁如果用还原焰烧炼，就能变成氧化亚铁；如果用氧化焰烧炼，就能变成三氧化二铁。据分析，在瓷釉中，如果氧化亚铁的含量达到千分之八，烧出来的瓷器就出现淡绿色，如果含量大于千分之八并且不断增加，绿色就由淡变浓。如果铁的成分太多，那也不好，超过百分之五，不仅还原发生困难，而且颜色渐呈暗褐色，甚至近似于黑色了。由于造瓷技术有了飞速的发展，所以到了唐代，越窑（在今浙江绍兴、余姚一带）的美丽的“千峰翠色”瓷，就是由工人掌握胎中恰当的氧化亚铁成分（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而获得的。当时掌握这一技术是很不容易的，不仅配制釉药量要准确，含铁的成分要适当，而且还必须严格掌握窑里的温度和通风情况，使瓷器在还原焰中烧成。 　　在传统的技术经验基础上，通过不断的实践，后世制作青瓷的技术更加提高，产品更加精妙。 　　在釉药的发明和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的玻璃制造技术也得到了发展。1976年在陕西宝鸡茹家庄地区发掘西周都市遗址时，发现了四种不同形式的玻璃珠和管状绿色玻璃项链。在这以前，也曾经从湖南长沙、河南辉县等地的战国墓葬中出土过一些白色、翠绿色、深绿色的玻璃或釉玻璃制品，色泽美观，大都半透明。据分析，它们是一些含量比较高的铅玻璃。可见，中国古代的玻璃制造技术同铅釉的发明和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历史渊源也是由来已久的。 　　我国白釉瓷器，萌芽于南北朝时期，比较成功地烧成于隋代。到了唐代，邢窑 （在今河北内丘）的白瓷已经发展成为青、白二大瓷系中的主流之一。唐代著名白瓷窑除了邢窑之外，江西景德镇瓷窑也是名列前茅的。1958年，在景德镇胜梅亭出土的唐代白碗，据研究，白瓷胎含氧化钙比较多，烧成温度已经达到了1200℃，瓷器的白度也达到了70％以上，接近现代高级细瓷的标准。这一成就的深远意义，在于为后来青花瓷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宋代瓷器在胎质、釉料和制作技术上又有新的提高，我国瓷业发展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向来被称为造瓷技术完全成熟的时期。在工艺过程方面，有了明细的分工，有专管火候、配料、制胎和施釉等工种。这种生产上的明确分工，既标志着瓷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专门技术的提高。定窑、汝窑、官窑、龙泉哥窑、钧窑是宋代五大名窑，这五大窑和其他名窑的作品，在釉色和花纹图案装饰等方面，都有独特的风格。例如龙泉哥窑运用不同的受热膨胀系数烧成的“百圾碎”，龙泉弟窑的“粉青”，定窑的莹白、甜白、牙白和绣花、刻花、印花，官窑的“紫口铁足”，景德镇的月白（影青），建窑的“乌黑兔毫”、“鹧鸪斑”，磁州窑的黑釉刻花以及杂彩等瓷器，都是负有盛名为世所珍的佳品。 　　在宋代的许多名窑中，应当重点指出的是现今河南禹县的钧窑窑变 （经过窑烧釉药起化学变化），它以盛烧红、蓝色釉和衍生的紫色瓷器著称，五光十色，异军突起，打破了以往青、白瓷的单纯色调。据分析，钧窑釉的红色是由还原铜的呈色作用产生的。铜和铁的呈色原理十分相近。在钧窑红釉的成分中，含氧化铜大约0.33％。虽然釉中的其他微量金属元素也可能起呈色作用，但是，宋代劳动人民懂得利用铜盐的呈色作用、通过控制火焰的办法来得到几种釉色的技术，是难能可贵的。 　　宋代瓷窑结构的革新也值得重视。就北宋的龙泉窑来说，它是龙式窑，依山建筑，窑腔庞大，一窑可以放置墩170多排，每排容1300多件，估计一次可以烧两万到两万五千件。窑的中部作弧形，可以降低焰的流速，火势从前向后移去，窑温可以全部被利用，成品的釉色一致，老嫩差异很小。这时候北方烧瓷由烧柴的直火窑改进成为烧炭的倒火焰式窑，也大大地提高了产品质量。 　　元代北方还有用铜红呈色、色泽别致的釉里红瓷器，而景德镇工匠把它提高，并且制作成为一种用粘土矿作颜釉下彩的青花瓷器。 　　明代烧瓷技术比前代又有所前进，它的巨大成就首先表现在精致白釉的烧制成功。这种细腻莹彻的白釉，由于所含的氧化铝和二氧化硅特别高，同时熔剂含量又很低，所以釉色透亮明快，纯白如牛乳色。白釉质量的提高，为一道釉和彩瓷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彩瓷一般分为釉上彩和釉下彩两大类。彩瓷先在胎坯上画好花纹图案，再上釉后入窑烧制的，叫做釉下彩；在上釉后入窑烧成好了的瓷器上再彩绘，又经炉火烘烧而成的，叫做釉上彩。我国著名的青瓷器就是釉下彩的一种。所谓青花瓷器，它是一种白地蓝花的作品，也是明代瓷器生产的主流之一。据分析，在它的釉料中，含有氧化钴青料，这种青料的色调，随着温度的高低和火焰的性质情况而有很大的变化。如果瓷器不是在还原焰中烧成，那么青料中的钴便不会显现美丽的蓝色；温度太高或太低，也会使青花大大减色。因此，就必须严格地掌握火焰的性质和配制釉药的准确性。在这方面，明代劳动人民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所以明代青花瓷器质地优美，畅销中外。 　　明代的另一项重要成就，就是铜红呈色的一道釉瓷器，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明代瓷器的丰富多彩，就一道釉瓷来说，永乐年间有鲜红、翠青，宣德年间有宝石红，弘治年间有娇黄，正德年间有孔雀丝、回青。嘉靖年间有孔雀蓝。其中鲜红、宝石红等铜红釉成品格外优异。铜红釉虽是从宋代的钧窑窑变开始的，但是经过元代的继续发展，到了明代，已经很成功地烧成了色调别致的釉里红的鲜红和宝石红。这是由于在烧炼的过程中，既掌握了还原焰技术，又能够把氧化铜转变成游离状态的铜，使它均匀地分散于釉药中，并且把金属钢转化为胶体状态，这种成就不是偶然得到的。 　　明代瓷器加彩方法的多样化，标志着我国造瓷技术的高度发展水平。如成化年间的斗彩，嘉靖、万历年间的五彩，就是名驰中外的杰作。所谓斗彩，就是在烧成青花资器上加红、黄、绿、紫等彩料，经炉火烧炼而成的。所谓五彩，不一定是五种颜色，而是包括红彩在内的多彩瓷器。 　　清代的瓷器，是在明代取得卓越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因此造瓷技术达到了辉煌的境界。 　　在一道釉方面，康熙年间烧制的天蓝、翠青、碧青、苹果绿、娇黄、吹红、吹紫、吹绿最好，乾隆年间生产的各种宋釉、五彩最好，而雍正年间的胭脂水、油绿、天青以及仿汝、仿官、仿钧、仿龙泉等仿古瓷器，都能准确配料，恰如其分地掌握好火候，使器皿在烧成的时候和原样无异。 　　在红釉方面，康熙年间的鲜红、郎窑红和乾隆年间的仿宣德霁红以及矾红、釉里红等，都是继承并发展了明代造瓷技术之后所取得的新成果。 　　在彩瓷方面，康熙年间的素三彩、五彩和雍正、乾隆年间的粉彩，珐琅彩等，都是闻名中外的。粉彩和珐琅彩都是属于釉上彩。所谓粉彩，就是在色料中加入铅粉或在色料上面另外涂上铅粉制成的，利用控制温度的办法，使它在烧成的时候釉面呈现不同的色泽。由于浓淡协调，光泽柔和，能表现出明暗分明的立体感，所以很受人们欢迎。珐琅彩也是用粉彩的手法制造的，瓷胎画珐琅，它和粉彩瓷器在胎质、形态、款式、图样、风格等方面都是精美无比的。 　　在清代的青花釉中，所含的氧化钙和铁的成分都比较高，因此胎、釉的色调常常是白里泛青，这是我国清代瓷器色泽上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技术上来说，青釉中的青色，来源于胎、釉中含有的氧化亚铁成分。根据分析得知，它的釉中所含的氧化亚铁成分，在总铁量中已经点90%以上。 　　为了减少瓷胎变形，清代采用了过量的高岭土配比作胎的技术。根据物理性能测定，由于原料淘洗加工极其精细，石英颗粒比前代细小，而且分布均匀在烧炼温度适当而又稳定，行且能够在准确控制烧炼时间的条件下，瓷胎中有一种外国人叫“莫来石”的含铝硅酸盐晶体发育很好，所以瓷器的白度和透光性更好，清代雍正年间的彩釉白度已经超过了 75%，烧成温度已经达到了1310摄氏度。在这样高温下烧成的瓷器，胎、釉自然更加坚硬优美，根据显微结构分析，瓷质已经达到了现代硬瓷的各项标准。 　　瓷器是种工艺化学产品，在世界上以我国的发明最早。远在唐代，我国的瓷器和条叶、丝绸都大量地经过海上和陆上的“丝绸之路”远销国外，此后历代都有瓷器向国外销售，从来没有间断过。 　　同时也将瓷器制作技术传遍世界，使其发扬光大。公元11世纪，我国造瓷技术传到了波斯喇吉斯，后来又传到了阿拉伯、土耳其和埃及。15世纪后半叶，中国造瓷技术又传播到意大利的威尼斯。从此以后，欧洲的造瓷技术才得到迅速的发展。 　　古代的漆器 　　漆器和瓷器一佯，同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化学工艺和工艺美术方面的重要发明。漆器坚牢耐用，外表光泽美观，体质轻巧，不但广泛用于日常生活中，而且用于工业的各部门。我国出口的具有民族风格的各种漆器，至今还受到各国的欢迎。国产漆又名大漆，是我国原产的漆科木本植物漆树的一种生理分泌物，主要成分是漆酚。从漆树上取出的漆汁中含有一些水分，称作生漆。生漆在日光下边搅边晒脱水以后，就成了深色粘稠状的流体，称作熟漆。 　　我们现在知道，把漆液涂饰在各种器物表面以后，在它所含的漆酶或加热的作用下，漆汁中的漆酚发生化学作用，结果在器物表面形成薄膜，就是漆层。如果在漆液中加入各种颜料或染料，就会形成彩色漆层，使漆器格外美观。 　　我国古代制漆器的时候，常常要在漆里掺入桐油等干性植物油。在制造彩色漆器的时候，也用桐油和各种颜料或染料构成的油彩加绘各种花纹图案。因此，形成我国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漆器工艺。桐油是我国特产的应用得比较广的干性植物油。它是从油桐树种子中榨出来的，主要成分是桐油酸C H·COOH。我国古代很早就认识了桐油成膜的性能，并且把它和漆液合 　　1729用，这在化学技术史上也是一个卓越的创举。 　　尽管漆器制造所依据的比学原理只是在本世纪才最终弄清，然而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早已无意识地应用这种原理发明了漆器，认识到漆膜的性能和成膜的条件。从文献记载上看，我国漆器起源于四千多年前的虞夏时期。战国时期成书的《韩非子·十过篇》曾说：“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流漆墨其上”，“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禹贡·夏书》更把漆列为贡品之一：“济河惟兖州，……厥贡漆丝。”这就是说，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氏族公社解体到奴隶社会兴起，我国就有了把漆用在食器、祭器上的记载了。记载中说到的祭器墨外朱内，这是色漆的开端，后世的漆器也多是这样。 　　按漆液从漆树中自然分泌出以后，经日晒形成黑色发光的漆膜，是容易被观察到的。我国古代聪明的劳动人民把这种自然现象加以人工利用，从漆树中有意识地引出更多的漆液，把它刷在用具上，就成为原始的漆器。加入红色颜料，就成为原始的色漆。因此，上述记载必是历代相传下来的事实记录。这种记载已经由近年来考古发掘证实了。例如本世纪50年代曾经在江苏吴江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出上有漆绘黑陶罐，和《韩非子》记载的时代正相吻合。在公元前14到12世纪的安阳殷墟遗址中也出土红色雕花木器印痕，是现存最古的漆器纹饰。 　　战国时期（公元前5～3世纪）已经设有官营的漆林，由专门官员掌管。 　　《史记·老庄列传》中说：“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尝为漆园吏。”战国时期的工匠还初步认识到漆膜对器物的防腐保护性能。《考工记》中说：“漆也者，以为受霜露也。”从西周到战国这段时间里，用漆涂饰的车辆、兵器把柄、日用几案、盘、奁以及乐器、棺椁等物有大量出土。从出土实物分析，知道这时多用木胎、皮胎来夹纻胎（用麻布）等胎型。为了防腐，后来有些木建筑和金属器物表面也涂饰漆层，许多漆器上都绘有各种彩色花纹图案。按照明代制漆器艺人黄砀的说法，“盖取其坚牢于质，光彩于文也。” 　　战国漆器彩绘中包括红、黄、蓝、白、黑五色和各种复色，所用颜料大概是朱砂、石黄、雄黄、雌黄、红土、白土等矿物颜料和蓝靛等植物性染料。 　　秦汉时期（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3世纪），油漆技术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并且遍及全国各地区，各地都有出土漆器史记·滑稽列传》中更有关于“荫室”的记载，荫室是制漆时候的特殊专用房间，因为漆酚在阴湿环境下容易聚合成膜，干后又不容易裂纹，荫室的设置正是为此提供条件。汉代出土漆器有勺、盘、案、奁、盆、耳杯、枕、棺椁等，内胎多是木、麻二种，麻胎的称夹纻。漆器上还饰以金银铜箍，叫做“扣器”，是一种奢侈品。西汉桓宽《盐铁论·散不足篇》讲到各种漆器的时候指出：“富者银口黄耳，金纻玉钟；中者舒玉纻器，金错蜀杯。”又说：“夫一文（纹）杯得铜杯十。”就是说一件纹饰膝杯等于十件铜杯，而金银扣器自然要比这还贵重。 　　从出土的汉代年铭器上，可以考查出它的制作年代、地点和工匠名，还反映出漆工作坊里的劳动分工相当繁细，这为了解当时油漆技术操作过程提供了宝贵资料。汉代官营漆器作坊中，有素工 （作内胎）、髹工、上工（漆工）、黄涂工（在铜制附饰品上鎏金），画工（描绘油彩花纹）、 工（刻铭文）、清工 （最后修整）、造工（管全面的工师）等工种。官中有护工卒史、丞、椽、令史等。除官工外，民间漆工经营也相当发达。《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亚麻，渭川千亩竹，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这和民谚”家有百株桐，一世永无穷”，是一样的意思。近年来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是汉初的代表作。 　　我国的漆器和髹漆技术很早就流传到国外。公元十七十八世纪以来欧洲各国仿制我国的漆器成功。当时法国的罗贝尔·马丁 （公元1706～1765年）一家的漆器闻名于欧洲大陆，以后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漆业相继兴起。最初的制品风格仍旧脱胎于我国，就是欧洲人所谓中欧混合体的“罗柯柯”艺术风格。像瓷器一样。世界各国的漆器也受惠于我们祖先的发明。 　　和漆器一起，我国的桐油也从公元16世纪被葡萄牙人输入欧洲。在这以前，从公元13世纪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公元1254～1324年）的游记中已经知道了桐油。由于桐油的干性比亚麻仁油强，所以19世纪后半叶我国桐油运到美国后，便用来代替亚麻仁油制造油漆。1902年美国才开始种植桐树。 　　富含哲理的欹器 　　欹是中国古字，倾斜的意思，它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盛水的陶器。有一天大教育家孔子带着几个弟子来到鲁桓公庙中，他看到在案上摆着一个黑色的尖底陶器，不知是做什么用的？孔子虽然以博学多才著称，但他提倡“不耻下问”，于是他谦虚地问守庙人。 　　守庙人说：“这个叫欹器，是一个劝戒人不要自满的器具，空着的时候，站不住，水倒到一半就能站立起来，水满了又会倾倒。” 　　孔子听到后，立即让他的弟子去盛水来试一下，果然，“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孔子看了以后，非常感叹地说：“唉！哪有自满而不栽跟头的！”孔子的弟子也说：“谁还敢骄傲呢！” 　　后来，孔子走到哪里，都以欹器为例来劝戒人们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于是欹器作为一个座右铭样的器具在宫廷里流传开了，并且一直流传到汉代，大约在三国的时候，由于战乱，欹器失传。但是，人们仍在不断地创制新的欹器。 　　欹器的来源，可以从1953年，在西安东郊发现距今约6000年左右的半坡遗址说起，在这遗址中发掘出一种尖底、口小的陶器水罐，在水罐的腹部中央偏下有两个系绳用的环耳。据考古分析这是用来打水的器皿。用绳子吊起空罐子的时候，罐子是倾斜的，放入水中水很容易进入罐中，但水装到一半的时候，水罐就会自动的立起来，如果水盛满了，将盛水的罐子提起来，水罐又会倾斜把一部分水倒出来，剩下半罐水时就又直立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原来，这个罐子的罐壁的厚度不同，它的一侧的厚度特别大，重心偏向一边，站不住，倒进一些水后，重心回到正中，罐子站住了，水装满了，重心又偏向另一边，所以罐子又倒了。 　　这说明古人也会巧妙地使用重心变化的原理。在历史上关于欹器的记载很多，从三皇五帝到宋代都有欹器的记载，但是，到底欹器是个什么样子，我们还无从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