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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玛丽·雪莱在她的《弗兰肯斯坦》里描绘了一个大胆得出格的科学家，拜伦和雪莱还是对科学启蒙的繁荣兴旺感到由衷的高兴。歌德不但是一个文学天才，更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艾伦·坡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拍手叫好。而丁尼生则预见了人类灿烂辉煌的未来。但在工业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文学圈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与人们对于科学进步的普遍信念恰恰相反，他们竭力反对科学的进步，大肆谴责科学和技术，鼓吹回归古朴的美德和永恒的价值。
布莱克就曾抱怨“该死的撒旦工厂”毁了英国的农村。卡莱尔也承认：“在管理外部事情方面，我们比任何时代都要先进，但在纯道德本性方面，在灵魂和性格的真正的尊严方面，我们也许比多数文明时代都要落后。”霍桑笔下的科学家们毁了他们自己喜爱的任何东西。，而爱默生则认为是事物在摆布着人类，把人类当马骑。
Ｃ·Ｐ·斯诺于1959年在《两种文化》的演讲中说：“文学知识·分子是自然的卢德派”。①他们“从未尝试过要去理解工业革命，也不可能理解工业革命，更不要说接受它了。……几乎每一个地方……知识分子觉得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不可理解，作家更不理解。他们中很多人被吓跑了，就好像是一个有情感的人对此正常反应是退却一样；一些人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犹如人在恐怖时发出的尖叫声。”
【① 卢·德派：19世纪初用捣毁机器等手段反对企业主的自发工人运动的参加者。】
对此·剑桥大学批评家Ｆ·Ｒ·利维斯则认为，文学的对象是人的感官，即道德意识，并认为伟大的文学应对文明提出深刻而尖锐的问题。但是“对于这样的问题是不可能有答案的，如果对‘答案’一词仅作一般意义上的理解的话。”更甚的是，这些问题将使社会进退两难，停滞不前，对前途悲观失望，对社会计划和科技进步极端不信任。
斯诺与利维斯之争实质上和19世纪80年代Ｆ·Ｈ·赫胥黎与马修·阿诺德之争，20世纪20年代威尔斯与詹姆斯之争是完全相同的。面对威尔斯对进步的信仰，特别是他后期小说中大力宣传的乌托邦理想社会主义，文学派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反乌托邦。最近文章中一直称之为“反面乌托邦”，此语即希腊语“病的”或“坏的”意思。这些文章认为科技的进步非但没有给社会带来好处，反而每况愈下，更不要说完美了，也许整个世界都要毁灭。
反鸟托邦主义不仅仅在文学上对威尔斯派的幻想作出反应；后者认为，人类的未来将是一个慈善的社会，普遍使用机器，并由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统治，甚至威尔斯想组织“一个公开的阴谋集团”，来创造一个更完美的世界，这一企图也显然成为反对派攻击的目标。
乔治·奥威尔于1949年写的《一九八四》被斯诺认为是“最强烈的愿望，即不希望有未来”。
而乔治·奥威尔本人在谈到威尔斯时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出身于本世纪的有思想的人，是威尔斯本人创造出来的。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通俗文学作家的作品，能产生多大的影响还是一个问题，但我至少可以肯定，在1900年至1920年之间任何作家用英语出版书都不可能像威尔斯那样对年青人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但是两次大战及经济大萧条使他们产生的幻灭也反映在文学作品上了。从而产生了像Ａ·赫胥黎的《华丽的新世界》（1932），扎米亚京的《我们》（1924），Ｃ·Ｐ·刘易斯的三部曲《佩里兰德拉》（1938，1943，1945），戈尔·维达尔的《救世主》（1953），伊夫林·沃的《废墟上的爱情》（1953），及安东尼·伯吉斯的《装有发条的橘子》（1962）等等许许多多作品。
反乌托邦的种种思想源出科幻杂志本身。为首的作家有斯坦莱·科伯伦茨、戴维·Ｈ·凯勒和Ｓ·弗劳尔·赖特，有时甚至像基本上算是乐观主义作家杰克·威廉森、弗雷德里克·渡尔和西里尔·考恩布鲁斯也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反乌托邦的科幻小说的主流。波尔和考恩布鲁斯合写的《太空商人》，1952年在《银河》杂志上连载，小说的标题为《容易赚钱的星球》。
最早及最有名的反威尔斯派的“反面乌托邦”作品是Ｅ·Ｈ·福斯特的《机器停止运转》，日期通常是从收入这篇小说的《永久的时刻》（1928）出版之日算起，而它第一次发表却是在1909年（《牛津和剑桥评论》，秋季学期）。
福斯特（1879－1970），小说家、散文家及评论家，他的见解及著作几十年来一直博得读者的尊重和喜爱。他最著名的一些小说特别是他1924年所写的《印度之行》，都涉及到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理解问题。他也写幻想小说，像收进《永久的时刻》里的小说和多次收编入册的《天上的公共汽车》。他还以《天上的公共汽车》为书名于1923年出版了他的小说集。
像其他的讽刺作品一样，福斯特在《机器停止运转》这篇小说里把威尔斯式的未来的城市描绘到了这样的地步：那儿的人们做什么都依赖机器，以致于没有机器的生活不仅显得野蛮，而且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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