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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夜一夜地不能入睡，反正我已经和什么搅和在一块儿了。您将会看见，弗朗索斯，那事儿是我一个人干的。我和克莉丝干的，可她现在已经离我们而去了。请您不要再去打扰洛，我知道，他对他应负那部分责任早已经作了抵偿。三个月的调查中不让他使用计算机让他老了十岁。如果把他的计算机给他，他是不会感觉到他是在蹲监狱的。
实际上他对我们策划的事一点儿也不知道，他是被蒙在鼓里的。还有菲尔贝尔，呃，我用不着向您解释菲尔贝尔是牺牲品，而不是肇事者，这家伙自己让自己做了牺牲品。还有布莱因，我一直认为，您怀疑他，不过他不能对此负任何责任，他一直尖锐地批评ＭＵＳＩＣ，可他容忍了它。他除了给我提供了一些信息之外，没做什么别的事情，而且仅仅是在开始的时候提供过，后来我的印象是，他站在了另一边，尤其是当他最后令人惊奇地出现在克莉丝的屋子里之后。
不过我还是要先告诉您那天早晨发生的事，也就是当我第一次用一张陌生的π卡走进数据中心的事。
布莱因紧盯着我，一种审视的目光扫视了我的全身，就像在一架Ｘ光机前一样。我从没有发现过布莱因这么机警狡猾，他似乎是站在我们一边的，但他是另一边的一条忠实的走狗。难道他看见了我口袋里的第二张π卡吗？费迪南·菲尔贝尔，1971年生于斯特拉斯堡，π卡号06061704710056。我琢磨着布莱因对菲尔贝尔的仇恨，要是他知道，我们把经过计算的0606作为替罪羊，他会笑死的。
“你必须分辨数据中心里的对手。”克莉丝谆谆地告诫我，“不要相信任何人，不要在那架机器内部寻找志同道合者。一切我都可以从外部装备好。你好好想想，”她说，“这次可不是游戏，它决不能‘重新开始’。如果这一次‘结束’了，那就一切都‘结束’了。”
我们整整等待了十四天，直到我们把伪造的菲尔贝尔的π卡弄到手。整整十四天充满了对自己勇气的担心和不时的疑惑，只有克莉丝信心十足、坦然自若。
“你从哪儿弄来的卡？”我问过她，“谁能有办法在这样一个全世界都说防伪方面万无一失的地方，伪造这样一张卡呢？”
“你认识那个人。”她回答说，“最好不要问是谁。”
我低估了洛。我一直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疯疯癫癫的人，决不可能做那种事，可他却偏偏做了。
我心神不定，仿佛一顶黑乎乎的、比我的脑袋要大的大帽子压在我的头上，我却不能把它摘下来。我一步一步越来越深地陷入到我们计划的实施中去，而每一步都有一种恐惧和激素在轻轻地推动着我。
关键的时刻到了，我在数据中心的大门前，第一次试着用菲尔贝尔的π卡。在蜂拥而入的人流中我将伪造的π卡刷过读卡器，走向旋转十字门，它开启了门闩。没有警铃，没有警报，也没有出现警卫。十字门轻易地开了。
“如果菲尔贝尔也来了，那怎么办？”我问克莉丝。
她说：“那门就不会开。”
“如果要我用他的嗓音来识别身份，那怎么办？”
“那就用你的嗓音。”
“如果他们没收那张卡，我又该怎么办？”
还有一些问题，连克莉丝也无法答复。
仍然是冒险，短暂的极度痛苦的恐惧。
我试探着想用菲尔贝尔的π卡进入我们的房间。
“请勿入内。”门上边有一个声音说，“请让您的资格接受审查。”
我把卡从读卡器中抽出来，离开了那扇门，等了一分钟，然后用我自己的卡走了进去。
房间里坐着我的同事们，一个屏幕上也没有游戏，所有的人都在做警报准备。
“你碰到菲尔贝尔了吗？”布莱因问我，“他肯定刚才就在这门口。”
我摇摇头，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布莱因又用他那种Ｘ光机那样的目光扫视着我，似乎他已经知道了所有的秘密。
我坐在克莉丝的旁边，心中惊恐不已。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两个验证过身份的菲尔贝尔，在两个不同的时刻进入数据中心，计算机没有发出警报呢？”
“因为它是白痴。”克莉丝安慰我，“因为它只不过是个白痴计算机。我给它输入了程序，让它有两个验证过身份的费迪南·菲尔贝尔，这样，当这两个菲尔贝尔在两个不同时间出现时，它就不会把它当做特殊情况来对待了。计算机吞下了这个苦果。谢谢，我能解释，它这样对我说。对于计算机来说，要它接受某种不存在的东西并不困难。你明白了吗？”
在通往发电机的路上有一个紧急通道间，我必须从那里穿过去，只有这样，我才能到达两个发电机之间的空地上而不被人看见。我在虚拟现实的游戏中已经认识了这条路，可是当我一打开紧急通道的防火门，却发现每一级台阶上都布满了灰尘。这里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打扫，也没有人进来过。人们会认出我的脚印，辨认出我的身份。可是在虚拟现实中根本没有这该死的灰尘。我没有再往上跨一步，我像石头一样在第一级台阶前站着，然后转回了身。
“我没能进去。”那天晚上我对克莉丝说，“它会像留下我的指纹一样留下我的脚印。”
我们考虑了别的办法，穿上别人的鞋子，然后把它们销毁，或者在每只鞋底上钉上三个小软木塞，这样就只会留下不清晰的点。克莉丝最后用她的方法解决了，坐在她的沙发里在屏幕上解决了。她进入了数据中心清扫公司的工作日程，在本周的清扫任务中偷偷加上了清扫紧急通道这一项。
当我在这个星期再次打开那扇门时，一股刺鼻的清洁剂的柠檬味呛了我一下，楼梯的每个台阶都被仔细地打扫、清洗了。我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拨开了门锁的弹簧闩，打开了紧急出口。本来数据中心的警报会立刻响起来。我站立了一会儿，实际上，只要一打开这扇门就会发出警报，那样，用不了一分钟警卫就会到达这儿，那我就要脸色苍白地靠着一堵墙站好，好像我身体很糟糕，要费力气才能呼吸到新鲜空气一样。可是警卫人员没有来，通过侵入建筑物安全保卫的控制系统，克莉丝决定把这扇门的警报关闭。很明显，她做到了。
我第一次在现实的游戏中进入了两台发电机之间的空地，这是两台真的发电机。
我和克莉丝约定过，首先仅仅是潜入进去，在我把喷射管道拆卸下来并把启动雷管拧下来之前，克莉丝必须蒙骗几个保安系统并影响柴油发电机启动马达的控制逻辑。我只几步就走过了紧急通道间，来到了修整过的草坪上。我看看四周，左边是发电机的小屋子，人们每隔几个星期就可以听到试机的隆隆声。在小屋子后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正方形的混凝土块，上面有一个巨大的闪着银光的废气出口，斜斜地向上翘着。那就是离子发电机，也是一种燃气涡轮机。只有一扇很小的小门能进入这个四方形的水泥块，在这扇小门后面就是启动雷管，我必须把它拆下来。
四周静悄悄的，无声无息。周围的楼房没有一扇窗户是朝着这块草坪的，只有紧急通道间的照明灯排成一列，也只有从那个地方人们才能观察到我。不过那些紧急通道在平常是没有人进去的。平常情况也仍然是在冒险。我为我所做的这一切要蹲多少年监狱呢？
上楼去吧，坐在我的写字台后边，做我的工作，忘了克莉丝，忘了简斯，也忘了我自己吧，让所有的一切都模糊，都消失吧！
我跑了回去，又费力地关上了紧急出口的门，把插销又拨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在楼上，布莱因问我到哪儿去了。
撒尿去了，我说。他看上去很得意，虽然他的警探般的眼神里流露出的是另外的意思。
晚上，我常常在克莉丝那儿。可这个晚上我回家了，刚进门，莉迪娅·布洛克就来了电话，仿佛她预感到我要回家似的。
“您还不知道我是谁吧？”她问。她还给我的屏幕上送来了一个不可抗拒的微笑，虽然是个很短暂的微笑，但自从她第一次来电话，这种微笑就已经储存在我的记忆之中了。
“当然知道，莉迪娅·布洛克，不过我倒是真的有点惊奇，您居然来电话了！”
“您上次电话里用‘你’称呼我，我觉得那样更好。”她说。
“你这样称呼我，我才这样称呼你！”
她点点头，“你答应过告诉我，你是从哪儿知道我的名字的。”
她这一问，才使我意识到，也许有人向她询问过我。也许克莉丝和我已经进入瞄准镜了，也许十几个全副武装的人就要破门而入，穿着防弹背心、戴着面具的警察就要把我从这儿拖出去。而莉迪娅·布洛克却在那里让我背对着门，脸朝屏幕坐好。我把椅子转过来，使我的眼角能瞟着门。
荒唐。我一连好几天都是这样度过的，这就是恐惧，对每一个人的偏执狂，布莱因、菲尔贝尔、每一个同事，现在是莉迪娅，以及大街上每一个稍稍多看了我一眼、似乎对我略有所思的人。
“你的名字本来是普普通通的。”我终于开口对莉迪娅说，“我是从一个寻找伴侣的程序中知道的，有一台计算机对我说，我们两个会很合得来。满意了吗？”
“还有呢？”她问。
“还有什么？”
“你不是说，我们两个很合得来吗？”
这是我第二次在我的屏幕上见到她，她神情倦怠，眼睛周围有黑圈，显得很疲劳。
“那我们就试试看吧。”我说，“到加勒比去一个星期，我们就都了解了，要不就到夏威夷饭店去吃饭。这一次我付账，现在还不到十点呢。”
她又摇摇头。她显得疲惫，疲惫得仿佛就要断气似地说：“不行！这不行，图波尔。”
“为什么不行呢？”
她又无言地摇摇头。我从她的眼神中看出来，不能再继续问下去了。
“图波尔，”她最后小声地说，“给我讲点别的什么，行吗？我睡不着觉。”
“我应该给你讲什么？你到底想听什么？讲我这一整天怎么坐在终端机前？或者讲我刚才怎么发现了那部新的现场侦探电影？我今天一天过得确实跟你没什么两样，过这种日子谁都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事儿。”
“什么都行，图波尔，讲什么都行，讲个童话也行。你会讲童话吗？”
我仔细地回想了一下，记得儿童时代我听过很多童话，因为ＣＤ播放器总是没完没了地在那里播讲童话，所以，每个孩子随时都能讲出几个来。可是现在这些童话都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就像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当母亲的也没有童话可讲了。不过要是母亲给我讲过童话，那我还是能回想起来的，可她连一个也没有给我讲过。
为什么女孩莉迪娅要听我讲童话呢？
为什么她不想来和我见见面，却要给我打电话，听我讲童话呢？
她到底怎么啦？
“有什么不顺当的事吗？”我问，“我可以到你那儿去吗？要谁帮助你吗？”
她好像想了一会儿，接着她却慢慢地摇摇头，看样子她的眼泪就要流出来了，可是她却强忍住了，她极力克制着，眼睛里还是干的。
“我这会儿跟谁也合不来，”她语调缓慢地说，“一切对我来说都太过分了，我知道这种事结果会怎么样。我经历得太多了，我有时候给你打打电话，难道这还不够吗？”
“这很好。”我说，“不过请注意，有一个叫野莴苣的童话。说不准有一位什么样的女士孤零零地被关在一座塔楼里。她为什么要这样？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可能是有一位脾气坏的婆婆。没有楼梯可以上去，我不知道她是怎么上去的，可能是乘直升飞机。‘野莴苣，野莴苣，让你的头发垂下来。’那位王子这样喊着，因为野莴苣有这么长的头发，简直可以一直垂到地面上。那位王子是突然之间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天知道呢。接下来那大概就好啦。这种ＣＤ童话无论如何到后来总归是好的结局，他们结婚啦，生活很幸福啦，还生了很多宝贝孩子。”
我一说到孩子，她的眼里就滚出了一朵泪花，她飞快地把它抹掉了。
“那都是胡说八道的臭童话！”她说，马上又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那笑容转瞬即逝。
“臭童话！”我喜欢她这样说。有谁敢于这样冒一次险呢？特别是女人，而且她还是一个几乎有点陌生的人，居然就这样说出来了，而且还觉得快乐。孩子时代的勇气大多数都在成年怯懦的大混乱中丢失了。她当然是对的，这是一个臭童话，原来它也许并不臭，可是当我回想起来并把它说出来时，它真的是臭了。
“我母亲不光在听野莴苣的时候发脾气，在听别的童话的时候也这样突然发作。”我对她说，“这种话我经常听到，三次，四次，接二连三，我想，那是因为我多多少少神经有点不正常。”
“胡说，一点儿也没什么不正常，孩子们都这样，你为什么要跟别人不一样？我也是这样。”
“啊，是啊，”我说，我决不是故意要给她讲这个离奇古怪的故事，可我还是接着讲下去，“不过我真的是有点儿古怪，我们那时候住在菲斯滕菲尔特的城郊，小小的园子，很小的小池塘，我母亲那时候就是喜欢鼓捣这些东西。在园子的篱笆后面有一扇小门，可以直通到田野上。我可以跑过田野，走到一个村子里去。到村里的第一座房子也不过就是一公里远。在园子和村子之间的田野是我放风筝的地方，秋天的时候，我总是在那里把风筝放飞到天空。我妈妈只要在房间里朝外看着天空就行。只要她看见天上有一只风筝，就知道我在哪儿了。晚上我常常骑着自行车到一个农场去，叫做围栏牧场。牧场里有刚挤出来的鲜牛奶，刚下的鸡蛋。在我上学之前，我就一个人骑着那辆绿色的小自行车去那儿，带来鸡蛋和牛奶。
“有一次，就在我快到七岁的时候，我又去那儿。我只想骑着车子在那里转转。我刚刚有了一辆新自行车，一辆红颜色的、有变速器的车子，比从前那辆大多了。我骑在上面总有些摇摇晃晃。在路上的基督死难纪念碑的周围有这样一个坎子，上面有一些鹅卵石，旁边还斜着一条排水沟。我不知怎么地突然滑了一下，摔倒了，横着掉进了路边的沟里。因为我开始还想把那辆太大的自行车稳住，结果我的一条腿卡在了车座和脚踏板之间的车架里。我躺在沟里，两条腿拧着，我被自己的自行车别住了。我不停地折腾了一会儿，后来我才发现，靠自己是出不来了。要是你愿意，你可以喊叫，否则你就只能躺在那儿，什么也干不了，一直等到有人从这儿经过，发现你为止。这条路我是很熟悉的，最晚到四点半的时候，青年农民就会收工回来。我知道我死不了，所以我就倚靠在沟壁上等待着。水慢慢地渗进裤子，又洇进我的后背，不过那是夏天，我是不会冻着的。”
我为什么要给她讲这些？我突然问自己。她是想听一个童话，不是想听一个没有结尾的故事，这个故事只对我自己有意义，别的人是不会理解的。
“讲得不错，”她说，“后来呢？”
“你想听吗？我是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就是有这么一件事儿。”
“很好，请继续讲吧。”她点点头说。
“那好吧。我躺在那里，慢慢地浑身都湿了。一刻钟，也许半个小时后，飞来一只山鸟。起先它落在那块石碑上，从上面好奇地瞅着我。你知道鸟儿怎么瞅人吗？它们不是正眼看着你，而是仅用一只眼睛，偏着脑袋，警觉地注视着你。然后，它又开始唧唧咕咕地嘀咕起来。山鸟不是那种今天我仅凭它们的叫声就能辨认出来的鸟，我决不会忘记它是怎么对我叫来着。我稍稍挪动一下身子，因为我的背上倚得很难受。它飞起来，飞了一个圈子，然后又落在原来的地方，继续叫着。我尽量一动不动地躺着，看着它那黄色的眼睛。突然它往下跳了下来，翅膀扑闪了几下，坐在我前面的自行车的车架上，那么急切地注视着我，却不再唱了。
“过了一会儿，我开始小声地同它说话。‘来，来，来。’我召唤着，它看着我，有些不安，却没有飞走。‘过来啊，我可爱的，别怕，放心过来吧。’它真的一厘米一厘米地朝我挪过来。它是这样好奇，这样胆颤心惊，同时又这样亲切。过了好长好长的时间，几乎是没有尽头的时间，它直接就站在了我的面前，伸手就能摸到，而且没有飞走。
“突然，我听见不远处有拖拉机的声音，我的山鸟也听见了它的声音。拖拉机是往别处开去了吧，我想，可它的声音还是越来越近。终于，我的山鸟飞了起来，拖拉机上的农民看见我躺在那儿。‘上帝保佑，你这个图波尔，你这是怎么搞的？’他说着就把我拧着的腿从车架里抽出来，解放了我。我的山鸟不见了。
“后来，我总是一次次地骑车到那里去，坐在那块石碑旁边，可是山鸟再也没有来。有一次，我甚至把我的自行车放进水沟里，把我的腿别进车架里去，因为我想，也许因为我那次是这样躺着它才飞来的，它一定是不知怎么发现了我孤立无援，所以才飞来的。可是它再也没来。”
我沉默了。我忽然觉得我不知为什么为这个故事感到羞愧，至少是为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而羞愧。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想起这件事了。我看看屏幕，莉迪娅一直在那里，她默默地看着我，泪水不停地流过面颊。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给你讲这个故事。真对不起。”我说，“我是碰巧想起来了。”她疲倦地看了我好一会儿。
“图波尔，我想我的孩子死了。”她小声地说，“我的罗宾在医院里，没人知道他怎么样了，也许他死了。”
我还想再问什么，可我猛地看见她的手伸向了ＴＹ键。
“谢谢你。”
屏幕上说。
以后的几天她没来电话，她是一个没有母亲的病孩子，也是个有一个病孩子的母亲。
后来的三天我没有从克莉丝那里听到有关那件事进展的情况，在这个关键阶段没有联系，在这个系统里她已经费尽心机。这终究是在冒险，万一有人跟踪我们的行动，为我们设下陷阱，那是很危险的。
星期三晚上，她的消息出现在我的屏幕上：
“我衷心地邀请您星期四来吃小点心。
克·普”
那就是明天喽。从现在到明天，这中间还有一个晚上，当然我是不睡觉了。
我知道，这决不是什么吃小点心，也不是散步，而是潜入进去，拆下启动雷管，再潜出来。我绞尽脑汁预先考虑好最坏的情况，我这边的最坏的情况。他们会事先就逮住我，指控我阴谋破坏，或者未造成严重后果的阴谋破坏，那样可以得到宽大处理，蹲上几个月的监狱，像现在这样孤孤单单，形影相吊，也没有莉迪娅·布洛克的电话。
假如事情成功了，那是全世界的灾难，不过或许也是它的幸运。计算机的统治被推翻了，那将是极度的混乱，整个世界乱成一团。他们必须进行清理，必须进行澄清。在清理中有一些东西会发生变化，有一些将被废弃，另外一些东西将会出现，可是没有人知道那会是什么。
我就这样在自行拼凑一张特殊的后果分类表，其中有的是世界的福音，有的是对我自己这个肇事者的宽恕。荒唐，这个世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宽恕过任何一个把它推入混乱之中的人，这我心里很明白。可是我仍然是个肇事者。要牢牢抓住什么，不管是什么，要在这一夜把它考虑好。
“你今天上午好像脸色不好。”布莱因说。我又心惊胆战，那种感觉就好像他已经掌握了详情，能够把我从里到外看个透，好像他正在暗中监视我。
“我没事儿。”我说，“不过是有点睡得不太好。”
“谁还大惊小怪吗？”他说。这个回答也真是滑稽。
快到十点了。我开始行动，一切都考虑周密并决定下来。出击的时间快到了，去餐厅的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在这个时间见不到任何人的概率达到最大值。
菲尔贝尔的π卡为我打开了所有的门，就像我前几次演习中的情况一样。在紧急通道间里又弥漫着浓烈的清洁剂的味道，也就是说它仍然列在每周的清洁计划中。我慢慢地走下楼去。
没有把它从清扫计划中抹去，是克莉丝的粗心。说不定会有人感到奇怪，怎么会一周接一周地打扫这个根本不用的楼梯间呢？于是就会有人对这个计划进行检查，并且调查清扫指示是从哪里来的，找出问题的所在并穷根究底。我蹑手蹑脚，一层一层向楼下走去，边走边琢磨，我领悟到一个道理，就是连克莉丝也会犯错误。我的恐惧越来越大，然后我拨开了锁簧，打开门，走出去到了草坪上。我没有退路了。
“你不应该偷偷摸摸。”克莉丝说过，“万一有人从什么地方看见你，他一定会怀疑你在那里干了些什么。”所以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挺直了身子。
你是一个安装工，必须到柴油发电机那儿去瞅一眼，我一遍一遍地对自己说。也许我该去听听表演课。然后我跑过草坪，直奔那间小屋子。没有人喊：“站住！把手举起来！”也没有人喊：“喂，您在那儿干什么？”我用菲尔贝尔的π卡打开了小屋子的门，溜了进去，又回身把门关上，但留了一条缝。小屋里没有窗户，我必须打开灯才能动手，但是他们没有灯光中心控制室。
柴油机跟克莉丝游戏里的不一样。可能她弄到的是一张旧图纸，当她把整个这些都变成虚拟图像之后，数据中心后来又把发电机更换了，可是那只放扳手的工具箱还挂在墙上，在它原来的位置上。
我仔细研究了一会儿这台没有见过的发电机上的那些管道、电缆和输油管。我对这些东西并不懂得多少，可是不一会儿我就找到了那根输油管，它连接到喷射泵上，这一定是那根主输油管。我用扳手旋开了螺旋接头，把螺母拧出来一段，把管子拔出来几厘米，柴油滴到了地上。
我决定对克莉丝的计划做一点点偏离，我没有征求她的同意，我想让一切看起来都好像是自行发生的。螺母会因为振动松脱，不是吗？所以我又拿了一块布，把管道和扳手上可能留下的指纹都擦了去，又把扳手照原样放回工具箱，然后擦拭了工具箱。这花了一点儿时间。
突然有什么东西“突突”地响起来，我辨不清这声音是从哪儿来的，我一时间心慌意乱，有什么东西出了岔子，是我身边的柴油发电机即将启动吗？可是接着我听出来了，声音是从外面传来的。我关上灯，从门缝里向外张望，一台鲜红色的割草机正突突地响着，一个园丁坐在上面，正在修整楼房之间的草坪。他先从草坪的外圈开始，一圈一圈地向我的小屋子逼近。两次，三次，他从紧急通道间的门口经过。假如他发现门开着一点缝，假如他推门进来，那我就要绕过所有的大楼再回到这儿来。我思索着要不要祈祷。这时他已经离我近在咫尺了。我悄悄地把门推严实，因为我事先已经确定，门是可以从里边打开的。割草机的突突声围绕着我的藏身之处旋转着，五分钟，十分钟，足足有十五分钟。人们会发现我不在楼上的办公室里，而是坐在这里束手就擒。
他终于修整完了草坪，突突声远去了。我从柴油发电机的小屋里向外窥视，空气很清爽，只是地上铺满了割下来的草屑。他们还会回来，把草屑筢掉。我必须抓紧时间。我三步并作两步蹿到离子发电机的屋子旁边，我的π卡在这里也通过了。我找到了启动雷管，把它旋了下来，放到旁边的地上。说不定启动雷管也会自己掉到地上，不过谁知道呢。然后我跑过那块刚刚修整过的草坪，回到我自己的门边。我想办法把我鞋上的草屑弄掉，然后直奔上楼。
“你的脸色怎么又红啦？”布莱因问，然后他看看我的鞋，鞋上粘着一片小草屑。
“没有，”我撒谎说，“我并不太好，我得呼吸点儿新鲜空气。”
“那么，现在好点了？”他问。
我点点头。我心里腾起一种欣快感，我把事情办成了。
“气色又不错了。”布莱因说，拍拍我的肩膀，咧开嘴笑了，我也还给他一个咧嘴笑。
可是我想，如果他懂得了所有这一切，他又会怎样？如果他懂得了这一切，并且发现这样做很好，又会怎么样呢？说到底，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他，不仅仅是为我个人，是为了克莉丝，为布莱因，为莉迪娅，为每一个坐在这儿的人，在这儿工作的人，为沃维森的每一个人，为所有被ＭＵＳＩＣ控制和操纵的人。在这个时刻，我是一个拯救了世界的英雄。当我做成了这件事，在等待结局的时刻，没有一个人比我更清楚这一点。其余的都是克莉丝的任务了，克莉丝和她的计算机会把其余的东西给予ＭＵＳＩＣ。
我在快到五点的时候离开了数据中心，回到家里，抹掉了个人通讯机上多余的广告以及我母亲的指示。不过我自己却还要发送出一个通知。
“谢谢您的热情邀请，今天上午我很忙，不过晚上可以见面。
图·博”
这是我写给克莉丝的，我也许可以写成：“可惜我们必须推迟我们的约会。”那也许就什么也不会发生了。
然后我坐在我的窗前，等待着世界的末日。大约八点钟的时候我听见了隔壁的门响，接着，那低沉的音乐的撞击声又传了进来。我把一杯波尔图葡萄酒放在窗台上，继续向外看着。克莉丝说过，将会有好些灯熄灭，这个景观我可不想错过。
太阳缓缓地从机场的天空，从外边西城区的那些房顶上沉落下去。在北方，在森林的后面，我还能辨认出数据中心的几栋最高的高楼。夕阳的余晖在那些高楼的玻璃上折射出来。
快到九点半的时候，我的个人通讯机上收到一条消息：
“罗宾今夜手术，他又有希望了！
莉迪娅·布洛克”
两分钟以后，下面街道上的灯突然全部熄灭了，在穹顶下面的购物中心也倏然陷入了幽深恐怖的黑暗之中，像一只睡着了的乌龟趴在那儿。我把脸贴在窗户上，想看看数据中心的灯光是不是也熄灭了，就在这一瞬间我房间里的电也断了，死一般的沉寂降临了。
个人通讯机的定时通报指示器熄灭了，冷暖空调持续不断的轻轻的嗡嗡声也消失了，房间里寂静得没有一丝声息，连隔壁低沉的冲击声也停止了。在外面，只有零星的汽车车灯的光柱在街道上游来荡去。在远方，在森林的背后，突然出现了一片红色的亮光，一种不规则的亮光，忽明忽暗。我坐立不安起来，竭力想克制住自己的惊恐和慌乱。
接着，我听到外面有人说话，房间里很黑，我只能触摸着向前移动。我摸索到厨房的一个橱子边上，我知道那里面有一个打火机，我用它照着路走回到我的壁橱那儿，找一个插着蜡烛的烛台。这可是一件可憎可恶的东西，是妈妈给的礼物。烛光使我稍微镇静了一点儿，我让自己倒在一张沙发上，看着这原始的烛光的火焰怎样一点点往下舔着，黯淡的蜡油怎样闪着光慢慢融化，烛火的光怎样跳动着渐渐顺着灯芯往下延伸。最后，黯淡的、静静的、黄色的光照亮了我的小小的公寓房间。
外面的声音越来越响了，一定是人们都到走廊上来了。我又坐到窗前，还是一片黑暗，只是森林后面的红光更加明亮了，看上去那里好像浓烟滚滚，什么东西烧着了。这时，轻轻的敲门声把我吓了一跳。
“谁呀？”我喊了一声，可是我辨别不清声音，也听不懂别人的话，只感到有一种乱哄哄的、惊惶失措的亢奋的情绪。我开了门。
“您在门上别上点东西，这样门就不会关上了。”有人在黑暗中对我喊，“她已经把自己关在门外了。您有一点光吗？噢，他有一支蜡烛。”他又朝着远处不知什么地方喊，“喂，这儿，他有一支蜡烛……”
人们都突然一下子从我面前涌进了我的房间，我以前从没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我的墙上一下子映出了一个个巨大的、惊慌的人影。人们互相说着什么，跟我说着什么，不知所措地乱糟糟地说着。在这座楼里，一个电梯卡住了。
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么多，还有什么地方着火了，不，不，不是在这座房子里的什么地方，而是在外面的什么地方。
“数据中心着火了，”有人说，“森林后面的数据中心。”
“也许应该把蜡烛熄灭，以防火灾。”
终于有人平静地跟我说话，一个男人，在烛光下我不能清晰地看见他的脸，他大概年纪和我差不多，穿着一件晨衣。
“我能不能用您的蜡烛给我的房间照一下亮？我有一只应急灯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可是在黑暗中找不着。”
“喂，你可以用这儿的灯。”一个声音尖叫着。那个男人转过身对大家说：“请你们大家最好都安静地坐在屋里，我跟这位先生一起到我的房间去，我们去拿一个应急灯，几分钟就行。”
所有的人都忽然听从了他的话，一个个坐在我的沙发上，坐在地板上，坐在我的饭桌边的椅子上，就像开会一样。我的房间里还从没这么有生气过呢。
“您过来，”他对我说，“不过您得把您的门上别上点东西。门锁对π卡已经没有反应了，您的邻居已经把她自己反锁在外面了。”
我听到我的卧室的一角隐隐地有一种恐惧的抽鼻子的声音，原来是一个人正趴在窗台板上，向外凝视着那火光，火光这时已经映红了森林后面的整个天空。
“我们走。”那个男人对我说。这个人的体内透出一种少有的冷静，我很高兴能同这个人一块儿走。我把蜡烛从架子上拿下来，摸摸口袋，打火机还在里面。我房间里的人中有几个站了起来，跟着我们走进了黑洞洞的走廊。从走廊的窗子里望出去，可以看见这个城市的另一边。在远处，在原来市中心的灯光照亮的地方，也可以看见火光。
“火会越来越大的。”有人说，“一定是在市中心的哪个地方。”
我跟着那个男人走，他走在前边，一边用手挡着蜡烛的火苗，不让风把它吹灭。别的人都站在走廊上，用惶恐的眼睛看着我们，他们的门都开着。“把你们的门用东西别住！”他总是用这样的话告诫那些刚从房间里出来的人。
一会儿，我站在了一个陌生的厨房里，我想办法用我的烛光把那个乱糟糟的厨房柜子照亮。
“乱得一塌糊涂。”他抱歉地说，“不过我实在用不着收拾。我用不着的东西全在这个柜子里。啊，它在这儿！”
咔嗒一声，一道明亮的黄色的光柱射过了整个房间。
“您来吧，”他说，“大家都会高兴的！您现在可以把您的蜡烛吹灭了。”
走廊上欢呼起来。经过简短的讨论，这盏灯被放在走廊的一头，它在走廊上投下长长的影子，一直到电梯的门那儿。人们惊慌的情绪慢慢平息下来，邻居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站着，往下呆呆地看着这座城市。现在在这座城市里，已经有更多的地方升起了火光。
人们在讨论，离开这座楼会不会更安全些。有人找到了一个紧急安全出口，还说在别的楼层的走廊里，有的地方比这儿混乱得多。总有人打着手电来打听情况，报告最新的消息。有四个人被困在电梯里。即使有移动电话也打不出去，整个无线电通讯网也被摧毁了。
“也许我们应该离开这座房子。”有人说。
“这该死的火是怎么烧起来的？”
“粗心大意呗。”有人说，“混蛋，煤气炉的电子报警器失灵了，然后火就着起来了！”
“那应该切断煤气呀！”
“谁知道呢。”
又来了一个拿手电的人。“楼下有人有一台带电池的收音机。”他大声说，“他们宣布，在沃维森周围的大范围内，所有的一切都中断了，所有的一切。没有电，没有煤气，也没有水——什么都没了。其它的城市也受到影响。全欧洲的电话和电视网据说都中断了。在柏林，红绿灯都失灵了，交通一片混乱。”
“可是这儿还有水！”
“是啊，可是水压在下降，最好不要冲厕所！”
他似乎还是幸运的，总算能做点什么事儿。一个小伙子碰巧听到了他的警告， 便顺着走廊跑了起来，边跑边喊：“不要冲厕所，把水省下来，水要停了！”
“只要我们还有水，我们就多少放心点儿。”有一个声音说，“说不定要持续好几天呢。”
我和那个穿晨衣的人跟一群小伙子站在一起，人们都聚集在他的周围。
“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回到床上去躺下，等到明天。”他在圈子中间说，“到了白天情况就不会这么糟了。”
“我早就知道，说不定什么时候这一切就要崩溃。”有人说，“它不会有好结果，太多的计算机，太多的电子，太多了，多得人们都弄不明白了。现在好啦，您看看吧。”他指着应急灯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实用技术，一开开关它就亮了，这很灵。自给自足，随手可用，其它的一切都是魔鬼。这灯能用多长时间呢？”
“几个小时。”那个男人说，“大概可以用到明天黎明吧。我现在回去睡了，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门开着，我把灯留在那儿，这样大家都会有一点儿光亮。”
“谢谢。”圈子里有一个人说，其余的人都惊讶地看着他。
“要不要有人看着这盏灯？我是说，别的楼层会不会……”有人问。
“也许我们该把自己武装起来。”另外一个人说。听他的口气，他说的是真心话。
我慢慢地向我的房门走去，我再也不能听别人对这场大灾难的唠叨了，我只想自己一个人待着。渐渐地，走廊上的人也各自回他们的房间去了，走廊里变得空荡荡的。可是各个房间的门都开着，有的用椅子，有的用废纸篓顶着，也有用坐垫或是单只鞋挡着的。我的手还一直拿着那支蜡烛，我又把它点着，好让房间里也有一点点光亮。
原来坐在我房间里的人也都走了，只有坐在窗边的一位女士还趴在窗台上。
“您住在这儿，是吗？”她问。
“是啊。”我说着，把蜡烛立在桌子上，“您就隔一个门，对吗？”
她点点头，“我把自己关在外面了，我吓得慌了神，门就在我身后关上了，我真害怕。”
“没关系，您可以留在这儿，等电来了再说。”我安慰她。
这是一个身材瘦小、单薄的人，看上去很脆弱，像个小布娃娃。像布娃娃那样的头上留着剪得很短的黑发，大大的眼睛很黑，露出受了惊吓的眼神。两只手的手指不停地互相搓着，在指缝和指骨节上不停地抓呀，擦呀，指甲都快抠进肉里去了。
我坐下来，脸朝着她，就像下棋一样，下“伙计你别生气”棋或是强手棋。好长时间没下棋了，最后一次是和诺拉下的。蜡烛就立在我们两个之间。
“您用不着害怕。”我又说，“不过是停电事故，很快就过去了。”
“说起来轻松。”她轻声说。
寂静蔓延开来，房间里，个人通讯机的黑洞洞的屏幕瞪着空空的、无神的眼睛，了不起的戈尔斯也闭上了嘴巴，屏幕上也没有了母亲喋喋不休的唠叨。屏幕的一角也没有了鲜花商人“重要消息，请速收看”的提示，或是沃维森西1区的菲亚特公司代表的同类提示。寂静布满了整个房间，延伸到各个角落，它就像甜粥童话里的粥那样正在变得越来越多，铺得越来越大。要是我能对她说什么，那我要说，我在想着莉迪娅，盼着她给我说点儿什么，说什么都可以。
“您就是那个听音乐的吗？”我终于说了话。
她慢慢地转过头，不明白我的意思。
“您的音乐，您总是在放音乐。我在这儿听到您的低音嘭嘭地响，我就知道您什么时候在家。”
“上帝保佑，实在对不起。”她慢慢地说，“我并没有想打扰您，您为什么从来不抱怨呢？您只要过来说一下就行了。”
“不，不，”我说，“已经习惯了，我并没有不愉快，而是相反，那就像一个生命的记号，您懂吗？它让我知道，在这个小屋子之外还有别的人。”
“您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害怕吗？”她问。
我耸耸肩，“害怕？我不知道。也许那就是害怕，我必须承认，那并不给我什么快乐。”
“我总是害怕，”她小声说，“它伤害着我的身体。”
“您叫什么？”
“诺拉，诺拉·洛贝娜。”
“什么？您真的叫诺拉？我还以为，这是一个很少有的名字。”
她摇摇头，“那是爱尔兰人的名字，我的祖父是爱尔兰人，这个名字叫起来像是个幸运儿、圣诞儿，或是这一类的，这名字并不稀罕。”
“噢，是啊。”我说，“我也认识一个叫诺拉的，离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她也叫诺拉，也是爱尔兰人，是个幸运儿，是您说的，对吗？”
“反正是这样。我总觉得它是玩世不恭的意思，我可不是幸运儿，无论怎样也不是。”
我站起来，灌下一杯波尔图葡萄酒。她不想喝酒，绝对不想喝酒，她更希望喝一杯咖啡。哎呀，现在可没有电呀，可是我有雀巢咖啡，她感动了，因为她是真的想喝，反正不能睡觉，一杯用水管里放出来的不冷不热的温水冲的咖啡也不错。
当我又回到沙发上坐下时，她的眼睛已经闭上了。我在她的腿上盖了一条毯子，她的腿已经开始变冷了，然后我坐到另一张沙发上，注视着她。
六个月来只有音乐的撞击声透过墙来，那是她恐惧的心的搏动，那是为一个瘦小、胆怯的女人有节奏地摇动着的摇篮。她有一张布娃娃的脸和火柴杆一样的黑头发。诺拉，这是我生活中的第二个诺拉，关在一个二十七点五平方米的单身牢房里，可以远眺森林、草地和人工天鹅湖。
三点刚过，还是没有电，从我的房间到走廊的门仍然开着，自来水只能流出一根细细的水柱。个人通讯机的屏幕还是一片漆黑。
在走廊的外面，我可以想像地平线上已是晨曦微露，早晨就要到来了。天要亮了，要有光亮了，光亮就是开始。
我被身边窸窸率窣的声音惊醒了，我发现自己在沙发上，面对着这位女士，她把杯子放到桌子上时弄出的声音太响了。
“天要亮了！”她说。
诺拉。停电。我把数据中心炸毁了，我把沃维森弄瘫痪了。这座房子倒是没有着火，这个女人叫诺拉，她很害怕。在外面，天快要亮了。
“到现在还没有电。”她说，“我可以留在这儿吗？”
我点点头。在过了这样的夜晚之后我不想谈论早晨。
她又从她的杯子里喝了一口咖啡，雀巢咖啡，它过了夜已经凉了，走味了。我觉得喉咙里堵得慌，就站了起来，指指她的杯子。
“我去换点儿新的吧？”我说。
她摇摇头，“还没有电呢。”
我点点头，拿了她的杯子。
“还是没有来电。”她第三次这样说，“您煮不了咖啡，您不明白吗？”
我又坐下了，她是对的，当然啦，没有电。
“牛奶？”我问。她点点头。
冰箱里黑乎乎的，很暖和，牛奶变酸和桃子腐烂的异味从里面不断地涌出来，然后向下扑去，在我光着的脚上留下一种湿乎乎的腐烂的感觉。
“您做什么工作？”我问。因为我想到，从表上的时间，新的一天即将开始，我又想到了我在数据中心的工作，想到了我的来访者诺拉，最后，她做什么工作的问题就跳了出来，我并不真的感兴趣。
她没有听见我的话，大概我是在冰箱里问的。
“不要在冰箱里问话！”这是母亲说的。
每当我找啤酒或是奶酪找不着的时候，母亲就会说：“不要在冰箱里提问题，否则我听不清你说什么。”她在慕尼黑有电吗？我把多少地方弄瘫痪了？她也许正坐在沙发上为自己担心，可她的儿子现在正处在混乱之中，到处是火光冲天。我可以想像昨天夜里的新闻图片。它会不会造成伤害？或者死亡？我是不是杀了人？
“您做什么工作——诺拉？”这个名字在我的舌头上就像一个胆小鬼，它应该跳出来，我必须用力，用全部力量才能把它挤出来，可它还是这样抵抗着。诺拉这个名字，对着一张陌生的脸。
“我靠救济生活。”她惶恐地说，“我失业了。”
“您整天都在这儿吗？”
她点点头，“大部分时间，是的。我原来是售货员，可是我受不了那份工作，您知道，整天人们围在我身边，空气都往下沉。我原来在市中心，在繁华地段，您认识那地方吗？那里没有窗子，没有阳光，没有空气。我受到太多的损害，总是生病。后来我出来了，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没有人再给我一份工作。肯定在什么地方储存着信息，说我有太多的病。”
再也不会了，我静静地想。它过去储存了邻居诺拉，可是它现在已经都被抹去了。我，图波尔·博特，我亲自想办法把它抹掉了。我们全都穿着洁白无暇的衬衣，再也没有人认识你的邻居诺拉，把你的π卡扔掉，因为你再也不叫什么1234567ＸＹＺ了，你又叫诺拉了，并且将开始新的生活。
“他们有时给我那种坐在屏幕前的工作，可我不能长时间看着屏幕，那样会让我变瞎的。我说，我干不了那活儿，可他们说，这是拒绝工作，给我的报酬更少了。您能在屏幕前呆呆地看上一整天吗？”
“没问题。”我说。
她耸耸肩。
这不是恰当的做法，我不能在早晨作这种诊疗交谈。这个女人需要的是同情，图波尔。她那样做不是要惹你生气，她说得这么多，是要把心里的东西倒出来，你难道不懂吗？不，我懂，不过我有别的问题，我刚刚把世界都炸毁了，可我还不知道爆炸声有多大呢。
“您还没有结婚吧？还是已经结了婚？”她问，可立刻又自己作了回答，“不，没结婚，当然没结婚，在这些房子里住的人都是不结婚的。我有一次听人家说，他们要把所有的单身都弄到一块儿，这样我们可以更快地认识。真是胡说八道，不是吗？自从您住到这儿来，您认识哪个人了吗？您在这儿住很久了吧？我在这儿已经住了快两年了，可在我看来已经有千百年了。有时候我给汉堡打打电话，给一个女友打。她认为这是我的单身牢房，开头我总是笑，可是慢慢地我懂了。您去过汉堡吗？我是从那儿来的。我在那儿结了婚，说实话吧，时间不长，就三年，他现在还一直住在那儿，我们有时候也打个电话，我们……”
“我在这个城市的另一边有一个女友。”我说。
她停止了她的叙述。
“这多好。”
我突然浑身发冷，“她有一个孩子，那孩子在监护站，他需要动手术。”
“他得了什么病？很严重吗？”
“他刚要做手术，可是停电了。”
她惊愕地紧紧盯着我。她明白了我几秒钟之前刚刚意识到的事情。
“那儿肯定有应急供电，是吗？”
“是的，”我说，“我想过了，我希望他们有。”
我喝了一杯波尔图葡萄酒，它一整夜都放在桌子上。我已经不能挽回任何东西了，我的罪过意识深深地钻进了我的心里，像肾上腺素穿过我的全身和四肢，使我坐立不安，要让我猛地弹起来，奔跑回去，让一切不曾发生，使那一切愚蠢的举动、可怕的愚蠢的举动统统不曾发生。
诺拉，我的女邻居，这个思路开阔、健谈难缠的人又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她从她的前夫讲到汉堡，讲到易北河的气候，讲到她可以眺望到内城的房子，突然她又停住了。
“您听！”她说。
我屏住气，听到一种轻轻的咝咝声，然后是嗡嗡的声音，忽然，从半开着的冰箱门里漏出了灯光。
“电又来啦！”她喊着。
就在这时，我房间里的扬声器开始咔咔地响，不是那种我听惯了的低沉的声音，而是一种很少听见的、叫人头皮发麻的吱吱啦啦的计算机的声音。就像邻居诺拉唠叨了整整半夜，扬声器也突然大段地演讲起来：“注意！紧急情况！请您留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待进一步的指示！早上好，博特夫人！检查进入资格，密码不符！现在是十七点五十二分，您好，博特先生！请您自己指示可能的出口路线，关上所有的门窗！”
诺拉惊慌得不知所措，她想把门关上。
“等一下！”我喊住她，“计算机发了昏，它在胡说八道！”
“可它不是说紧急情况吗？”
“它连正确的时间都不知道，现在不是十七点，它已经掉了半个脑袋，它还想用另外半个脑袋说话，您忘了吗？”
计算机的重新通报现在变得有点正规了：“你们好，博特夫人，博特先生，现在是十七点五十三分，请检查你们的进入资格，你们的密码不相符。”偶尔也发生中断，“请您不要使用电梯，请使用应急出口楼梯。”
走廊上又开始活跃起来，人们一忽儿兴高采烈，一忽儿又愁眉苦脸，在走廊上从这一边走到那一边。有两个人出现在我们的门口，他们脸色苍白，可是都咧嘴笑着，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两个人。
“我们一整夜都被困在电梯里，整整一夜，您想想吧！”说完他们又朝前走了，他们的身后跟着一群喜笑颜开的人。
我终于想起来要打开我的个人通讯机。
屏幕上叫人奇怪地显示出没有颜色、没有修饰的黑白字。
“通讯通道受到干扰，只能使用直接ＢＣＮ服务。转换＜Ｊ／Ｎ＞。”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ＢＣＮ服务是什么东西，可我还是在键盘上按下了Ｊ键，屏幕显示延续了几分钟，在这几分钟里，屏幕上不停地闪烁着干扰信号，接着，它显示了ＡＲＤ的沃维森地区新闻频道，可那是一个空无一人的演播室。从那些开着个人通讯机的房间里，欢呼声透过门传了出来。这时，终于有一个男人来到了新闻播音员的桌子后面，坐了下来。
“都准备好了吗？”他问，然后把自己的领带结弄弄端正。
“我们准备演播了吗？”他朝空荡荡的演播室里问了一声，把姿势坐正。在他的脸上露出了一种冷漠的微笑，这种微笑一直挂在他的嘴角。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他从一张纸上读着，“沃维森和周围地区以及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经历了有史以来前所未闻的最大的数据和能源事故，有五个多小时没有能源、水和数据供应，因此，与外界的联系中断了。欧洲大部分主要的数据传输渠道都发生了事故，其中包括交通系统的警报和数据通道，因此，在许多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发生了无法防范的灾害。至少有五十人在交通阻塞引起的事故中丧生，另外还有十二人在沃维森数据中心的大火中死去。据推测，整个数据网的灾难性的崩溃是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救援组织的负责人宣称，死亡和受伤人数还会上升。大家暂时先留在家里，尽量少用水、电和煤气。请不要使用电梯，也不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因为目前还要统计其它的间接事故。有关沃维森的这次灾难的进一步报道大家可以在下面的特别节目里收看。”
我让个人通讯机开着，我的心跳得怦怦响。我想，诺拉肯定也察觉到了我的紧张，她坐在我身边，恐惧地紧紧盯着那些死人和遭到破坏的支离破碎的镜头。
深夜里腾起的大火，人们在被火包围的高层楼房里嘶叫，还有人用巨大的梯子进行的救援行动，都被现场拍摄下来。我的邻居震惊得泪水涟涟，张大了嘴巴。
沃维森一家医院的病人的疏散以及它造成的连续交通阻塞，只被一个画外音平淡无奇地描述了一下。
接下来是数据中心，在它的后部接二连三地发生爆炸，接着出现了一幅有机玻璃通道的图像，一台压火机正穿过这条通道碾压着，有机玻璃在熔化，浓烟滚滚。一个背上着了火的消防队员正从一栋大楼里跑出来，还有很多人被人们从楼里背出来。
我仔细地盯着，一张熟悉的脸也没看到。虽然不认识他们，也没跟他们在一起共过事，可他们都是我的同事。
“很糟糕，是吗？”诺拉问我。她的目光没有离开屏幕，她站了起来，把她的空杯子和我的酒杯拿到了厨房里的架子上。
我的门控器已经沉寂了一段时间了，现在它又以低沉的声音说话了：“早晨好，图波尔，现在是六点十九分。”
我看看表，时间是对的。
“它又说话了，”我对诺拉说，“慢慢地一切又恢复正常了。”
她忐忑不安地看着我，“您是说，我该走了吗？您是说，我的门又能开了吗？”
我点点头，“大概是的，您试试吧。”
她走过去，走到她关着的门前，我跟着她走在后面。
“请开门！”她对门上的扬声器说。
“无卡开门吗？”扬声器反问说。
“是的。”邻居诺拉回答。她朝我点点头，显然她了解无卡开门的特殊程序。
“请通报姓名。”计算机说。
“诺拉·洛贝娜。”诺拉回答。
“您的密码？”
“汉堡！”
“密码和嗓音识别正确，无卡开门已记下。早晨好，诺拉。”她的计算机也是用一种低沉的声音说话，只是比我的稍稍温柔一点儿。
门咔嗒一声开了，她迈开腿走了进去，然后又朝我转过身来。
“谢谢您的一切，图波尔。”她说，“我还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
“当然，尽管问吧。”
“要是不停电的时候，我也可以过来吗？”
她哈哈地笑了，我也笑了，点点头。也许她很少讲这么多的话，我想。
“您可以经常来，”我小声说，“您本来可以经常过来的，什么时候都可以，我一直在这儿。”
她笑了，门关上了。我也回到屋里，关上了门，没有必要再和走廊，和外面，和别人保持接触了。
“六点二十二分，早晨好，图波尔。”我的计算机的低音说。仍然有什么东西处在混乱之中，似乎我是刚刚回到家里，或者正要出门。
我坐在了个人通讯机前，其它的电视频道也恢复了，我可以转换频道，看看我们的世界新闻中我一手制造的灾难。
还是那些图像，死亡和受伤的人数没什么变化。
突然出现了什么新的消息，说整个事件是一个恐怖主义的组织造成的，接着转播了一个被烧毁的终端机大厅的镜头，据说这是一枚炸弹的爆炸引燃的，接下来是追捕嫌疑犯的镜头。
四个男人押着一个肇事者，那个人的头上蒙着头巾，无法辨认，他们正从数据中心的边门走出来。
我把这组镜头储存起来，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放着看，只有万分之一秒的时间可以看见这个人的脸的一部分。我在屏幕上把图像一幅一幅地放出来，我总算认出他来了，他是菲尔贝尔。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应该哭还是应该笑。
我陷入了沉思。我在想，他们抓错了人，到底是好还是坏。正当他们在我的处里搜索的时候，我的个人通讯机里收到了一条信息：
“游戏结束。ＭＵＳＩＣ版本5．12已经出现。我在家门口等你，从现在起！”
我们没有谈到如果引起了怀疑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也没有谈到过，我们这样做会引起怀疑。“游戏结束”这四个字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事情结束了。我知道要做什么。
我在我的公文包里放进了最必需的东西，让它看上去我好像还是像往常一样去上班。然后我离开了屋子。
“现在是六点四十七分，天气很好，图波尔！”我的计算机在背后对我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听见它阴沉的低音了。
忏悔吗？我不知道，弗朗索斯。忏悔是一个太基督教化的词，对吗？当我知道我可能杀死了莉迪娅的孩子时，我当然忏悔了。而当我知道，我并没有造成什么，所有的一切又重新自行恢复了，那么，所有的一切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了。
诺拉后来有一次对我和克莉丝说过，我们当然使世界发生了变化，世界变得更加猜疑，更加凶恶，更加桀骜不驯。这是我们所实现的。为了防范像我们这样的人，计算机也变得更加强大了。它现在要更加透彻地了解每一个人，要把我们每个人都牢牢地控制住。它现在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在沃维森，它已经遍布各地。诺拉说过，我们使全部的发展加速了，强化了，而不是别的什么。所以我才要忏悔，您理解吗？
如果我那时候表现出理智，大概是有用的，对吗？不过我要真诚地告诉您，弗朗索斯，如果我们真的实现了我们原先设想的目标，也就是剥夺像癌症一样在所有的生命中膨胀的计算机的强权，那么我今天仍然要忏悔。可是我们的设想是错误的，人们不能治愈这一癌症，它已经扩散到所有的肌体，人们已经不能用手术了，而只能用放射疗法，用那种巨大的放射性大炮。可是那样的话，其它的一切大概也会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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