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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伯顿医生不知道还有什么时候能比在医院急诊室外面等候更让她感到派不上用场了。她就是被训练来帮助病人的，但此刻在这个到处都是病人的楼里，她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无助地在脑子里给伤病员分分类。那个大约十二岁的男孩是手指头破了。她猜那个蜷在电视机旁椅子上的小伙子是刚从大学毕业的，他像个正等待着飞机坠落的乘客，也许是患了阑尾炎。那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得的病多半与精神压力方面的病有关，她的老伴儿陪着她，但一副烦躁不安的样子。琼暗自诊断她得病是为了唤起丈夫的注意。
新技术生育诊所的另两个合伙人格雷戈尔和皮特坐在琼的两旁，隔着一样宽的距离。他们三人看着不同的方向，没有人说话，大家都在替戴维斯担心（但是暗地里，琼估计她比他们更担心戴维斯的安危，即便他们认识戴维斯的时间比她早）。他们心里不安还有另一个原因：此刻在手术室中流血的人本来也有可能是他们中的某一个。
电视里出现诊所大楼的画面，一架直升飞机正绕着大楼进行拍摄。从空中看，大楼很普通，没什么特别之处。琼猜想格雷戈尔、皮特和戴维斯刚搬来诊所时心里也这么想。这栋建筑没有逼人的气势，立方体的外形除了让建筑批评家看不顺眼，倒也无可厚非。警察们小心翼翼地在楼前的草坪上走着。琼能从屏幕上看见在案发现场插着一些黄色的小旗，每面旗帜和戴维斯倒下的地点都隔着不同的距离。路人好奇地聚集在远处张望。电视屏幕下方的标题写着“克隆诊所恐怖事件”。
戴维斯的妻子和女儿在一个劲儿地哭，焦急的护士们把她们领到了里间。琼松了一口气，主要是因为她不知道和杰姬说什么。在杰姬·穆尔身边她总感觉不自在，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她们之间的眼神交流也会让琼脑海中浮现出弦外之音。
戴维斯曾经向琼倾诉过他们夫妻间时不时出现的矛盾，连一些私密的细节也说了。琼总是能吸引住比她大的男人（她在研究生期间与好几个教授及进修医生有过风流韵事），她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偶尔也和他们调调情。她清楚戴维斯忠诚、自信、专一的性格使他成为让人梦寐以求的男人，也正是这些特点让他顾家，即便（或者尤其）是家让他感到痛苦。
琼过去和三个已婚男人有过性关系，最终她都后悔了。其中两个男人现在都离婚了，这既减轻了她的罪恶感，又增加了等量的罪恶感。另一个男人还没离婚。每次一看到这个男人的照片，或是一份加菲利德自然史博物馆的资料（他曾经很喜欢这个博物馆），或是埃登斯高速路上通往他家的出口，琼都会回忆起这段情事，一想起来就感到一阵寒意席卷全身，她对自己说决不再干这种蠢事了。
她和戴维斯之间的关系现状让她很满意。戴维斯喜欢她，她也喜欢戴维斯。但他们从未有过肉体接触，除了在去年圣诞节派对上，戴维斯帮她换衣服时手碰到了她的手臂，这个接触时间持续了两秒钟，却已算得上太久。她可以在享受这个聪明、帅气、健康又比她年长的男人对她的关注的同时，在办公室偷偷地看他，在回家的车上或夜里躺在床上想像如果他们在另一个时候，另一个地方遇上，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
此时，格雷戈尔从急救中心的旋转门走进来，琼发觉自己没有注意到他刚才走了出去。
“看起来不错，”格雷戈尔说，“他会好起来的。”
“感谢上帝，感谢主，感谢基督！你确定吗？我们能见他吗？我能给那个记者打电话了吗？”皮特问。
“哪个记者？”琼眉头一皱。
“七频道的。我得查查她的名字。她答应过我如果我们一有消息就给她打电话，那样的话她会让摄像机离医院远点。”
格雷戈尔点头。“对，给她打电话，马上。”他看着电视。“有消息吗？他们逮着那个家伙了吗？”
皮特说没有。
“博纳维塔！”格雷戈尔怒吼道：“肯定是那个该死的博纳维塔。他如今在国内非常猖狂。孟菲斯、芝加哥都遭过殃，圣路易斯有可能就是他的下个目标。”
“我得打电话给我老婆，”皮特说，“她在柏林顿她表兄家。”他在额前发下抹了一把汗，“我们能回家吗，你们觉得如何？”
琼说：“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躲起来。”
其他两人没有对她的话表示同意的迹象。
皮特和格雷戈尔都打了电话，又安静地坐下等护士告诉他们何时可以回诊所，这样大约过了一个小时，然后他们穿过急诊部，乘电梯来到三楼戴维斯的私人病房。
戴维斯还在昏迷中，他的鼻子、嘴里都插着管子，这些管子好像半透明巨型昆虫的腿。他那瘦小的金发妻子紧张兮兮地用她那双圆得近乎滑稽的蓝眼睛一直盯着他的伤口包扎处。她以前练过体操，所以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在靠向病床时把前倾的身子控制好。
“他需要输很多血，”杰姬说，“他需要输很多血，但是他会好起来的。”
琼建议在新生育诊所里建立一个临时红十字献血站。三个医生都同意第二天献血。琼一只手臂僵硬地抱住眼睛哭红了的安娜·凯特，安娜泪眼汪汪，担忧地望着她。
回到家里已是凌晨，在黑夜中，琼独自躺在床上，回想起数年前自己和猖狂的魔鬼打交道的遭遇，她告诉自己，至少戴维斯失去的东西可以补得回来。几个月之后，当罪恶再次降临到安娜·凯特身上时，琼又一次说了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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