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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克在卡车后备箱里装进渔竿、渔网、啤酒，又用绳子和帆布带把每样东西绑好。他带了三个工具箱，根据一天中不同的时辰和鱼的种类分别放上匙形假饵、小鱼、虫形毛钩。他甚至还有一个矛。他总带着这个矛，但从没用过。用矛来叉鱼的主意让他觉得害怕，但照常规办法打鱼又让人很心烦。他想像着自己站在齐膝深的溪水里，周围都是鳟鱼和大马哈鱼，他用矛戳，但徒劳无功，哪怕只是在脑海里想想这种场景也让他生气。
佩格心情不错。三天——几乎是四天——里克都不在家。她终于可以不必忍受他的喋喋不休、他的噩梦、他那些让人愤怒的话语和对她的施压了。自从那天那个私家侦探出现在他们的拖车里，里克做了，唉，做了为了保护他们的未来而不得不做的事之后，他就几乎没让佩格脱离过他的视线。这段时期对他们的婚姻是个考验。佩格问过很多次他究竟信不信任她。里克总说信任，但是仍然把她看得很紧，把她的具体时间安排了解得清清楚楚，每天下午5点零5分还给她上班的商店打电话以确定她是否下班回家了。最近里克放松了一些，这次的旅行对里克来说是一次放假，对佩格也是。她已经计划星期五晚上和女伴们一起喝酒，然后也许会去高速公路旁的一个地方，在那儿有每周两次的脱衣舞男表演。
在几乎一年的时间里，佩格头一次觉得所有事情都会好起来。
“那个男人的事”（偶尔不得不大声说出来，他们便使用这种说法）增加了他们那个计划的赌注。人命都搭上一条了（当然，是个意外），如果“吉米·斯皮尔斯计划”收不到成果，他们杀的人、冒的所有风险都白费了。
里克从没告诉佩格他是怎么处理尸体的（她问过一次），但佩格知道赫尔曼·特威迪来过，开走了侦探租来的那辆车，她估计赫尔曼会把车拆开来一块块卖掉。她从厨房窗户看见两人一会儿上车一会儿下车，里克一直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然后两人笑起来，和他们平时在一起时一样。她认为里克没有告诉赫尔曼真相。要是里克相信赫尔曼如同相信自己的老婆一样，她会很伤心的；另外，如果他们谈论的是那个男人的事，肯定不可能笑得那么欢。
每天清晨，里克拿起报纸就翻到体育版。他想第一个知道吉米·斯皮尔斯有没有出什么事。每天他都希望读到吉米死于车祸，在行凶抢劫中致残，或是因为中毒得上某种怪病。每天他都把体育版读完，甚至连橄榄球运动员伤病情况都要浏览一遍。他确定自己可以把吉米球场上的受伤编成福勒克法官/穆尔医生的某种阴谋诡计或复仇计划说给《体育画报》的编辑们听。每天他都失望地看到自己那位著名校友身体状况良好。
佩格建议把穆尔医生的情况深入调查一番，但里克反对这样做。他推论是穆尔派了菲利来灭口，所以没有必要去接近这么一个危险的人物，侦探的失踪已经向穆尔发出了明确的信号，里克信不过那个狗娘养的医生，不想再和他有任何接触。
里克在拖车周围布置了一些手工制作的安全设施。他给所有的门都挂上铃铛，所有的窗台上都摆上花盆和小装饰品。他又买了一支手枪，加上他上次从卡内拉那儿抢的一共是四支。他把这些枪分散地藏在屋里。
虽然里克反对，但佩格决定尽可能多地了解他们的敌人。从布里克斯顿公共图书馆网站上，她找到了一些安娜·凯特凶杀案的旧文章，读的时候她试着体会以那种方式失去女儿的痛苦，试着想像吉米·斯皮尔斯令人发指的暴行，却怎么也想像不出来，但如果他真的做了这些事，佩格认为他是死有余辜。她把这些想法告诉了里克。
“我们不会上法庭见什么法官、陪审员，也不会被砍脑袋，”里克说这话时忽略了他将会是头一个在法庭上把戴维斯·穆尔推上斯皮尔斯案被告席的人。“我所做的，我们所做的——你知道，就是那个男人的事——完全是出于自卫。这个穆尔医生正在追杀的人是一个冷血动物那是另一码事。如果他成功了，我们有义务让全世界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佩格把那些文章复印下来装在一个信封里，放在她的一堆袜子下面。
几周前，佩格又一次考虑了勒索吉米·斯皮尔斯这套方案。“我们写信告诉他我们知道他干的好事。也许即便吉米没被杀我们也可以得到一笔钱。”他们写了信，但没有寄出去。“如果警方查到我们，而吉米又真的出了什么事，我们的所有计划就泡汤了，”里克说，“他们会找上门，这下子进监狱的不是穆尔反而变成了我们。”但是他仍把这视为第二套方案。
里克出发去钓鱼的那个早晨，佩格站在拖车门口目送他和提姆·波科尼钻进卡车驾驶室。佩格挥手与他们道别，里克冲她微笑，从开着的车窗探出手来。他们驶出拖车停车场后，佩格开始仔细观察门板。那个男人的事发生之后过了几周，她注意到门上有棕色斑点，于是跪在地上用纸巾和一瓶漂白剂喷雾把斑点擦掉了。今天她再仔细检查，甚至跪在地上去看最不容易被注意到的地方，没有发现任何斑点。
独自一人，她快高兴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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