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珍的药物学

 




  李时珍 (1518~1593)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医药学家,他在长期采药和医疗实践的基础上,系统地总结了16世纪以前我国药物学的宝贵经验。写成了一部 190多万字的名著《本草纲目》。对我国和世界的医药学和自然科学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蕲州 (今湖北蕲春县)人,他生活的时代,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衰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农民起义不断高涨,阶级矛盾尖锐,农业、手工业生产关系正在发生着变化,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自然科学的进步,李时珍的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李时珍从青年时代就随同他父亲全力从事医学工作、他对医药学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由于多年的医疗实践,又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博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仰和一些知名人士的钦佩。他广泛地接触群众,一方面为群众治病,同时又向群众学习以丰富他的医药知识。有一位患习惯性便秘已30年的老妇人,经过多人医治不见效,李时珍从群众中听说,“牵牛子有下泻作用”,他就用适量的牵牛子给那位老妇人试服,大便果然畅通,此后他还用牵牛子治好了许多病人。这件事给他很大启发,使他深深地认识到在群众中有丰富的医药知识,需要把这些零散的知识很好地集中起来,于是促使他更广泛地虚心向群众学习。如萍、苹、尊、 和蓬草的区别,是请教农民解决的;各种鱼类和兽类的生活习性和繁殖状况,是从渔民和牧民那儿学来的;矿物的采集和制炼知识及铅中毒、煤气中毒等疾病,是访问矿工获得的;旋花有益气作用,是从“北土车夫”学来的。

  他还很重视收集单方和验方工作,一面整理前人遗留下米的,一面收集散失在民间的,做为临床实践的参考。凡有显著疗效的,均加以总结推广。

  李时珍通过大量的医疗实践,认识到药物学知识在医疗上的重要性,深刻感到有重修“本草”的必要。我国的药物学始自《神农本草经》,记载药物365种,梁陶弦景增药一倍,唐《新修本草》又有所增附,直到宋朝的《证类本草》已记载药物1000多种了。但是,这些旧本草问题很多,名目混乱,分类不科学,其中还掺杂有方士、巫医的迷信事例。此外,从《证类本草》

  (1082年)到李时珍时代已经过400多年,在此期间人们对药物的性质、效能有了新的认识,新品种也不断增加,矿业的发展和中外交流也引进不少新的药物。因此,重新编写“本草”已成为当务之急,李时珍适应药物学发展的迫切需要,乃下定决心编著《本草纲目》。

  李时珍在给群众治病的同时,即开始专心研究本草。多年来,他研读了经、史、子、集各种书籍,尤其是医书、药书等800种,手头又积累了大量单方、验方和自己写下的医案、读书札记等,需要进行整理了。但如何进行整理?他深感只读书不接触实践的研究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到实际中去,他说:“熟读王叔和,不如临症多。”他为了证实前人对鲮鲤认识,在其“集解”内说:“腹内脏腹俱全,而胃独大,常吐舌诱蚁食之,曾剖其胃,约蚁升许也”。为了证实曼陀罗花有使人笑舞的作用,他亲自作了实验,并吸取前人经验同火麻子花配合,作为外科手术麻醉剂。他说:“八月采此花,七月采火麻子花,阴干,等分为末,热酒调服三钱,少顷皆昏如醉,割疮炙火,宜先服此,则不觉苦也。”这两种药物的麻醉镇痛作用,已为现代医学实践及药理所证实。他为了了解贵重药材白花毒蛇的特性,置生命于度外,曾不畏艰险,几次攀登高山,观察白花蛇的活动,并捕捉解剖,将白花蛇与

  蛇对比,写成了《 蛇传》这一科学著作。

  他从朴素的唯物观点出发,从1565年起的十多年间,他几次走出书斋,远出旅行进行调查研究,历尽了千辛万苦,先后走访过现今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等省的山野、矿山。每到一处他都得到当地樵夫、药农和猎户的帮助,采到了许多没有见过的新药草,同时弄清了许多疑难问题。李时珍这种重视实践的精神,是他在药物学上获得成功的关键。

  在这样的基础上,他进一步将各种药物进行分类、比较,并着手编写和绘图。直至1578年终于完成了这部名驰中外的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它凝结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李时珍终生的辛勤劳动。全书共52卷,分为16部62类,共载药物1892种,其中新增加374种,附方11096个,并附图1160幅,规模比过去任何一部“本草”书都大。对每味药物均有集散、叙述、产地、形态、气味、主治、发明以及附方,并有正误、栽培方法和生产过程。这部巨著曾博得鲁迅先生的高度评价:“本草纲目实在是极其宝贵的”,

  “含有丰富的宝藏”,“大部分药品的功用,却由历史的经验,才能够知道这程度。”世界上把 《本草纲目》看做是伟大的医药学宝库和自然科学的百科全书。

  李时珍早在青年时代就专心钻研医药。当他医术闻名之后,被推荐到明朝最高医府——太医院作为补缺。李时珍不愿与院内的方士、巫医同流合污,并坚决反对他们“服丹成仙”的邪论。他向太医院提出要重修“本草”的建议,遭到太医们的攻击,说他“擅动古人经典,狂妄已极”,并讽刺他为卑贱者的“草泽之医”。李时珍在愤怒之下,即辞职南归了。

  他在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中,首先打破了历代御医、官医为封建帝王、王宫大臣服务而把药分为上、中、下三品的旧框框,创立了为人民群众容易接受的分类系统,采用“析族、区类、振纲、分目”的分类方法。在药用植物方面,把植物分为草部、谷部、菜部、果部和木部五部,30类。如把草部又分山草、芳草、湿草、毒草、蔓草、水草、石草、苔草、杂草九类。这种形态、特性、生态和应用相结合的分类方法,是世界上分类学的创举。是从人为走向自然分类法的尝试,比欧洲公认的植物分类学家林耐的《自然系统》还早175年,而且内容还丰富得多。在药用动物方面,将动物分为虫、鳞、介、禽、兽和人六部,基本符合动物的进化顺序。在全书的分类安排上,先水、火、土、金石,其次是植物,最后是动物,这充分表现出由无机到有机、有低级到高级的进化思想。

  他对使用有毒药物主张辩证论治,既要看到有毒的一面,也要看到如利用恰当可以治病的一面:他一方面批判方土服水银以求民生的迷信说法,“岂知血肉之躯,水谷为赖,曷能堪此金石重附之物久在肠胃乎?求生而丧生,可谓愚也矣”。“方士之言不足信”。但另一方面又强调其药效说:“其治病之功不可掩也”,“此乃应变之兵,在用者能得其荣,而执其枢机焉”。意思是说,此药在病变时可作应急之用,关键在于用药者要了解性能善于掌握运用它。他有一定人定胜天的思想,他说:“是升降在物亦在人也”。既指出药物性能有它本身的物质基础,又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加以改变,关键在于认识药物性能和它的发展规律,不然就不可能对它们进行改造,这就是他所说的:“此非窥天地之奥而达造化之权者不能至此”。意思是说,若不能了解自然规律,想达到其对掌握运用,是做不到的。

  李时珍具有自发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朴素的辩证法观点,这是他在科学上能做出卓越贡献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初步认识到很多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他说:“物理万殊若此,学者其可不致知乎”,“物之理性万殊,从之用舍宜慎”。又说:“故天地之造化无穷,人物之变化亦无穷,肤学之士,岂可恃一隅之见,而概指古今六合无穷变化之事务为迂怪哉?”意思是说,自然界变化无穷,社会事物变化也是无穷的,学识浅薄的人,哪能以个人孤立静止的看法,就认为宇宙古今的无穷变化是不可思议的怪事呢?这些分析是对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形而上学观点的有力批判。

  《本草纲目》写成之后,李时珍到处活动都找不到刻印的地方,迫切需要这部书的人便只有用手传抄了,12年以后,南京一个出版商看到有利可图,才刻印这部书。1593年,《本草纲目》还未全部刻印完毕,李时珍便与世长辞了。他逝世之前,还希望明朝廷帮助刊印,使这部书能流传更广,造福于人民。但当 《本草纲目》第一版(金陵版)刻印完以后,李时珍的儿子李建元将书献给明皇朝时,明神宗朱翊钧只批了“书留览,礼部知道”七个字,便被搁置起来。清代陈念祖在《医学三字经》中,诋毁它是“杂收诸说,反神农本草经之旨”,并大肆叫嚣要把《本草纲目》烧毁,“方可与言医道”。

  《本草纲目》的“金陵版”本是历史上极珍贵的文物和科学资料,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金陵版”在国内几乎绝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草纲目》才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本草纲目》早在明末及清初就传到日本和欧洲,视为自然科学的宝库。1659年,波兰传教士布弥格首先把该书的植物部分译成拉丁文,称为《中国植物志》,对欧洲植物学的研究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不久这部巨著就有日文、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俄文等十余种文字的译本,流传世界各地。

  在《本草纲目》中也有些缺点和错误:奴番木瓜(马钱子)有毒,而李时珍说它“苦寒无毒”;还有“烂灰为蝇”、“腐草为萤”等错误论断。有的地方还有些迷信色彩。这些,都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不可苛求于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