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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会开这种恶毒的玩笑？抓住他，撕下他的面具，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可以知道谁将被吊死在城堡的墙上
——Ｅ·波
我买了一份前两天的《真理报》，又喝了一杯苏打水，然后走到花园里，坐在第一流压路机广告牌阴凉处的一张椅子上。
已经11点了。我先认真地浏览了一遍这份报纸，花了7分钟时间，然后读了其中的几篇文章，一篇是关于培养溶液的；还有一篇是关于肯斯克事件的特写；另外我还读了一个在化学工厂工作的工人给编辑写的一封信。一共整整花了20分钟。
也许我应该去看一场电影，我心想可现在放的电影我已经看过了，一次是在电影院看的，一次是在电视上看的。所以我决定去喝点什么。 我卷起报纸站起身来。老太婆找我的所有硬币，现在只剩下一个5戈比的了。我想，干脆用完算了。
我喝了一杯苏打果汁，还找回一戈比。我又在隔壁的小亭子里买了一盒火柴。我在市中心也没有别的事可干，便随便地逛来逛去——逛进了第二食品店和第十一饮食店中间的一条窄窄的街道。
街道上没有一个行人。一辆满是尘土的大型卡车拖着一辆哗啦啦响的拖车从我身边开过。司机把头和胳膊肘探出窗外，无精打采地看着前面比利时移民区的街道。道路在下坡的时候突然向右拐，有一根用铁铸成的古代大炮的炮管深深地陷在地里，炮管已经锈蚀不堪。路一直延伸到河边的悬崖。我坐在悬崖边上欣赏了一会儿美丽的风景，然后回过头来，又朝市中心走去。
奇怪，卡车开到哪儿去了呢？我想，悬崖下面可没有路啊！
我四下里转了转，看有没有大门什么的，结果只看到一幢小楼房，样子很古怪，挤在阴森森的砖头砌的仓库中间。
一楼的窗户是用铁条钉着的，窗户的下半部分被漆成了白色。至于门，根本就没有。这一点我一下子就看出来了，因为通常挂在门旁边的招牌，在这里挂在了两个窗户之间。
招牌上面写着：苏联斯里茨科学院。
我又走到路中间看了看，显然这是一幢两层楼的楼房，每层楼有十扇窗户，就是没有一个门。楼的前后左右都是仓库。我心里琢磨，这会是个什么样的科学院呢？我突然想起鸡腿小木屋是斯里茨科学院的陈列馆。那两个搭我车的人可能是这儿的，还有茶室里的那两个……
一群乌鸦从屋顶上飞了起来，一边在空中盘旋，一边呱呱地高声叫个不息，我转过身朝广场走去。
我从这条街出来，又回到了广场，在一个卖饮料的亭子边停了下来。我想起来我已经没有零钱了，得把大票子破开。
卖饮料的女孩子们没有一个找得开的，我只好笑笑作罢。这时，我在牛仔裤的口袋里摸到了一个5戈比的硬币。我又惊又喜，不过还是喜多惊少。我把一杯苏打果汁喝得干干净净，伸手接过找给我的一枚湿漉漉的硬币，和姑娘们聊了一会儿。接着我便打算回去，下决心一定要完成汽车的日常护理和技术保养工作，空下来后去解开我心中的那些疑团。
我把那个硬币塞进口袋，发现口袋里还有一枚5戈比的硬币。我拿出来仔细看了看，有点潮湿，上面印着“5戈比，1961年”的字样，“6”字上面有一个孔，所以看不很清楚，即使这时候，这件事可能也不会引起我太大的重视。但是我突然又产生了那种我早已熟悉的感觉。我感到我同时既站在和平希望街上，又坐在沙发上看着衣橱。和先前一样，我摇了摇头，这种感觉就消失了。
我继续往前走，一边心不在焉地抛着硬币，（硬币落在我手拿上时，总是正面朝上）想定定神。过了一会儿我又看到了那家商店，早上我就是在这儿把那些小鬼给甩掉的。我走了进去。我用两个手指夹着那枚硬币走到柜台前，喝了一杯淡淡的矿泉水，这回并不是为了解渴。我手里握住找的零钱，走到一边摸了摸口袋。
这一回我心里一点也没感到震惊。假如那枚硬币不在我的口袋里，我倒是会感到吃惊的。可是那枚硬币恰恰还在里面——潮湿，1961年，“6”字上面有一个洞。
有人撞到我身上，问我是不是睡着了。显然我是在排队等营业员。
我说没有，然后开了一张买三盒火柴的票。我在队伍里面等着。
我进一步证实了那枚硬币确实又回到我的口袋里后，我仍然很镇定自若。接过三盒火柴，我回到广场，又继续试验下去。
我总共试了一个多小时。在这一个多小时里，我绕广场走了10周，肚子里胀满了矿泉水，买了一大堆火柴和报纸，和男男女女的营业员们都成了老熟人。同时我还得出一些有趣的结论。
如果你用这枚5戈比的硬币付账，它会回到你的口袋里；如果你干脆把它扔得远远的，或者把它丢在地上，它便原地不动地停在那里。如果你把手一直放在一只口袋里，它便跑到另一只口袋里；如果拉上口袋，它就进不去了。如果你把两只手分别放在两个口袋里，用胳膊肘接找的钱，硬币便在你身上的其他地方出现（我在鞋子里面发现过）；当它和其它铜币一起放在盒子里的时候，它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一堆铜币里它转眼即逝，回到口袋里的时候也是神不知鬼不觉。
所以，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枚永远花不完的5戈比硬币。我对钱花不完这个事实本身倒不感兴趣，但物体的超空间转移却使我着了迷。可我现在什么设备也没有。一支实验室用的普普通通的温度计可以告诉我们许多东西，甚至连这个我都没有。我只能靠感官来观察。
我开始沿广场绕最后一周，并给自己定了一个任务：把这枚硬币放在盛零钱的盒子旁边，在接过我的零钱之前，尽最大可能，不让营业员将它和其它硬币混在一起，这样便可以看到它在空间转移的轨迹，伺时可以观察转移轨道附近气温的变化。
可是，试验没有开始就被打断了。
当我刚要走近我的第一个卖主曼亚，我刚才遇到过的那个警官早有所料地走了过来。
“你好。”他出于职业的需要向我打着招呼。
我打量着他，心里有一种大祸临头的预感。
“公民，让我看看你的证件。”他边说边向我敬礼，朝我身后看了看。
“出什么事了吗？”我问，拿出我的通行证。
“还要看看你的那枚硬币。”譬察接过通行证说道。
我一声不响地将那枚5戈比的硬币交给他。曼亚用责备的眼光审视着我。
那个警察认真地看着硬币，然后得意地叫了一声“啊哈”，接着，他打开通行证。他检查通行证的神情极像一个藏书家在研究一本绝版的古书。
我耐心地等着。我们周围渐渐地圈了一群人。人们对我议论纷纷。
“跟我走一趟吧。”警察终于开口了。
我们一起走了。我们走的时候，尾随在后面的人对我的背景作了各种各样的猜测，但没有一个说我是好人的。在他们的眼中，好像我肯定是要受审的，所以为我准备好了各种履历。
在警察局里，那个警察把通行证和5戈比的硬币交给了当班的警官。
他检查了硬币，然后给我一张椅子让我坐下。我坐下后，他用居高临下的口吻对我说：“把找的零钱都交出来。”说完，聚精会神地研究起我的通行证。
我把所有的硬币都掏了出来。
“数一数有多少，科瓦列夫。”警官说，眼睛紧盯看我。
“是不是买了许多东西？”他问。
‘是的。”我回答说。
“也拿出来。”警官说。
我拿出四期两天前的《真理报》、三期当地的《打渔人报》、两期《文艺报》、八盒火柴、六块获金奖的太妃糖和一把清理煤油炉用的廉价钢丝刷。
“喝的饮料我可交不出来。”我冷冷地说道，“四杯苏打水，五杯苏打果汁。”
我开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一想到得找个借口才能让自己解脱出来，我便感到特别恶心。
“一共74戈比，警官同志。”年轻的科瓦列夫报告说。
警官沉思地看着这堆报纸和火柴。
“你是在寻开心呢，还是有别的什么目的？”他问道。
“别的什么目的呢？”我阴沉着脸说道。
“严肃点。”警官说，“严肃点，公民，老实说吧。”
我如实地讲了事情的前前后后。快讲完的时候，我恳求警官不要以为我是为了捞钱买汽车。我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
警官嘿嘿地笑了两声。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认为呢？”他问道，“证据确凿嘛。”
我只好耸耸肩。
“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绝不可能产生这种想法……我胡说些什么，事实上不是不可能而是根本就没有这种想法！”
警官沉默了一会儿。年轻的科瓦列夫拿起通行证，又开始研究起来。
“如果认为……真是太荒唐了。”我有点激动地说。“如果指望一戈比一戈比地能把钱攒起来，那简直是蠢透了。”我又耸了耸肩。“那你还不如到教堂门口去乞讨呢。”
“我们正要和乞讨行为作斗争呢。”警官意味深长地说。
“那是对的，也是理所当然的……我只是不明白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又忍不住耸了耸肩，心里还暗下决心下一次再不耸肩了。
警官又是一阵长时间令人难堪的沉默，他仔细地研究着硬币。
“我们得写个报告。”他最后说。
“请听我说，当然……尽管……”我不知道“尽管”后面该说些什么。
警官看着我，想听我继续说下去。但我忙于琢磨我的行为犯了哪项条款，也就没有说下去。于是他便拿出一张纸开始写了起来。
年轻的科瓦列夫又去值班了。警官咯吱咯吱地用钢笔写着，并不时地将笔很响地蘸到墨水瓶里。
我坐在那里，眼睛木然地盯着墙上的标语，茫然地想像着洛莫诺夫处于我目前的情况下会抢过通行证，跳窗逃跑的悄景。他为什么要逃跑呢？因为他不承认自己有罪。我也不承认我有罪。但罪过好像既可以是客观的，又可以是主观的。事实毕竟是事实：所有这74戈比的铜币，从法律的观点来看，都是偷来的，只不过偷的手段高明一些，是靠了一枚花不完的硬币。
“请读一遍，然后签个字。”警官说。
我拿起来读了一遍。
根据这份报告，我，很明显也就是下面签名人普里瓦诺夫·Ａ·Ｅ，在无意中得到一枚花不完的5戈比硬币，并且故意使用数次。我，也就是下面签名人普里瓦诺夫·Ａ·Ｅ，声称自己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进行科学试验，并无骗人的企图。我愿意用1卢布55戈比来赔偿因此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最后根据1959年5月22日索洛维斯市政委员会的决议，我已将上述花不完的5戈比硬币交给当班警官萨金科·Ｕ·Ｕ。同时收到补偿的5戈比苏联政府法定货币。
我签了名。
警官核对了一下我的签名是否和通行证上的签名一致，又认认真真地数了一遍硬币，然后又打电话证实了那几块太妃糖和那把钢丝刷。接着他开了一张收据，把它连同5戈比的法定货币一起递给了我。
他把报纸、火柴、糖果和钢丝刷还给我后，说：“连同那些你承认喝过的饮料，你总共欠81戈比。”
我付了钱，心里如释重负。
警官又翻了翻通行证，然后递给我。
“你可以走了，公民普里瓦诺夫。”他说，“不过从现在起你得小心一点儿。你在索洛维斯要呆很久吗？”
“我明天就走。”我说。
“好吧，那就小心到明天吧。”
“是的，我一定小心。”我说一边把通行证放起来。然后我一时兴起，低声问道，“警官同志，你没有发现索洛维斯这个地方有点奇怪吗？”
可是警官已经在专心致志地看他的文件了。
“我呆在这几年数多了，”他心不在焉地说，“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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