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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给你的礼物。”
安娜·凯特把一个薄薄的四方形包裹放在戴维斯面前。包裹的一边与她修长的手指一样长。她随手拉了把椅子放在前面，隔着桌子坐在了戴维斯对面。
“怎么想到给我礼物？”他高兴地问。安娜·凯特来他办公室的时机通常不太适宜，但总能让他高兴。虽说父亲为自己的女儿感到骄傲，因为女儿心情更好并不稀奇，但戴维斯敢说自己和女儿的关系不是一般的亲。虽然工作很忙，他还是把女儿培养成了这么好的一个姑娘。如果回到十几岁时，戴维斯肯定会仰慕她，和她成为朋友，还会使出浑身解数去追求她。更可贵的是，女儿有本事看穿十几岁的毛头小伙所有镇定自若又趾高气扬的屁话。
“本来打算等你生日时再送，”她说，“但想让你早点用上，而且我一旦为谁买了礼物，总想第一时间送出手，就像你一样。所以我想这份礼物可以称为‘多亏遗传了你’。”
“我遗传给你的？”戴维斯装出一副受到冒犯的样子，他拿起系着小小蝴蝶结的礼品盒，开始挑包装纸的毛病。“你妈才是那个没有耐心的人呢，她总是那样。”
安娜·凯特笑了。要把她逗笑是件容易的事。安娜小的时候戴维斯能把她逗得格格笑个不停，她的笑声仿佛一台发电机，源源不断地为她输送电力，直到几分钟后这剧烈的有氧运动让她笑不动了才停下来。看到她这样，戴维斯也会笑个不停。数不清有多少次，杰姬发现他们父女俩在房间里笑得人仰马翻，乐不可支。
戴维斯解开带子打开包装纸，看见黑色的塑料盒里放着一张光盘。“这是什么？”
“新近公布的出生和死亡记录，有阿肯色州的，密苏里州的，得克萨斯州的，俄克拉荷马州的，新墨西哥州的，还有内华达州的。从1800年到1833年的都在上面，但不是所有的州都有完整的记录。”
戴维斯把光盘翻转过来，发现没有商标也没有文字。“你在什么地方买的？说具体点。”
“买？”安娜·凯特把手伸进桌上的糖果盒里找巧克力糖吃，硬的不要。她取出一小块赫雪牌巧克力，剥开糖纸送到嘴里。动作在不经意间和她爸爸剥糖纸时一模一样（拿着糖果边缘，先撕左边，再撕右边）。“不是买的，”她嘴里包着糖说：“是下载的，先复制，然后刻成光盘。”
戴维斯狠狠瞪了她一眼，目光充满了责备。
“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包含了一点黑客的因素。”这是一种毫无悔意的坦白。
戴维斯不由地摇头。
“人们可以掌握信息，但没人可以把信息占为己有，爸爸。”她说，“这是达拉斯市政府一台中央服务器上的公共纪录，所谓的公共记录，却再过两年也不会被公之于众。我们要想看还得掏大价钱，这是法西斯的做法。”
“嗯。”
“这不仅仅是一份早送的生日礼物，也是一种非暴力抗议。”
“那就谢谢了。”他真心诚意地说。
“说到暴力，”——她在糖果盒里找到一块刚才漏网的花生黄油杯型巧克力——“最近收到过任何宗教激进分子的信件吗？”
戴维斯耸了耸肩，说：“嗯，有信件，便条，几乎都是些没法读的东西，从《新约》中引用了很多，有些还引错了。”
“‘HoG’还寄东西来吗？”
戴维斯从身后的书橱中取出厚厚一摞用橡皮筋绑着的信封，上面写着不规则的字母，信里的署名全是“HoG”，每个签名旁边还潦草地画了一只举着食指的手。戴维斯曾开玩笑地对诊所合伙人之一格雷戈尔说，寄信人肯定是阿肯色大学“尖背野猪”足球队的球迷。“冲啊，野猪（HoG）！”戴维斯开玩笑说，“第一是我们的！”
“是恐吓吗？”
“肯定是。至少也是对我们的警告。”
“你对这事儿太超然处之了，我不喜欢你这样。”
“那你希望我看起来更紧张点？”
“对，”她说着然后笑道，“我只是想得有点多了，我不想有什么事在爸爸身上发生。”
“我不会有事的，安娜。”他知道最近女儿心里一直悬着这件事。“上个月发生在孟菲斯一家诊所的事是个偶然事件，他们抓住了那个人，但不管怎么说那人已经死了。”
“他还有个同伙。”
情况也许真是这样。警方怀疑那次爆炸是臭名昭著的拜伦·博纳维塔怂恿的。他们也许已经错过了抓他的最好时机。对已经死亡的那个罪犯的调查至今没有任何进展。“实际情况也许就是这个样子，也许不是，我不会骗你的，现在确实有很多愤怒的疯子，这种事可能再次发生。但你要担心的话还是担心我在三州州际收费公路上开车吧。比起在这间办公室里被某个炸弹炸死，我更有可能在某次车祸中死去。”
“对，对，我明白。我们已经在驾驶教育时谈过一次了。一位州警官来到面前，带着沾满血污的汽车残骸和其他东西。想起来就可怕。”
“对了，既然你那么肯定诊所会出点什么事，今天干吗跑过来待在这儿？”
“钱。”安娜·凯特把头一歪，一只手平摊在桌上，手指还一晃一晃的，“另外，我这么年轻漂亮，老天爷是不会让我死的。老爸，和我一直待在一起吧，保你安然无恙。”
上帝啊，戴维斯心想，自从女儿出生以来他已经在心里默默地说过多少次这样的话了？只要自己能时时刻刻守护着女儿，她一定不会出什么事。戴维斯从抽屉里拿出钱包，取出两张二十美元的钞票放在她手中。
“说到年轻漂亮，我想起来在大厅里看见伯顿医生了。”安娜·凯特说。
“跟她打招呼了吗？”
“打了，”安娜接着说道，“妈妈讨厌她。”
戴维斯正要把钱包放回到抽屉里，听见安娜的话，手便停了下来。“你在说什么呀？”
“妈妈说她不喜欢有个这么漂亮的女人成天在你身边。她说伯顿医生是你喜欢的那种类型。”安娜模仿母亲的语调把最后几个音节说得抑扬顿挫。
“她这样对你说的？”
安娜·凯特摇摇头。“她对帕蒂阿姨说的。我想她只是开玩笑而已，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
“她疯了吧。”
“我们不用这个字眼的，爸爸你忘了吗？”
戴维斯皱起眉头。是的，他比女儿更清楚，杰姬的家族有精神病史，已知的有自杀倾向的亲人可以追溯到四代以前。杰姬有时很古怪（他曾经觉得杰姬的这个特点很迷人）。戴维斯和安娜长期观察她的古怪行径，发现其中确实有不合逻辑的迹象。有时候她会一个人自言自语或是全神贯注地进行为期一周的大清扫，每当这个时候，父女俩总会有一个人担心，而另一个人则奉劝其冷静。这个建议看来是正确的，因为杰姬总会恢复正常。
安娜·凯特会提醒父亲他自己也有过一连串古怪的行径：他也经历了尴尬而老套的中年危机，期间他买过不实用的表演型汽车，甚至花了七个星期的时间去学跳伞，却在第一次独立跳伞前就退出了。戴维斯从没有对杰姬不忠，连想都没想过。但有几次在办公室加班到深夜时，他向琼·伯顿医生吐露了对杰姬健康状况的担忧，两人因此而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他的妻子毫无疑问可以感觉到这一点。他没有和琼睡觉，但他们之间拥有另一种秘密。
“你在家里多待会儿会对妈妈的健康有帮助的。再说，也许我也喜欢你这样呢。”她把手伸过桌子，像朋友对朋友那样一拳打在爸爸的手臂上。“特别是周末你该待在家里。当然，我很快就要在星期六上班了，但你可以和妈妈待在一起啊，和她一起在花园里干活吧。”
母女俩长期以来一直都对戴维斯的工作时间耿耿于怀。安娜有时候用的办法也不是那么巧妙，她曾经直接把《纽约客》杂志上的漫画专栏给他圈出来，其中有一幅漫画名为“工作狂爸爸”。
通常，戴维斯不会做出承诺。“你想打工？”
“嗯，就在嘉普服装店，”她说，“反正我只花一半的时间在那儿。况且现在蒂娜也在那儿打工，每天都像我们固定的周六小聚，只不过多了个员工折扣。”
戴维斯笑了起来。
“我们找点事儿做吧，”安娜建议道，“我们一家三口，在我开始上班之前的这周六，进趟城怎么样？去伯格霍夫餐馆撮一顿，要不就兜兜风看看沿街建筑。”
星期六他已经预约了病人，电脑显示屏上醒目的蓝色显示出是三个人。很多病人在工作日抽不开身来诊所，就此事他已经向安娜解释过上百次了。
“好吧，”他说，“这主意听起来不错。”
“我来订位子。”安娜脚踏网球鞋蹦了起来，然后绕过桌子把脸蛋贴在爸爸脸上。戴维斯看见她的脸上被自己半天长出的胡楂子压出了红印。他真幸运，有一个愿意什么时候都跟自己待在一块儿的十几岁的女儿。“我要在老棒球场前面进行一小时的‘野兽’训练，然后再去莉比家，就别等我了。”
安娜·凯特走出办公室向大厅走去，戴维斯听见她向接待员爱伦告别。从窗户望出去，半分钟后他就看见安娜骑着自行车从小路拐到大街上，她头盔下的头发已有六英寸长，被风吹到肩膀上。
“我爱你。”他默默地说，在这些时候他经常这样，只为听见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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